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的限制中对自由的张望--穆旦诗歌《春》导读及相关问题

穆旦是一位晚出而重要的现代诗人。穆旦的晚出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时间节点：一是在中国现代新诗的代际序列中,出场较晚;二是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较晚;穆旦的写作具有独断的性质,诗歌展开的前景更符合新诗发展的艺术逻辑。但穆旦对后来者的创作缺乏深刻的介入性影响,“诗歌艺术精神”似乎具有某种孤立的性质,在后来者的写作中,很难找到比较清晰的对应和传承线索。《春》,或许可以从一个视角带动对穆旦诗歌相关问题的探讨。     

老子的“三宝”初探

老子曾宣称:“我有三宝,一日慈,二日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67)《老子》一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而独将“慈”、“俭”和“不敢为天下先”置于三大法宝的高度,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但是,前人对此研究不多,本文拟就三宝的内涵、三宝之间的关系,以及三宝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苏轼的诗歌理论

苏轼的诗、词、散文俱佳，又擅长书画。他的诗歌理论，除了吸取前人的理论成果外，主要是结合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而形成的。苏轼主张诗歌要有为而作，以“济世”、“救时”为目的。与此相联，他还主张“不能自已而作”。在艺术表现上强调随物赋形，文理自然。在艺术风格上，提倡“自成一家”，但又力主风格多样化。苏轼的诗歌理论．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儒家的“中和”观与中国的书法艺术

儒家思想曾给中国的书法艺术以巨大影响，其“中和”观就是儒家最重要的书法艺术观。所谓“中和”艺术观，就是通过书法艺术结构内部的各种审美因素间的对立和变化，达到“中和”或“和谐”的理想境界，以求充分扩大其艺术表现力，最大限度地展现书法的艺术魅力。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王羲之就是唯一达到这一理想境界的人物，后来众多的书法家只是继承王氏书法艺术的某一方面的特点而无法与之比肩的原因，就在于后来者都没有达到这一理想境界的缘故     

王尔德面具后的真相：生活艺术化与人生艺术化

王尔德在人生和作品中表现出许多矛盾面具,引人关注。借用韦尔施对现代审美活动的分析可以看到,王尔德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为艺术而艺术地生活”信条和人生艺术化的“为艺术而成为艺术人”信条当作“为艺术而艺术”唯美理论的注释和扩展,通过塑造矛盾面具,进行多重自我建构,体验丰富的艺术人生,使自己的审美追求达到极致。     

重释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的论争--长期遭受误解的一桩现代文学史公案

现代文学史论著一直认为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争缘于“为人生”与“为艺术”的对峙,这其实是一个重大误解。文学研究会的初衷在于建立“著作工会”,所以它明确宣称对于“为艺术”与“为人生”两不偏袒。这种网罗天下的姿态使得它迅速壮大并居于新文坛的中心,给“后来者”创造社的崛起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而对于“为人生”与“为艺术”本无偏见的创造社,为了自身崛起的需要,只能采取“挑战”姿态,不得不对作为“著作工会”的文学研究会一切从文坛需要出发的“功利化”倾向进行抨击。因此,“为人生”与“为艺术”并不是双方之争的根源,相反,由于论战的需要,反而造成了文学研究会的眼光变得更加“现实”而创造社则进一步偏向于“浪漫”激情。     

声乐语言在声乐学习中的重要性探析

随着声乐艺术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对声乐艺术的鉴赏水平不断提升，声乐艺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昌盛的阶段，人们希望有更多的好歌声及好作品出现，因此，声乐艺术亟需从科学方面创建一种规范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和科学体系，以供后来者进行学习和探讨。本文简要阐述声乐和声乐艺术的内涵，着重对声乐语言在声乐学习中的重要性加以探讨。     

媒介难忘——电影媒介的美学分析

媒介本质论将艺术形式与艺术媒介本质地连接在一起,认为创作、欣赏与评价等活动都应该立足于媒介的特性来进行;经典电影研究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了以上命题。以卡诺尔为代表的后来者,主张在电影研究中“忘掉媒介”,认为媒介只是工具,它不能限制艺术。但也有研究者并未放弃对艺术媒介的理论维护,例如高特,他将媒介的理论价值用三个媒介特殊论命题系统地呈现了出来,我们在认识、解释、评价和创造艺术品时,应立足于其特殊的媒介特性。而如果站在更为宽广的大众媒介的理论视野来理解电影与媒介,认识到电影作为大众艺术代表的地位,则能够合理地融汇卡诺尔与高特之间的二律背反。     

