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女性文本与身体叙事

“身体”是当今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主要应用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现象解读。相比于男性,女性文学的私人化性质使文本更具有亲身性,即更注重身体感受和欲望的表达。所以本文尝试用身体范畴来观照我国现当代女性文本的叙事,展示文本中想象、处理、呈现身体的方式,以及其中体现的女性欲望、身体经验的表达规范,从而认识在这样一个纷纭的世纪,女人从面纱半掩到自如呈现再到放纵狂欢的身体叙事历程,进而分析其中蕴含的深刻的文化意味。     

郁达夫小说的身体叙事

郁达夫小说表现出强烈的身体倾向.身体叙事在其小说中不但是一种技巧,也成为一个寓意丰富的符码.在他笔下,有身体才有故事,身体被无限放大,身体的痛苦与欢乐就是整个世界.郁达夫通过身体叙事寻找生与死、得与失的意义,并且辐射到民族性、文化和政治等领域,提供了通过文本认识身体复杂情态的更多可能.其成功的经验及历史局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身体叙事和身体审美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身体叙事学视域下的章明电影

身体叙事学强调以具有情境性、关系性的身体感知作为叙事的动力,体现叙事的内涵."身体"是阐释章明电影的美学风格与独特价值的重要视角:通过非职业演员的运用,使人物回归到未被规训的身体感知;"看"的动作将身体呈现为一个"感官的场所",将即时性的感知作为叙事动力;身体具有媒介作用,能够通过感知具体的身体情境理解丰富的文本内涵.     

新世纪文学婚恋叙事的研究态势

近年来新世纪文学婚恋叙事的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概观:一是对新世纪文化语境、研究方法的探究;二是从性别、身体与女性自觉的视角切入婚恋叙事研究,凸显新世纪婚恋叙事的政治意义;三是观照新世纪文学婚恋叙事的"欲望化"的研究及其伦理、道德考量。研究视角的进一步丰富、婚姻伦理的探究以及不同地域、空间文学的婚恋叙事研究,是当下新世纪文学婚恋叙事研究的进一步开拓和深化的有效路径和方法。     

延搁与重构：身体叙事学建构的诗学逻辑

本土“身体叙事”未涉及对“叙事”的自反性重构,但对“身体”之叙事功能有一定程度的认知与反思,这一偏重文化实践的功能性概念可视作身体叙事学的前理论形态。身体叙事学之建构被长期延搁,部分源自于学界对身体/叙事（学）两大元素间矛盾张力的漠视与无措。对“身体”与经典“叙事”的再概念化,是丹尼尔·潘代建构身体叙事学的基本路径。丹尼尔·潘代对“身体”的再概念化是通过历史化来达成的。其对“身体”的重释意在克服对象化“身体”的理论局限,进而将“身体”嵌入到身体叙事学的建构语序中。“叙事”（学）之重心落在形式运用而非故事元素上,这一倾向形成的内在原因在于,叙事学研究者并不知道如何去研究这些要素（如“身体”）。丹尼尔·潘代在批判性反思传统叙事学的基础上完成身体叙事学之重构,其理论兼顾“身体”“叙事”两个维面,是叙述之“是什么”（what）与“如何”（how）的有机结合。     

奥斯汀·克拉克作品中的身体隐喻研究

“身体性”是加拿大黑人作家奥斯汀·克拉克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以《锃亮的锄头》为研究对象,从小说题目、故事背景、叙事结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等方面挖掘出诸多具有典型意义的身体隐喻,并从认知隐喻映射理论的视角对其进行了解读,总结出克拉克小说身体性叙事的特点,揭示了作家的后身体哲学意识和女权主义意识,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作家对当下深邃博大的人文主义关照.     

