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诗潮”内在流变的逻辑结构

中国的新诗创作在七、八十年代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经历了新诗潮、后新诗潮、新诗潮后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新诗潮以“今天派”为核心,其后劲为“现代史诗派”及新传统主义诗群与东海诗群;后新诗潮是新诗潮的延展与深化;新诗潮后是对新诗潮的游离,其主要队伍是“生活流派”、“他们派”与“非非派”。就广义的新诗潮看,最旺健的力量乃在后新诗潮中。     

自我与文化——关于文化在80年代中国诗歌中的地位

“思想解放”的信号发出后，自我与文化这两个题目在文学作品和一般讨论中成为热点。自我发现标志着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中国新诗潮的滥觞，８０年代中期“寻根”重新发现自己的文化传统，诗坛兴起“史诗”热潮。本文就自我与文化的关系讨论《敦煌》、《飞天》、《有关大雁塔》三首诗。在阐释这些诗的同时，也就现代世界中自我与文化这一关系陈述一些看法     

二十年沧桑再看“朦胧诗”

文学艺术的各领域都在回顾和总结中寻求新的发展。而当代诗歌的回顾，则无法回避２０年前的那场新诗创作和论争的热潮。这就是“朦胧诗”。许多评论者都会踌躇于“朦胧诗”这一名称的取舍。它得名于章明的“这种诗体，也就姑且名之为‘朦胧体’吧”①。而其后的一些评论者，又采用了“新诗潮”这样的说法，但它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评论者那里是不尽相同的。谢冕和李黎的“新诗潮”②显然包括了“朦胧诗”及其以后更新的诗人群，而朱寨、张炯主编的《当代文学新潮》③中是“新诗潮”与“朦胧诗”并举，指的是朦胧诗后的“后朦胧”或“第三代人…     

自我与文化——关于文化在80年代中国诗歌中的地位

“思想解放”的信号发出后,自我与文化这两个题目在文学作品和一般讨论中成为热点。自我发现标志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新诗潮的滥觞,80年代中期“寻根”重新发现自己的文化传统,诗坛兴起“史诗”热潮。本文就自我与文化的关系讨论《敦煌》、《飞天》、《有关大雁塔》三首诗。在阐释这些诗的同时,也就现代世界中自我与文化这一关系陈述一些看法。     

重评“边塞诗旅”与“郭、贺诗风”——关于中国当代诗潮的反思

在宏观中国当代的诗潮涌动的历史考察中,“十七年”的新诗创作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它是连接现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诗歌发展的过渡性桥梁。虽然因时代政治的变化,“十七年”诗歌创作的风尚在７０年代后期逐渐消失,但作为一种民族文学传统和同宗政治文化的联系不可能对新时期诗歌毫无影响。因此,本文着重研究“十七年”诗潮中代表主流创作的“边塞诗旅”和“郭、贺诗风”,探讨政治文化与诗人角色的契合、革命观念与艺术观念的冲突磨合、理论精神话语与诗美艺术话语的整合等问题,重新认识“十七年”诗潮特征和探寻其与新时期诗潮的复杂联系     

中国民歌的优秀传统应该继承和发扬——兼评《崛起的诗群》关于民歌的错误观点

关于新诗发展的道路的讨论由来已久了,但绝大多数的论争观点都是建筑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基点之上。这是一种有益的探讨,符合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需要。现在又有人提出了新诗的“崛起”论,其中《崛起的诗群》一文颇具代表性,该文声称:“具有现代倾向的新诗潮,与同时在中国兴起的其它艺术门类中的现代萌芽一起,归入了东方和世界现代艺术潮流”,“而且有一部分作品已经达到了足以登上当代国际诗坛的水准”。于是作者认为:“现代倾向总要出现,不在今天,便在明天,不由这一代青年开始。也要由下一代青年人开始。”这是明明白白地把现代倾向(即西方现代     

