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刘师培陈独秀人格说合论

清末民初,刘师培与陈独秀理性清算传统畸形人格,如鞭挞"清而不和"之徒和"雅人名士"逃避现实,"和而不清"之辈与同流合污者自甘堕落,国民爱国思想薄弱.同时,他们努力以学理构建近代理想人格,强调近代国民应具备积极入世、人格独立,自强不息、尚武善斗,秉持公理、道德优良,公私统一、家轻国重等品德.此外,还积极探索塑造人格之道,欲藉破"三纲之说"与老庄思想,融合中外文化,改造传统团体和加强修身与教育示范等途经以达到重塑近代理想人格之目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众启蒙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启蒙思想家们在民族危机日益紧迫的背景下,超越了物质和政治层面改革的局限.提出了人的近代化问题.他们对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大力批判,并以西方国民为范本,塑造了具有崭新理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新国民形象.为了实现自己的"新民"理想,启蒙思想家们积极探索并实践了各种启蒙民众的途径和方法,为近代中国的民众启蒙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旧邦“新人”——“五四”现代人道主义国民精神改造观

"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对于彻底改造整体性萎缩的中国国民精神、重塑"新人"提出了重要方案。首先是要树立科学"人学"观,改造已经严重堕落败坏的国民人性及道德生活。其次是要对国民进行理想人格培育,不仅要在共同的人类生活中树立"精神独立"的观念,塑造真正的"个人",而且还要培养对他人精神"感同身受"的心理机制,以及以坚实"现实精神"为基础的"理想主义"与"社会改造勇气"。"五四"现代人道主义对重塑"新人"思考的践行,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重要的精神遗产,对当下亟待改造的民族精神具有巨大意义与价值。     

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与其“新民”理想观

梁启超思想复杂多变,既有反复之处,也有精进之象,其坚持民权思想则是一以贯之的.他明确地将民权与御侮救国,即思想文化上的启蒙同现实的救亡图存有机结合起来,这表明其本人的思想已经超越了维新范畴.他把国民与奴隶予以区分,致力于使民众彻底根除"奴隶性"、抛弃"奴隶行",而成为国民.后来"五四"新文化倡导者展开国民性讨论,揭露和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实际上是对梁启超这一思想的发展.他的"新民"理想观其实比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更有理论深度,更有历史意义.     

鲁迅精神人格论

本文主要分析鲁迅"坚忍"精神人格的生成,他对国民人格理想的探求,及其自身所表现的行为特征.     

毛泽东早期对社会改造道路的认识与选择

社会改造思想是毛泽东早期社会理想中最突出的部分,集中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认识和思考。通过对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入分析,青年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其早期独具特色的"新社会"理想,包括"文明其精神、强健其体魄"的"新国民"理想;从"民众联合"到"俄式道路"的"新制度"理想;改造教育、重建家庭、改良风俗的"新生活"理想等内容。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社会改造理想的探索,毛泽东不仅最终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构筑了其早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具体维度,成为毛泽东一生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民幸福视角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兴起对国民幸福造成不良影响,以GDP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无法如实反映国民幸福水平,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问题冲击着国民幸福,这促使人们反思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促进国民幸福水平的提升,而"不丹模式"下"国民幸福总值"的理念和实践则对我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科学地构建和测评国民幸福指数,将国民幸福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取向,正确看待经济因素对国民幸福的影响,注意社会转型期提升国民幸福的关键,这是从国民幸福的视角思考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启示。     

五十年中国国民人格演变轨迹——兼论中国革命道德与理想人格的塑造

新中国五十年 ,中国国民人格经历了传统依附人格、理想圣贤人格、现实边际人格和现代新型人格四个阶段。其中 ,理想人格的形成是将革命道德扩展到全社会的必然结果 ,是一种超现实的历史飞跃。对 5 0年中国国民人格的反省 ,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型人格的创建 ,因为 ,社会的现代化首先是人格的现代化 ,以旧人到新人的飞跃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对国民人格的塑造既要合理引导 ,又不能超越现实     

五四时期“少年中国”理想探析——以少年中国学会为个案

五四时期的"少年中国"理想主要是受到"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等的启示。就少年中国学会的"少年中国"理想而言,不仅内容非常丰富,而且浪漫色彩非常鲜明。通过发展教育和实业,一方面可以奠定实现"少年中国"理想的事业基础,一方面可以创造新国民并培养其健全的人格。然而,由于"少年中国"理想的目标指向模糊不定,"少年中国"的创造方法又不明确,无法形成一个分工合作的计划,以致少年中国学会的"少年中国"理想没能成为现实。     

病态人格的现代拯救——阿Q人格分析与“立人”思想

以鲁迅的“立人”思想为论述基点,运用马斯洛的人格理论分析阿Q的病态人格及其与理想人格范式——自我实现的人存在的差异,在理想人格范式构建的具体途径中着手中国国民的人格再造,以实现对新世纪“立人”思想的发展和民族人格自我再造。     

