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蕃经济交往

唐蕃经济交往贯穿了吐蕃经济史全程。吐蕃奴隶制游牧经济对高原牲畜及畜产品的生产和对奴隶、丝绸、农产品、茶叶等的需求以及唐朝集权官僚经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唐蕃经济关系建立的基础。对于吐蕃来说,唐蕃经济交往是其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唐朝来说,唐蕃经济交往是其获得战马、增强经济多样性的重要条件。唐蕃经济交往史向我们展示了吐蕃与唐朝进行经济交往的必然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吐蕃部族合类性增长和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一员地位的形成。     

吐蕃节度使考述

吐蕃为了对唐与周边部族作战,将其本部的军事部落联盟组织与唐代的节度使制度相结合,在唐蕃冲突地区设置了五道节度大使,专事该地区的军事、民政及对唐及周边部族的外交等事务.吐蕃五道节度大使的前后名称及其内部建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先后改为"吐蕃东境五道节度使"、"吐蕃东鄙五道节度使",下设五"道"节度使,诸"道"节度使下,又设若干小节度使.该制度为吐蕃在唐蕃冲突中取得优势起了积极作用.     

考古材料所见吐蕃时期青海地区的佛教信仰

隋唐和吐蕃时期是青海丝绸之路及唐蕃古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青海地区由于处于汉藏之间,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唐朝佛教经由唐蕃古道输入吐蕃统治的核心地区,与印度输入的佛教产生碰撞和融合,形成吐蕃特色的佛教艺术。在吐蕃的大力弘扬下,吐蕃佛教向周边包括青海地区输出。以玉树和昌都为中心的吐蕃佛教摩崖造像年代主要集中于9世纪初,在艺术风格和题材内容上都具有明显的共性,说明在吐蕃时期,尤其是在赤松德赞和赤德松赞统治时期,青海玉树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吐蕃佛教的弘传中心,并创造了一套统一的佛教摩崖造像系统。在吐蕃征服青海地区后的近二百年间,吐蕃在这一地区留下了大量墓葬,墓葬的出土物中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佛教因素,可以透过它们窥见佛教在该地区的传播情况和存在状态：一些器物的造型和功能深受佛教的影响,如镀金舍利容器和吐蕃“王冠”;佛教中所流行的象征性图像广泛存在于一些生活器具上,包括迦陵频伽形象以及狮、象与莲花造型等。这些佛教因素更多地来自汉地,尤其是河西敦煌地区,与摩崖石刻中透露出的吐蕃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凸显了青海地区在唐蕃时期佛教文化面貌的多元性特征。      

自古不可分割的汉藏关系

考古发现表明,从旧石器时期到吐蕃时期,西藏文化与祖国内地文化的交流是明显的。从唐蕃关系、宋代与六谷部及厮关系看,汉藏友好往来是主流。元代招服吐蕃,实现了中华民族大统一。汉藏关系自古以来是不可分割的。     

唐蕃清水会盟在敦煌石窟中的图像遗存——瓜州榆林窟第25窟婚嫁图绘制年代再探

榆林窟第25窟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代表性洞窟,因为其中出现的唐蕃特色图像而备受学界关注,属于敦煌学和藏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榆林窟第25、15窟是为纪念783年唐蕃清水会盟而建的双窟,榆林窟第25窟婚嫁图与该窟统一集中完成,其绘制年代与该窟营建时代一致,应在783年唐蕃清水会盟前后。     

唐蕃在洱海地区的争夺与越析诏的兴亡

越析诏诏主及主要居住者为磨些人(今纳西族的先民)。磨些部落7世纪中期进入今云南宾川一带,652年后建立越析诏。建诏之后的一段时间中,越析诏能处理好与唐蕃两大力量的关系,在唐蕃争夺洱海地区的复杂多变形势下生存发展。之后,随着吐蕃势力在洱海地区的深入,越析诏与唐王朝关系出现变化,与吐蕃关系则较为密切。失去唐王朝的信任与支持后,越析诏被善于利用唐蕃矛盾并得到唐王朝支持的南诏于8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吞并。     

论吐蕃的军事战略与战术

吐蕃王朝在藏族史乃至中华民族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其军事方面的影响尤甚。吐蕃在军事战略上采取收抚周边部族,争取霸主地位与大国抗衡,争取平等地位;而在战术上高度重视,在许多战事,尤其在唐蕃战争中多次成功地运用了一系列战术。     