论“五四”新诗雅俗契合的审美取向

中国新诗是在历史性冲突与文化变迁中成长起来的,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同诞生的,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也和“五四”时代的社会生活一样曲折、复杂、多变。“从要把诗做得‘不象’到把诗做得‘象诗’,这一思路画出了中国新诗从孕育到成长的轨迹。”从历史和审美的视角去研究“五四”新诗,从“不象诗”到“象诗”正是经历了“文化回流”到“雅俗契合”的审美过程:“五四”新诗的审美追求有着它自己独特的历史和传统,有它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由审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交互影响,共同决定的。     

"合法化"论争与认同焦虑——以文论"失语症"和新诗"西化"说为个案

合法性是韦伯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关键概念,把合法性概念引入文化理论话语及其论争的分析,有助于揭示这些话语及其论争复杂的文化意义。晚近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和汉语新诗的理论话语中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说法,尤其是以下两种代表性的理论:中国现代当文论“失语症”说,汉语新诗“西化”说。这两种理论的提出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同时,表露出一种对现代文化认同的深切焦虑。这种焦虑近代以来一再出现,它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无法回避的文化认同问题。通过对“重新传统化”与“本体安全”关系的分析,可以展现回归传统与文化认同的当代建构的复杂关系。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坚持文化多元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倡导一种开放的、发展的文化认同观。     

论后新诗潮“语言论转向”

8 0年代中期以来 ,中国理论界掀起了一股“语言热”。它是对西方 2 0世纪以来“语言论转向”的直接对接 ,并迅速取代了以理性为中心的认识论的美学与诗学。这种“语言论转向”对后新诗潮理论及创作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本文通过论析 ,探讨了后新诗潮所推崇的“语言革命     

“文化保守”及其普泛性——论郑敏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人心态

诗人兼学者的郑敏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新诗传统等一系列话题的言论,曾产生重要的影响,一方面,这些言论不但与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有关,另一方面,这些言论的出现也必然反映720世纪90年代文化普遍陷入反思的历史语境.结合郑敏言论,从心态角度切入这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期望对20世纪90年代新诗论争乃至新诗的诸多历史问题进行卓有成效的研讨.     

现代主义诗潮与“第三代”诗——新时期十年诗歌研究之一

五十多年前,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曾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新诗归纳为“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三大流派。新时期第一个十年诗歌的发展,如果从诗歌潮流方面着眼,亦可“强立名目”分为传统诗潮、新诗潮和现代主义诗潮三大诗潮。三者的交相起伏构成新时期第一个十年蔚为壮观的诗坛风貌和基本格局,所体现出的总体趋向则是新诗的现代化。     

论小诗:一个批评的范例

“小诗”是中国新诗发生期建构的重要型态,“小诗”的写作不仅是新诗这一体裁本身的“历史”,它更关涉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复杂而歧异的思想状态和主体表达方式。作为一个诗学概念,“小诗”的命名是和周作人的日本诗歌译介相关的,周作人从译介日本诗歌中发展出“小诗”这一诗学概念。“小诗”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复杂、岐异又激烈的思想状态以及寻找恰当的主体表达方式所致,也是早期新诗内部发展机制的需要。对于“小诗”的论述,涉及到以下几个相关理论问题:一是“小诗”的诗学特征,二是小诗与传统的关系,三是小诗与国际诗坛的关系。“小诗”作为早期新诗中的一种范型,从流行到衰落,集聚了中国新诗乃至新文学产生之初的诸多话语特征,对于“小诗”的批评,不仅源于早期新诗的自我设计和想像,更体现了现代文学的生产机制。     

论胡适的新诗理论与创作

胡适是中国新诗运动最早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实践者。他的新诗理论与创作，不仅是五四时代“科学”与“民主”精神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转型的一种中介形态，其文化意义远远大于它的美学意义。因此，全面地透视胡适的新诗理论与创作，对于我们科学地研究２０...     