中国古代医疗文学研究的关键词及其发展路径

疾病叙事、身体书写、文学治疗是中国古代医疗文学研究中的三个关键词,构成彼此独立而又相互交融的三维视角。疾病叙事、身体书写已在文学研究领域广泛运用。介入古代文学领域,身体书写逐渐转换为一个与疾病书写紧密联系的关键词。文学治疗是医学与文学的天然融会,以人类学的全新视野拓展了古代文学的研究空间。文学地理学视角可以为医疗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广阔视域,能够将区域医疗文化、区域创作环境、文学家治疗状况、文学文本与疾病的关联性整合为一个统一的研究议题。医疗文学研究需要以精神分析视角将生理与心理结合,目的在于探讨不同的涉医文本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以及承载的文学疗愈功能。文化记忆研究为医疗文学创造重新阐释医疗文学的机遇,疾病记忆是中华文化史的组成部分,由此可以构成一个不断拓展的理论视野。     

城市外来者:农家女身体书写与文化表征

上世纪90年代以降,文学在性别取向的农民工进城叙事中,出现了显著的农家女进城的身体叙事现象.基于城乡分治与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文学经由衣家女身体意象所荷载的文化症候的书写,其生存地位与文化身份、农耕文化与工商业文化、性别差异与男权话语的矛盾冲突,表征的是城乡有别的文化身份、生存地位、文化根植、家园意识等主题.     

“身体”视角与抗战文学

从"身体"视角研究抗战文学,可以获得如下新认识:第一,个人身体的细微书写与爱国主义的宏大叙事紧密相关;第二,鼓励裸露男性身体,但对女性身体的描写,却直到1980年代以后才有大胆的敞开与展示;第三,赋予人物明显的美丑对比,身体成为伦理与道德的标记物;第四,高大、威武、健壮的抗日英雄,反映出对国民身体与精神的审美想象与情感诉求。     

拟态物化丑化 ——论鲁迅小说身体书写策略

在鲁迅小说中,身体不仅是言说的对象,借以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而且成了言喻社会意识与权力话语的重要载体,也是了解鲁迅文学世界的一个重要维度。鲁迅运用拟态、物化和丑化等叙事策略来描摹小说人物身体,深刻彰显隐含在身体话语中的人格精神、社会思想和文化内涵。     

身体的隐喻——对张爱玲小说的一种解读

文学文本中女性的身体成为建构其主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身体、欲望的觉醒具有反抗男权、颠覆既有的性别秩序的意义。张爱玲的小说具有独特、鲜明的女性视角,小说中的女性身体叙事,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文本所具有的对男权文化的反抗和颠覆性质。     

“权力的本质其实是肉身的”——论莫怀戚小说中的“身体叙事”之二

肉体的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肉体化,是莫怀戚展开小说叙事的一大显著特征;文学和整个社会一样,它对身体和性的想像无一不是布满了意识形态、权力与文化的符号的陷阱.这种关于身体和性的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和符号预设,完全是根据权力话语的需要来进行建构的;权力建构既有随心所欲,即所谓灵活性的一面,同时又有顽固保守,即所谓坚持原则性的一面.权力回复到肉身化,是权力本身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更加重要的是,权力的肉身化归位,是引发和带动全社会回复到肉身化世俗欢愉盛景的关键和前提.     

隐喻·换喻·提喻——论中国当代情爱叙事的身体修辞

身体是情爱叙事的重要符码.不同时期情爱叙事对身体进行修辞的方式,必然受到不同时期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当代情爱叙事,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语境中,采用不同的话语模式与身体视角,由此产生不同的身体修辞模式.在公共话语模式中,叙述者以审视的眼光关注身体与意识形态之间的隐喻关系;在日常话语模式中,叙述者以正视的眼光关注身体与主体建构之间的换喻关系;而在私人话语模式中,叙述者则有意无意地迎合受述者的窥视欲,关注身体与性(别)意识的提喻关系.中国当代情爱叙事的身体修辞不仅揭示了身体意味的丰富性,而且揭示了叙事修辞的复杂性.     