《送郭大夫元振再使吐蕃》考

《送郭大夫元振再使吐蕃》乃张说作给郭元振再使吐蕃的送别诗,题中"大夫"是指"朝散大夫"。郭元振是武后朝到玄宗朝初年的一位重要人物,曾于696年、702年两度出使吐蕃,为巩固边防、发展唐蕃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文章考察了诗题的最初面貌,推测作诗时间应是702年,地点应是灵州,并论述了郭元振再使吐蕃始末。     

唐与吐蕃首次遣使互访史实考略

［摘要］在整个吐蕃时期,吐蕃和唐朝一直保持着频繁的使者往来。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吐蕃遣使入唐,唐太宗随之遣冯德遐赴藏抚慰,唐蕃之间长达200多年的官方交往由此开启。唐蕃首次遣使往来是在赞普弃宗弄赞平息部落叛离,于633年迁都逻些后,内部局势稳定,积极向外拓展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为文成公主入藏作了积极的铺垫,为此后藏汉两族人民之间更进一步地频繁往来,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关于“吐蕃”之“蕃”的读音问题

“吐蕃”是唐初汉族对藏族在青藏高原所建立的政权的称谓,后来宋、元、明各代的史籍亦多沿用吐蕃为青藏高原的总称,至今还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历史专名,关于这个词的读法,今天多习惯按现行汉字发音,《现代汉语词典》 “吐蕃”条就注为“tnf6nV”(音土翻)。《辞源》(修订本)也大抵如此。但是,近年推出的影视片《大漠紫禁令》与《唐蕃古道》均将“吐蕃”与“唐蕃”之“蕃”读作b6(音播,阴平),其主要根据是藏语的本.音。此一读间虽有理据,却不免与习惯念法距离太大,因此引起了一些争论。看来,《辞海》(修订本)独有见地,在“吐蕃”条明确注“蕃”音为“b6”,不足之处是没有说明何以作此读的理由;另外,笔者认为,这一读音在声调方面还有商榷的余地。     

浅论唐蕃大非川之战

大非川之战是唐蕃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也是唐蕃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以大非川之战为起点,唐蕃展开了近两个世纪的对峙和争战,由此可见大非川之战的重要意义。关于大非川之战．治吐蕃史者往往语及,但多拘泥于论题,讨论的多是大非川之战某一方面的问题,没有从宏观角度进行考察。本文试图结合汉、藏文史料论述大非川之战的前因后果及对唐蕃关系的影响。     

代宗朝唐蕃关陇战争与京都防御体系的构建

唐代宗时期,唐廷在对待吐蕃入侵的问题上变得强硬起来,遂使吐蕃开始大规模进攻唐朝。广德、永泰年间,吐蕃数次进犯关陇地区,规模巨大,来势凶猛,让唐军难以招架,京都长安曾经一度沦陷。大历年间,吐蕃在关陇地区的攻势依然十分猛烈,而唐军在长期的战争中抗击能力也逐渐增强。纵观代宗朝的唐蕃关陇战争,可以说总体势态是吐蕃进攻,唐朝防御。为捍卫社稷,保卫京都,唐朝在与吐蕃交战中不仅重新组建西北边兵,继续实行防秋制度,而且还加强京都西北部军事要地的防御,同时又针对吐蕃骑兵特点采取闭城拒战、以守为攻的办法,逐渐在长安西北部构建起新的军事防御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吐蕃进攻长安的步伐。     

从维州的沿革看唐代羁縻州与正州的转换

维州地处唐朝与吐蕃斗争的前沿,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在唐蕃的长期冲突中,维州成了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在麟德二年,维州由羁縻州升为正州,仪凤二年、垂拱三年,维州又经历了羁縻州与正州的反复转换,期间也几次被吐蕃据有。在唐朝的羁縻府州制度中,羁縻州与正州的转换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这种事例不乏见于南北方的羁縻府州中,其原因涉及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等诸多方面。     