老舍欧洲乌托邦的幻灭与中国文化身份的追求——从《猫城记》到《断魂枪》

欧洲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对留学英国的老舍在认知结构等方面形成了某种制约。更明确的说,就是欧洲关于东方的知识使老舍认识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形成了某种定式,让老舍形成某种“自我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使老舍在小说创作中受这种思维方式影响而不自觉。20世纪30年代老舍回国后,试图摆脱这种影响,在这方面开始了痛苦的文化探寻：突破自我东方主义的影响,探寻中国文化身份。他~jtl,说《猫城记》和《断魂枪》记录了这一转变历程。     

从话剧《茶馆》看老舍悲喜交融的创作特色

老舍作品常常呈现出一种悲喜交融的创作特色。作为幽默大师的老舍,在创作其作品时经常把喜剧性和悲剧性巧妙的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寓悲于喜、寓庄于谐的独特艺术风格,诙谐幽默的语言往往描绘着一个个令人叹惋的悲剧。话剧《茶馆》典型而又鲜明的体现着老舍悲喜交融的创作风格,剧中人物的言语诙谐幽默,人物的命运悲剧寓予其中。老舍通过对人物的简要塑造,旨在探究人物的喜与悲的社会根源。     

老子思想三论

老子的道本体论、和谐思想、自然无为和依道治国的思想以及老子首创的作为哲学范畴的道和自然、无为等范畴值得作出系统的考证和阐释,以澄清在这些思想和范畴上的模糊认识。老子无为而治和依道治国的思想特别值得重视,老子无为而治的理念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老子由此提出的依道治国方略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治国方略,对老子无为而治的理念和依道治国的方略,应当批判地汲取其思想精华,要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时代性问题加以诠释,使其成为富有时代精神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     

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人的和谐人格构建

"现代性"推动了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同时带来了人的分裂和异化,也因此产生了和谐人格的构建吁求。西方"和谐人格"思想源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人类命运的关切;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是中国人和谐人格塑型的理论基石,也是中国人现实人格发展的理想目标;中国人"和谐人格"的构建需要在中西现代性语境比较之中,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与文化传统展开。     

斯威夫特对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的影响

乔纳森·斯威夫特是一位杰出的讽刺作家,其作品对后世的讽刺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代表作《格列佛游记》最早在清朝末年被引入中国,并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而它的中译本中产生影响最大的还是林纾的译本,名为《海外轩渠录》。目前,中国对斯威夫特作品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很多,但它们多是停留在将其与中国某位作家的某部作品进行单一比较的层面上;本文试图将其对中国现代讽刺文学几位主将的影响结合在一起,汇集前人的研究成果于一体,从宏观角度探求斯威夫特对中国现代讽刺文学产生的影响。     

法治国家对公民教育的诉求

法治国家既是公民教育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也是公民教育的价值追求。培养独立人格,塑造国民的道德观,型构国民的世界观,培育国民的民族观,传授科学知识,普及法律常识,训练国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技能,是法治国家对公民教育的七大诉求。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场域,学校教育应该适应公民教育的需求。     

杰出的马华文学史家方修

方修是马华最为杰出的文学史家。本文从史观、史识出发,把方修的文学史研究与他的心灵特质、人格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论证了方修的文学史研究是他作为生命的展开方式而不断证实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     

从刘勰的“梓材”说看理想人格的建构

刘勰在《文心雕龙·程器》篇中提出梓材之说,要求君子具备藏器待时的心理素养、内圣外王的道德建构、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和经国济世的智慧才能,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人格的理想范式,但也暴露出中国传统人格理念中重德性而轻知性、重理性而轻感性、重群体而轻个体的历史局限。     

论老舍《茶馆》对传统戏曲艺术的继承

当中国现代话剧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方法作为话剧的唯一创作方法的时候,老舍却将目光投向中国传统的戏曲与曲艺,并将中国传统艺术融进中国现代戏剧。《茶馆》便是老舍将中国传统艺术融进话剧的典范,目的有两点:第一,为了"写法多少有点新的尝试";第二,将传统的"玩艺儿"保留下来。继承古典戏曲的象征性与舞台假定性,并向传统曲艺学习语言,特别是将相声的表现方式运用于话剧中,推陈出新,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话剧之路。     

从市民形象塑造看老舍的文化心态

老舍的小说构筑了一个独特的现代市民社会。透过老舍笔下市民社会的世态人情和世事变迁,可以看出老舍对"市民形象"的清醒认识,也可以看到老舍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独特的文化心态。他一方面深感民族的愚弱而神往古老民族在现代意识的拯救下获得新生,一方面又对古老文明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衰败表现出难以按捺的焦灼;他既站在现代意识层面上重新审视传统文明,又从传统文明的角度批评现代文明带来的人性沦丧;他既抨击古老民族血液中的沉淀物,又力图让传统美德溶进时代潮流中去,从而显示出他在新旧交替时代的觉醒和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