先锋精神：从新诗的民族神话、传说写作 看中国新诗用典出路

废除用典是中国新诗诞生时的一个明确目标。但是用典这一现象并没消除,且在本土典故中民族神话、传说一反历史成了最主要的力量。不过,这种用典不再是传统诗学精神的翻版,而恰是“先锋精神”的体现。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于内在气韵上反俗;第二,在话语方式上陌生化;第三,与西方现代诗学高度融合。通过古今诗学的对比,不难发现新诗用典不是建立在传统的历史意识基础之上,在“先锋精神”的武装之下,这一事实极具存在的合法和价值的自足,这对我们认知和推动新诗的民族性建构大有助益。     

被遮蔽的承传——“五四”时期新诗与传统的关系探察

“五四”时期新诗与传统的关系一直被打上“断裂”的标记。事实上,新诗从未真正与传统决裂,外在的断裂不过是特定历史阶段采取的文化策略与姿态,断裂的暂时性、局部性与外在性并未截断新诗与传统的内在关联,新诗创作、诗学观等依然不自觉地承传着古典诗传统。内在的承传虽然处于被遮蔽的隐性状态,但这股潜流无疑对新诗当时和其后以至未来的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古典的”丰赡与清明——论唐湜诗论的形态特征

作为九叶诗论双轨之一的唐湜诗论,与他诗友袁可嘉的诗论在指向上是一致的,即“新诗现代化”,但在形态建设上则大相径庭。如果说,袁可嘉侧重以径直前行的姿态追寻新诗现代化的道路,那么,唐湜则侧重以返观深潜的方式把握新诗现代化的精义。 九叶诗论追寻新诗现代化的整体向度无疑的是重智性、重本休。即如西方现代主义诗论所昭示的:“诗人可能有的兴趣是无限的,智性越强就越好,智性越强他越可能有多方面的兴趣:我们的唯一条件就是他把它们转化为诗,而不仅仅是诗意盎然地对它们进行思考”,“本体,即诗歌存在的现实”(兰色姆语)。九叶诗论的这一追寻向度,将中国新诗理论建设的水平提高到了与世界诗潮同步的层次。然而,这一建设于方生与未死,光明与黑暗交战时     

一条精神的大河——读蒋登科《中国新诗的精神历程》

中国新诗在表象上看很复杂甚至很驳杂,难有脉络可循,但从精神建设的角度梳理,不同的诗人、诗歌现象所奉献给精神文化的内涵和影响是有差别的。蒋登科教授主编的《中国新诗的精神历程》一书,通过对新诗精神建设历程的梳理,从精神文化建设的角度对新诗的成就与不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对不同诗人、诗歌现象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是一部值得推荐的诗学著作。     

论新诗潮

该文对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历程重新进行总体性的审视，指出诗在中国往往能够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兆，超负荷地拥有和承担艺术以外的职能。1979年兴起的新诗潮和以后出现的后新诗潮，其基本情绪是沉郁、感伤，体现了古老的群体意识和陌生的个体意识的最佳结合，艺术形式产生变化，但诗质却没有或甚少变化。新诗潮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的先导，其价值在于以自身的完成为革命诗歌运动画了一个句号，又以自身的试探为第二次诗意革命画了一个冒号。新诗潮对生命内在世界的发现，不但为后新思潮提供一片崭新的大陆，而且也使中国新诗在冲决“民族性”的羁束之后进入世界现代诗的总格局。     

论诗歌的非市场化走向

在“后新诗潮”泛起的今天,诗歌刊物发行量却一落再落。这种非市场化走向,从诗歌自身来看,主要是与传统诗歌背离而异化所致。表现在:视角的自我而非大众,内容的平俗而非教化,主题的晦涅而非鲜明,表现的荒谬而非审美。造成诗歌异化的原因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进入。继承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坚持文艺的“二为”方向,是诗歌走出困境、重新赢得读者市场的惟一出路。     

从胡适的“古诗今译”看现代与传统的纠葛

胡适《译张籍的〈节妇吟〉有跋》是创造性翻译，集中体现了现代与传统的纠葛。首先，译诗转化传统思想，大幅削减封建礼教色彩，反对旧道德，但仍然是折中的转化，体现了过渡时期正在形成的价值观念；其次，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均指向新诗探索，体现出既摆脱又利用传统的复杂关系，“今译”是新诗的实验方式；最后，译诗婉转寄托胡适个人情感，表现了他在传统婚姻和自由恋爱矛盾中的微妙心理。从《节妇吟》的翻译可以看出，现代与传统的纠葛于“五四”知识分子而言具有多重意义，“今译”是新旧文化磨合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