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之"政府责任"的反思

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确立了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原则.该原则的确立是由中国的"国家主义"政治传统、国家与社会的双轨制社会结构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立法影响等诸多原因造成的.然而当下,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原则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产生了脱节,并且已经给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行将制定的<法律援助法>应该在界分国家与政府内涵的基础上,确立法律援助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基本原则.     

“学在官府”和“学术下私人”——试论先秦诸子之学同西周官学的区别和联系

<正> 一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奠基者是孔子,但其思想的渊源则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的周公.周公作礼,一方面建立了完备的 (相对于夏、商而言)、以氏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等级制的国家,另一方面则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这套思想观念的核心,就是所谓"德"——"天"、"孝"——"祖"的双重统一:"德"是和"天"相配的,"孝"则和"祖"相对应,而"祖"和"天"本来是一而二、二而一,统一不可分的. 祖先崇拜,是原始宗教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原始人不分物我,因此在原始人的思维中,与自然浑然不分的感性互渗意识占据了支配的地位,所以祖先崇拜是和图腾崇拜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所谓图腾总是一些动物或植物.在原始的图腾崇拜中,原始人直接把某种动物或植物同祖先等同起     

省宪运动与"联省自治"——中国近代联邦主义的萌芽、省思与启示

"联省自治"和省宪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盛行一时的宪政思潮和政治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联邦主义萌芽形式,省宪运动和"联省自治"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中国追求宪政的百年史上的重要一环.省思在国家结构问题的历史实践和现实选择,对当代中国国家结构形式的制度设计有所启示.     

中国古代国家观的新发展

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的冲突与融合进一步发展.雄踞北方的辽朝和金朝.以及后来的元朝和清朝,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在建立国家政权和相关制度的过程中,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现实要求,或"因俗而治",或易俗而"行汉法",在结合本民族历史文化风俗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历史上或当时主流意识的国家观及其制度,分别建立起颇具特色的国家政权.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则从历史之势、历史之变与常相统一的思想出发,对其进行总结和阐述,为中国古代国家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普适性制度公正原则与社会管理的有效性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并存的多元社会,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各种专业化领域的制度公正原则,纷纷试图成为指导一切社会生活的普适原则,这一倾向导致了对制度公正判定的分歧与冲突,从而出现了种种弊端,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建构普遍适用的制度公正原则,是提高社会管理成效、促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基本条件.可以把不同专业化领域的融合与合理的制度补偿作为建构的基本路向来建立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普适性制度公正原则.这一原则将成为克服制度不公、创新社会管理机制、提高社会管理效率的基本前提.     

博观约取 辞旨质实——评《中国乡里制度》

乡村社会实行乡里制行政管理,这是古代中国不同于古代欧洲的地方。乡里制度的宗法性与行政性的高度整合,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一些特殊性。历代乡里制度都是以对全体乡村居民进行什伍编制为起点,以“什伍相保”、“什伍连坐”为基本组织原则的。它是君主专制国家政权结构中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拥有按比户口、宣布教化、     

从柏拉图的哲学王到卢梭的立法者

在制度与公民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有好制度才有好公民,有好公民才有好制度"的悖论,为解决这一悖论,柏拉图引入哲学王的概念,卢梭则引入立法者的概念.柏拉图和卢梭在解决上述悖论方面存在两个主要差异:在由谁来确定共同善的问题上,他们存在着唯理智主义与唯意志主义的差异;在依据什么来塑造理想国家的问题上,他们则存在着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差异.最终,柏拉图和卢梭都不得不求助于神意来支撑他们的理论.     

度义因民:谋略的适用法则——兼论儒家"义利之辩"的现代转化

中国谋略文化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家,由于"不战而能屈人之兵".被逐渐广泛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当代,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谋略文化又掀起了新的热潮.正所谓"贤则谋,不肖则欺",谋略的滥用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如政治上玩弄权术、经济上坑蒙拐骗、社会交往中勾心斗角.为避免这些负面影响,先贤早就提出了"度义因民"的权谋适用法则,其中谈论"义"最典型的就是儒家的"义利之辩",但儒家的"义"强调宗法血缘等级制,与当今公平正义的标准有一定距离.为此,我们应弥补传统儒家"义"的缺失,建构符合现代标准的正义内容,将谋略的使用限制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     

从司法实践透视成文法国家法律适用的正当性——由实践个案引发的思考

对于法律适用的问题,成文法国家与判例法国家一直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在成文法国家,法律适用要遵循相关的原则及既定法律条文的规定,在通常情况下,没有调和的余地,以维护法的权威性与稳定性.但在司法实践中成文法国家固有的法律适用原则在维护法的权威、尊严与稳定的同时,却可能会造成法律偏离真实正义的结果.即出现依据法律务文的判决背离现实合理性的结果.为了达到法律适用的公正性与合理性,实现法所追求的公平正义,成文法国家有必要借鉴判例法国家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所注重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价值判断,解决目前诉争不断和恶意缠诉导致的浪费司法资源现象,从而起到克服法的局限性、稳定社会与法所追求的公平正义之目的.     