王渔洋“神韵说”初探

<正> 王渔洋是清初著名的诗人兼诗歌理论家。他不仅以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被尊为“清代第一诗人”;而且他所倡导的“神韵说”诗论,也曾影响清代诗坛近百年之久。从“神韵说”的主要内容看,它上承宋严羽的“妙悟说”,下启近代王国维的“境界说”,表现出渔洋对诗歌内在特征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其中不乏对诗歌艺术的真知灼见,尤其是对创作思维状态和艺术灵感的论述,更是达到了前人诗论中从未达到的高度。但是,由于渔洋的艺术见解远远超出于同时代一般诗人之上,而当时的诗人对“神韵说”又缺少真正领会,所以毁之者只是攻其皮毛;而誉之者的诠释也不是失之简单、片面,就是大而无当。令人遗憾的是,解放后,我们对“神韵说”这份文学遗产也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三十多年来专门探讨“神韵说”的文章几乎绝无仅有,而在一些文学史著作或是在论述其它问题     

试论中国传统艺术的本体精神

中国传统艺术(这里主要涉及绘画和书法艺术)中蕴涵着一种哲理化的“本体”精神。而一些探究“本体”的哲学(比如庄子哲学)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审美和艺术意味。在传统哲学中,“本体”亦可称之为“本根”。对此庄子曾有这样的描述:“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这个本体亦可用“独”(朝彻而后能见独)或者“一”(一也者,万物之本)加以称谓。但在先秦哲学中,“道”和“气”则是最常见的“本体”称名。这些异名同义的本体内涵就是指宇宙万物产生和发展及存在的最后根源和最高根据。由中国哲人探究和建立起来的“本体”精神广泛地渗透在传统艺术的血脉中,成为传统艺术的内在生命和灵魂。本文将对“本体”精神的丰富内涵作细致的辨析。     

有法无法之间——古代关于艺术创作有无成法的认识

艺术生产是一项充满个性和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文艺创作是否有固定的方法和原则?如果有,那么设法找到它、尽力照搬照套就可以了吗?如果没有,那么研究总结前人艺术经验还有什么用处吗?再进一步问:“有”和“无”之间是否是截然对立、不可逾越的呢?这些问题,在我国古代曾经长时间发生歧异,因此,一般往往认为我国古代在这个问题上是两派意见:“有法”论和“无法”论,二者是对立的。然而,当我们综观古代文学艺术理论,仔细审视古人全部论点之后,我们又不能不惊讶地发现,古代文艺理论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观点竟是那样充满艺术辩证法光彩的。探讨总结古人这方面的见解,对于指导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是很有益处的。     

品味克莱夫·贝尔的“意味”

贝尔提出艺术乃“有意味的形式”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即他极力贬低再现写实性艺术,并为以塞尚为代表的“后印象派”的艺术实践作直接的理论论证。在他看来,一切艺术的基本特点绝不在于对现实的再现,而必须是对某种特殊感情的亲身感受。只要我们能够找到在一切艺术中唤起我们审美情感的普遍性质,也就解决了艺术的基本性质。这性质即“有意味的形式”：“离开它,艺术品就不成其为艺术品;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没有”①贝尔是由情感出发来探讨审美和艺术本质的。“有意味的形式是对某种特殊的现实之感情的表现”②,“艺术家…     

浪漫的变形——创造社与“为艺术的(而)艺术”文学观念之关系的再探讨

本文认为前期创造社的主要成员虽然深受西方“为艺术的 (而 )艺术”这一文学观念的影响 ,但他们并未全盘接受这一观念 ,而只是与其产生了局部的共鸣 ,即在艺术发生学上坚持“为艺术而艺术” ,但对艺术产生后所具有的社会功利作用却积极认同。这就使前期创造社与西方唯美主义有了根本的区别 ,创造社是对“为艺术的 (而 )艺术”观念进行浪漫的变形后 ,借以表达对艺术特性的重视 ,要求艺术表现的自由     