藏文史籍有关中原的记载及其研究价值

［摘要］藏文史籍中存在着两类有关中原地区的记载。一类是吐蕃历史的唐蕃关系部分有关中原的记载，另一类则是由专门篇章所记载的中原历史，并可细分为“中原王统世系”和“中原教法源流”两部分。这些记载以其独特的方式折射出藏族史家从其自身的世界观、历史观、文化观和价值观及立场出发，阐发他们对中原地区及中原历史的态度与观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试析汉、藏两地佛教的互动关系

汉、藏两地佛教的关系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唐蕃时期,汉传佛教向吐蕃传播,对吐蕃佛教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宋、元时期,两地佛教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明、清及民国时期,藏传佛教东向发展,在内地蔚然成风。三个发展阶段的关系模式虽不尽相同,但从总体上讲,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     

唐蕃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唐朝和吐蕃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的封建王朝，作为处于同时代的两个政治实体，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决定了它们之间存在天然的互补性。从法律制度上讲，它们之间既保持了各自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又有明显的相互影响的痕迹。历史上，唐蕃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彼此影响的特殊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藏汉两个民族源远流长的兄弟之情。     

唐边疆治理与用人方略——甘元柬墓志所见六胡州与唐蕃和亲问题考释

甘元柬与裴行俭、武三思及唐中宗有着密切关系，这对他的仕途产生了重大影响。《甘元柬墓志》提供的信息揭示了调露元年(679)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反唐与六胡州设立之间的因果关系。选任甘元柬等唐人出任六胡州刺史，表明六胡州建置初衷在于强化对突厥降户的控制，以扭转正在恶化的边疆局势，这与《新唐书》所述羁縻府州刺史由本部落首领充任有别。六胡州的建置既体现了维持部落组织之“羁縻”特性，也蕴含了羁縻府州向正州演化的因素，但这一过程并非线性发展。唐朝政府力图强化对内附民族的控御，六胡州的羁縻属性正在消减，但还不能视为完全意义上的正州。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中所载703年出使吐蕃的唐廷使者甘卿(kam keng)正是甘元柬，其身份是唐派往吐蕃的和亲使。甘元柬的事迹表明吐蕃的南向战略为武周所遏制，最终于长安三年以甘元柬出使吐蕃为标志，促成了唐蕃关系的缓和，在历经全面对抗之后形成的均势局面下，双方最终实现和亲。     

唐大历三年《监朔方军使杨献庭墓志》所见唐蕃关系

西安新见唐大历三年(768)《监朔方军使杨献庭墓志》,志文以安史之乱前后西域形势及唐蕃关系变化为背景,记载志主先后监军安西、朔方,参与名将高仙芝、封常清破大小勃律、收播仙镇等役,监朔方军平定仆固怀恩之乱收复灵州,印证了其时吐蕃—西域—中原的胶着关系,也为联系中西交通起重要作用的"吐蕃—勃律道"的存在提供了佐证。     

卷首语

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语言已经处于濒危状态或正走向濒危，针对民族语言面临的危机，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孙宏开研究员在“濒危语言研究”栏目中对此作了重要阐述。赵阿平教授对满语、赫哲语进行了演变比较研究，刘辉强研究员对尔苏语、纳木依语、贵琼语、扎巴语发出了拯救的呼吁。越析诏的兴亡是纳西族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南诏与吐蕃、唐王朝关系中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详细分析了唐蕃在洱海地区的争夺与越析诏的兴亡。著名人类学家、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周大鸣教授在本期“人类学研究”栏目中，从关注散工…     

吐蕃王朝的分裂与灭亡

文章以吐蕃赞普朗达玛（乌依冬丹vuvi dum brtan）薨后仍有两脉后裔自居正统行使吐蕃政权为引,导引出以汉藏文献史料典籍、外文专著考据论述,交叉辩证了佐藤长、山口瑞凤、伯戴克及理查逊等藏学者研究的优劣。笔者认为,在欠缺可信第一手史料之情况下,仅能仰赖后期的教法史料、片断残缺的敦煌文献,以及因外交中断致记载紊乱的汉文史料等,造成后世对吐蕃的衰亡过程有诸多误解。因此,需以汉文史料记载为基准,如唐蕃边境往来文书记录等,并参酌如藏文教法史、敦煌文献、碑铭、简牍等藏文文献,再核对时代背景予以佐证,如是方能得以相互印证、补阙且纠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