论封建宗法家族制度下的政治流弊

论封建宗法家族制度下的政治流弊○尹陇生（一）不管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如何变化，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家族制度及其遗存和变种却长期被保留着，影响和制约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体人格。梁启超指出：“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     

传统父系宗族中“族”的意义：以九族亲属制度的建构为例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儒家九族制度的建构逻辑。九族制度是儒学经典记载的亲属制度，也是宗法制度的基础，它确立了一个以己为中心、逐渐外推的亲属圈子，并规定了一个人亲缘关系的范围。《礼记·丧服小记》说，“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本文将对这句经文的解释和梳理为核心，讨论“九族”的建构过程。这一过程以“父—子”这一基本的人伦关系为基础，以“亲亲之杀”为核心原理，以“上杀”“下杀”“旁杀”为基本路径。此外，本文也对九族制度下“家”的基本形式进行了讨论。     

试论“五四”前后对宗族文化的重新审视

面对当代社会中"宗族复兴"的现象,有必要梳理和分析"五四"前后对家族制度和道德伦理的批判理路,发掘和分析其时审视宗族文化的多元角度和深层动因,追索宗族批判话语的生成背景,体会历史当时的丰富信息,从而对家族文化在新旧世纪的命运能有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认识.     

中国传统社会与国家同构状态探析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小农经济基础和宗法制度的制约作用 ,以及忽视个人权利、漠视经济利益的思想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处于一种同构状态。社会被笼罩在国家之下 ,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政治领域的规则成为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 ,政治权力成为主宰整个社会运行的指挥者。     

理论与流派：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水利社会研究

对于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而言,治水及水利管理的成功与否,实际上是关涉社会管理体系乃至国家体系的大问题。正是在强调水利与国家、社会整合这个层面上,对魏特夫的东方水利社会、冀朝鼎的“水”与“基本经济区”、弗里德曼和巴博德的“水”与“宗族社会”、杜赞奇的“水”与“权利的文化网络”以及“水利共同体”到水利社会与文化的研究等进行一一梳理,全面回溯水—水利共同体—水利社会的诸多理论,对我们深入地了解传统的中国社会无疑具有学术史的认识价值。     

个体修养·社会礼仪·政治伦理——《礼记》宾客礼仪伦理思想探析

礼仪道德是人类脱离自然界走向文明的标志。《礼记》中的宾客礼仪所体现的道德意义,大体可分为个体修养、社会礼仪、政治伦理三部分为内容。在《礼记》的宾客礼仪思想中,对“敬”、“让”思想的阐释,含有个体道德修养的伦理意蕴,其中以乡饮酒礼为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形式。作为政治伦理,宾客礼仪的内容是通过燕礼、聘礼等诸礼仪形式体现出来的。中国古代的宾客礼仪建立在周代宗法等级社会基础之上,其中具有生命力的内核仍镌刻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对于个人修养的提升、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春秋时期家臣职权扩展与宗法制嬗变

西周时期小宗世袭为大宗家臣，异姓亦可世袭为家臣，“事保厥家”乃其职责。然至春秋，家臣势力逐渐增强，由西周“事保厥家”的“宗法性家臣”发展成春秋后期“执国命”的“陪臣”。伴随着春秋时期权力下移，家臣权力上升、职能增强且家臣身份也呈现多样化发展。家臣制源于宗法制，在不断调整与完善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要摆脱宗法制的约束，逐渐发展成为后世帝国时期官僚制的雏形。同时，家臣选任及流动的自由冲击了宗法制下世卿世禄的原则，也折射出宗法制下传统社会观念的演变趋势，最终影响到后世“家”“国”关系的构建。     

民情反思与士人的社会改造行动——晚清温州永嘉学派保守主义的实践及其困境

同光时期士人推行的地方社会重建运动,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所引发的新民情经验反思的基础上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由士人集团所继承的学术思想传统,在塑造文人精英意识形态以及作用个人选择意志时起到了颇为关键的作用。同时,承担这些思想历史传统的组织载体为结社和宗族。社会位阶的差别以及对社会经验判断的差异,导致现实社会改造方案出现了分歧。其中,具有较高功名的上层士人选择了一条重建宗法和学统的保守方式,力求将人心气禀重新安顿到传统政治格局内,但这一努力在实施过程中所达成的民情效果却出现了与其“敦风易俗”这一初衷相背离的结果,即学阀望族成为垄断性的地方社会势力。这条保守路径最终陷入了困局,但并不意味着晚近士人经世作为的终结,相反,它孕育了中国现代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契机,即以普遍人格结构为心性基础的社会组织生活将成为现代民治政体的根本。     

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一个理论思考(英文)

与古代希腊、罗马及日耳曼不同,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走的是一条构建和谐的道路,即没有打碎氏族制度,而是在普遍存在的氏族组织的基础上滥觞国家的萌芽,国家与氏族长期并存而使早期国家完善与发展。氏族制度的长期存在和发展,这一古代中国独具特色的社会结构是和谐构建之路的深厚社会基础。古代中国早期国家构建过程中,十分关注各个氏族、部落的情、义、利、患等问题。这种关注与社会实践成为构建和谐的基石,也是那个时代的领导者成功的标识。直到古代中国早期国家成熟时,还能够看到构建和谐理念的痕迹。     

关东古代家庭结构面面观

从宗族、婚姻、人际关系等方面去考察,关东古代家庭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特点一是家、族、国为一体的宗族家庭;二是家庭婚姻的多维形态,即古代婚姻的多样性与近代婚姻的变异性;三是家庭中封建礼教的淡化与人伦关系的松弛.     

编辑主体系统的构成

编辑活动中的编辑主体是社会信息的搜集、整理、选择、优化和输出者,也是社会信息的调节者。编辑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社会信息资源,对社会受众的信息受传、文化体系的建构起着重要作用,编辑主体的编辑行为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编辑主体系统的优化与提升因此而成为必然。编辑主体系统是编辑主体所具有的与社会传播场进行对应的主观意识和实践能力的组合,它体现编辑者的主体价值,呈现编辑主体精神的自主性、目的性和创造性,它包括价值观念系统、道德自律系统、智能结构系统、技术结构系统等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