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基于缓冲存货理论的实证分析

居民收入、支出不确定性的大小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子女数量对家庭消费储蓄决策中“缺乏耐心”的影响大于对“谨慎动机”的影响,总体效应体现为对家庭财富积累目标的负向效应;老人数量与子女数量的作用相反,体现为对家庭财富积累目标的正向效应。主要原因是子女消费被看成是家庭对未来的投资,与储蓄具有替代作用;而在既定社会保障制度下,老人数量与未来支出不确定性相关,因此,老人消费不足与当前“未富先老”的社会经济特征有密切关系。进一步的,子女数量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在各分位数处均为显著负向效应,并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作用大小呈下降趋势;老人数量则在低分位数处不显著,在中、高分位数处为正,并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系数增大。其经济含义是无论家庭富裕程度如何,子女数量和家庭财富积累都具有相互替代效应,而只有当家庭达到一定富裕程度,老人数量对财富积累才能产生影响,并随家庭富裕程度的提高,老人数量对财富积累的正向作用也越来越强。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家庭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子女数量则对城、乡家庭财富积累都具有负向效应,且对城镇家庭的作用效果更大;老人数量对城镇家庭财富积累有正向作用,而对农村家庭财富积累没有显著影响。     

民营企业财富积累与税收贡献相关性分析

企业财富积累与税收贡献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才能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并推动社会科学发展。     

趋同与差异:中日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与对策

家庭金融投资的目的在于实现资产的保值和增值,经济的转型和社会的变迁极大地对动了中国和日本家庭金融投资风险的趋同.然而,面临相似的风险,中国和日本应对家庭金融投资风险的策略却有所不同,日本政府、金融中介和投资家庭的互动更加有效地保障了日本家庭金融稳定的发展,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     

儒家文化、金融发展与家庭定位

通常人们会认为,儒家文化与金融发展有什么关系？金融发展与中国家庭重新定位有什么关系？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嘛。笔者通过研究认为,三者之间不但有关系,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关系愈来愈密切,特别是在当下的中国。     

金融多元化发展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风险的积累效应

金融结构的多元化虽然实现了对资金量和使用效率的改善,但虚拟经济的迅速崛起,诱使资金从投资收益率低的产业大量抽逃,引发实体经济内部的塌陷,并改变了社会总体的经济结构;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对资金的表外转移行为将直接作用于货币乘数,进而干扰央行货币供给行为,最终弱化货币政策对整体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效应。若无法实现有效监管,将诱发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     

“人口与家庭福利”研究

人口与家庭福利是对人口工作和社会福利工作中的共同对象——人口福利与家庭福利的整合,是一个全新的福利概念。人口福利与家庭福利有其指向上的相似性,政策内容的重合性,以及实施过程的一致性。人口与家庭福利具有大福利、发展型福利及适度普惠型福利特征,包括儿童福利、妇女福利、老年人福利等内容,其供给主体多元,实施方式多样。构建以家庭为媒介,覆盖人的整个生命历程,福利主体多元,强调适度普惠的人口与家庭福利体系,对于以科学理论支撑并推动人口均衡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农民工家庭福利功能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拥有重要的福利功能。但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农民工的家庭福利功能却呈现出了萎缩化、转移化和市场化的衰退趋势,需要国家社会政策的积极干预。通过引入一个社会政策介入家庭福利的理论框架,发现当前我国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干预行动总体上属于隐性家庭主义福利模式。农民工家庭政策的重构应秉持显性家庭主义的福利理念,助力家庭福利功能的培育,提升家庭履行福利责任的能力,支持家庭、强化家庭在社会成员福利供给中的作用,而非盲目地替代和承接其家庭福利功能。     

金融危机视角下当前我国农民工失业问题解析

我国以加工制造、出口为导向的中小型企业在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它们在危机之前又吸纳了大量的农民工,因而当前这场金融海啸无疑对农民工群体造成了重大影响。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农民工失业和再就业问题已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从政府、企业、农民工自身三个角度分析当前造成农民工失业的实际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互联网对家庭消费影响效应与机理研究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探究互联网使用对于家庭消费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的使用对于家庭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互联网的购物用途对于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工具变量回归也证明原结论是稳健的。在作用机理的探究中,发现家庭收入是互联网使用影响家庭消费的部分中介,即互联网通过增加收入进而提升了家庭的消费水平。最后,进行分样本回归,发现在城市、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中,互联网的使用促进家庭消费的效果更为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背景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创业的关系对双创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创业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缓解金融约束促进创业是直接机制、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促进创业是间接机制的结论。其次,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效促进农户创业。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农户创业,且覆盖更广。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尤其是社会网络维度广的农户。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就进一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户创业提出相应建议。     

基于家庭文化教育资本视阈下核心素养的获得途径探析

布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概念,将家庭教育作为与经济投资并重的影响子女教育表现的主因。关注核心素养教育,不仅是教育机构的任务,更是家庭教育的重要使命。从家庭文化教育资本视阈下,通过对家庭文化资本理论、核心素养内涵的诠释,来梳理影响子女核心素养的家庭文化资本要素,进而提出发挥政府的教育文化引导作用,加强学校文化教育建设,优化家庭文化环境等建议,来促进家庭文化资本在提升子女核心素养中的获得途径。     

“和谐社会”处境下和谐家庭建设与中国特色家庭福利政策框架

家庭是社会生活和社会福利制度最重要的社会单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家庭的结构功能与地位角色发生重大结构转变,传统的家庭问题演变为当前的问题家庭。笔者参考发达国家家庭福利制度模式,首次提出中国特色家庭福利政策框架,指明家庭福利服务体系建设目标、原则和制度化途径,提出家庭福利体系建设战略构想与若干政策建议。     

中国金融发展对贫富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运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等经济计量方法,对我国1981～2008年贫富差距水平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贫富差距水平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金融发展规模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中国贫富差距水平对金融发展规模影响不显著,而中国贫富差距水平与金融发展效率之间的因果关系也不显著,因此,从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着手发展中国金融业应值得重视.     

试论我国市对区县有关财政管理体制性文件的决策和执行方式

市对区县财政管理体制性文件是划分市政府与市辖区、县（市）政府财政管理权限,奠定市与区县两级政府权力与利益格局的规范性文件。目前市对区县有关财政管理体制性文件的决策和执行方式在法理权威、制度化程度和执行效率等方面存在一些缺憾。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法制、加强市人大与区、县（市）人大地位和作用、改进公民参与等措施,以改进现有决策与执行方式,提高决策的执行效率。     

加入WTO后我国合作金融机构面临的挑战、机遇及对策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加入WTO后 ,合作金融机构面临的冲击和挑战 ,并根据合作金融机构自身的特点、优势和机遇 ,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大股东代理问题研究

在代理理论的基础上,文章介绍了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大股东代理问题.事实证明,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明显高于未上市的公司;自然人控制的上市公司比国有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面临更大的的融资约束问题.     

中国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分析:理论与实证

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存在着理论分歧。我们以“两分法”为理论媒介,运用VAR模型协整关系的递归估计方法,对我国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均衡关系在1999年第1季度到2000年第4季度发生了结构突变,这是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采取的一系列经济和金融调控措施的结果。我们还评价了我国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政策对于两者关系的短期冲击和长期均衡的影响,从而为未来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可以借鉴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