“诗中有画”的格局流变与美学追求

苏轼提出“诗中有画”、“诗画一律”命题后,经过千百年来艺术实践和理论论证,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诗中有画”经历了重写形、形神并重和偏重写意传神三个阶段。钱钟书先生早年曾说过:“诗和画既然是艺术,应该有共同性;而它们并非同一门艺术,又应该各具特殊性”。本文着重就诗和画的“共同性”及其相辅相承的发展流变,对“诗中有画”作进一步探讨,以期把握其美的规律与追求。     

匈奴与乌桓的关系考述

学界对匈奴与乌桓的关系研究涉及比较多,但有些问题仍未得到实质性的进展和突破,这是因为后来者在前人研究和对史料罗列的基础上,缺乏深入的研究和系统分析.在梳理匈奴与乌桓关系的同时,就乌桓与匈奴的役属关系和规定交纳的皮布税何时中断、何时开始、何时解除和摆脱等问题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鲁迅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的精神挖掘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挖掘最深的作家。在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进行猛烈而全方位的抨击时,他非常注重在批判对象的思想与精神深处进行发掘。其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的精神阐释的深刻性在于:不但惊醒了世人,而且昭示了后人,为后来者的探索指明了道路。     

论苏轼的艺术辩证法

在对文艺基本问题进行判断和解析的过程中 ,苏轼常常以哲理思辨代替直觉感悟 ,以开掘物理代替经验描述。因此 ,尽管他不可能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揭示文艺的一般规律 ,但仍能以朴素的辩证思维来分析和总结自身的创作感受。他充分注重了“形”与“神”之间的层次性及其不即不离的相互依存关系 ,以一种辩证的艺术认知范式阐释了“形神皆备”的创作原则 ;他深刻揭示了“道”与“技”的相关特质 ,并艺术地发现和把握了两者之间的逻辑关联 ,进而提出了“道技两进”、“心手相应”的观点 ;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外枯而中膏 ,似淡而实美”、“精能之至 ,反造疏淡”等一系列见解 ,充分注重了对平淡与绚烂审美范畴各个因子之间逻辑联系的细微把握 ,从而揭示出了其内在结构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苏轼还坚持“尽其自然之理 ,而断之于中”的为学之道 ,在尊重和重视前人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 ,力主求新达变、革故鼎新 ,并将之贯通和转化为艺术创造中的自觉精神     

探索文学：站在时代的最前沿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所谓“创新”就是创造原来没有的东西。就文学创作而言,如果作家遵从社会认可的思想观念,使用前人用过的比较成熟的艺术技巧来创作,这当然是成功率比较高而风险比较小、效益比较大的,而且也能写出不错的作品,但这不是创新。如果所有的作家都这样写,写出的都是这样的作品,那么文学就失去了新颖性和创造性,就会因思想或艺术上的陈旧而失去生命力。因此,有作为的作家总要或多或少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令人注目的是,还有这样一些作家,他们在创作中把全部的或主要的精力,用于思想观念或艺术形式的创新,…     

白石诗论中的“意”与“境”

认为“意”、“景”相融而相生,是我国古代诗论的传统。诗人主观翻空易奇的“意”只有在诗歌所描绘的景物中才能获得被认识的基础。所以,根据意(情)景(境)相生的艺术现象,探讨在情景相融的艺术境界中诗人如何达“意”,如何取境,始终是我国历代诗论家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那么,对这个问题,姜夔(白石)有什么认识?白石说:“体物不欲寒乞。”所谓“寒乞”,据我理解,殆有二层意思。一是模仿古人——套用前人诗歌描绘过的景物,将前人已体验过的生活感受改头换面,在古人诗歌中乞讨生活。二是牵强吟咏。——这即包恢《答曾子华论诗书》中抨击的创作态度:“盖本     

典型的个性与共性统一的原理不能轻易否定——与沈仁康同志商榷

读了沈仁康同志的《典型琐谈》(载《学术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得益不少。沈仁康同志在文中批判了长期以来,特别是“四人帮”统治时期典型理论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提出对于艺术典型的问题要“结合创作实践,进行分析、研究、探讨和总结”,这我深有同感,并表示完全赞同。但是,文章把典型理论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归咎于个性与共性统一的原理,认为因此而“造成混乱”,“很容易把工作上的典型概念和艺术典型概念混同起来”,“导致了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结论”,抹杀了“艺术典型的独特的特色”,那就未免失诸偏颇,我认为就值得商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