女间谍:历史、政治与性别的合流——试论女作家对女间谍的文学想象

女间谍为战争文学中最恒久的象征符号之一,在关于女间谍的历史叙事中有很多无法填充的空白,但这并不影响它丰富的历史含义。相反,它为文学家提供了从历史真实到文学想象再创作的绝佳场域。民国时期,女作家从身体的政治辩诘出发,结合自己敏锐的性别体验,对"女间谍"这一形象的塑造显现了她们对道德、政治和性三者关系独立、细致的判断与思考。论文将集中论述女间谍这个特殊的群体所展示的女性与战争之间的充满悖论的真实关系和丰富的历史涵义。     

身体社会学:理解当代社会的新视阈

近年来,身体社会学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与研究取向,构成了聚焦和理解当代社会的新视阈。对身体主题的关注,既与社会学本身的理论旨趣有着内在的连贯性,也是对当代的身体、经济、技术和社会之间关系根本转变的一个必然回应。社会学研究中的身体具有物质性与精神性、个体性与社会性、静态性与动态性相统一的多元蕴意。身体社会学以身体为切入点,主要从结构与行动两种路径来理解身体的社会表征与符号意义,关注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具有感受性和体验性的"具体人",进而理解在现代性话语和理性逻辑规训下人的境遇。这种身体叙事与理论路径,涵括了丰富的话语场域、经验现象和社会学想象力,实际上表达了对传统社会学知识范式的某种修正、拓展与超越,为我们重新发展出理解社会的新的知识图谱与理论系统。     

近二十年日常叙事话语主题及向度转换

"日常叙事"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勃兴,使文学在与现实交流及对话层面贴近了大众的审美趣味,其中的日常性主题也因此成为小说叙事中的"新意识形态"。从物质消费、身体经验及性别视野等角度来解读曾被遮蔽的"日常生活"及自身"意义"在何种复杂的历史场域得以复活,并出现"价值"向度的转换,以此来把握转型期社会风尚与文学观念的互动和深刻变迁,对于提高文学审美品格、建立较为成熟的日常叙事伦理等均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     

身体叙事及色情文学的性别倾向批判

身体是性别文化的载体,男作家关于女性的身体叙事往往呈现了男性对女性肉身的"窥视",情色意味较浓.而女作家的身体叙事则往往与女性自身的整体存在密切相关,强调的是一种复杂的情感与意义的表达,呈示了审美体验的身体性,是一种非"私人化"的"集体型叙述声音";传统色情文学基本上是男性创作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男性读者的"窥视欲",呈现了明显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     

女性主义身体叙事在华语影像中的表达嬗变——从传统伦理背叛到民族大义冲突

身体在叙事中的作用在过去的文论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今天已经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当女性主义的身体叙事被提出以后,当代华语影像文化与身体叙事便存在逻辑意义的关联,身体叙事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生活的主导叙事符号。华语影像中的身体叙事由最初的传统伦理背叛到现今的民族大义冲突,正显示了女性主义身体叙事在传达转型,而这种转型一方面是正好和后现代社会的消费政治相呼应,另一方面是由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逻辑趋同决定的。     

论《宠儿》的身体叙事与主体建构

托妮·莫里森的代表作《宠儿》运用感性、物性的身体为叙事手段和叙事对象,使蓄奴制时代美国非裔尤其是非裔女性的历史际遇和现实体验得以由不可言说变得可以“言说”,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白人种族主义对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主体的剥夺与压迫,同时展现了后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身体为武器和战场展开的抗拒与颠覆;《宠儿》文本也得以借助身体叙事建构黑人女性写作的主体,消解西方理性传统和男性中心文化。     

人作为主体而存在——《朗读者》的身体叙事与主体建构

女主人公汉娜的身体是贯穿小说《朗读者》的一条主轴,也成为其叙述中的关键符号.它既凝聚了米夏和汉娜的个体隐秘情感,又承担了历史反思与当代主体建构的宏观叙事.作品充分发挥文学虚构的自由空间,以欲望身体的延展,指涉德国战后历史反思中的痛苦与挣扎,宣告了对传统价值观的贬黜,是对一种长久统领战后的所谓反思理性的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