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奇书"与章回小说文体的形成

"四大奇书"的出现反映了章回小说文体从发生走向定型的全部过程.首先,"四大奇书"在文本上经历了从词话本到文人改定本的渐变,在创作上经历了从"世代累积"到"文人独创"的转型,这个过程可视为章回小说文体产生过程的缩影;其次,"四大奇书"分属不同题材,以不同的叙说方式开创了章回小说四大类型的叙事模式,体现在题材内容的类型化与文体形态的定型化两个方面;复次,"四大奇书"确立了章回小说的评价体系,成为检验后世章回小说艺术水准的标杆,并造成续书与仿作层出不穷.此外,"四大奇书"提升了古代小说的文体地位,改变了人们的小说观念,在从"君子弗为"的"小道"上升到"文学之最上乘"的"说部"的过程中,"四大奇书"起了关键作用.     

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检讨

徐朔方在鲁迅、胡适、郑振铎等前辈学者关于世代累积型作品论述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明代四大奇书的综合考察提出了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这个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一些学者赞同并进一步延伸和拓展了该理论,也有学者对其立论基础和立论依据提出了质疑。我们认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揭示了早期长篇小说编创方式的某些相似性和总体特征,但这一观点本身有其负面影响,而且在应用范围或文学类型上被作了不恰当的延伸。对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进行疏理、讨论和思考,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阐释和评价内涵丰富而又风格各异的中国古代小说。     

宋至清对庄子之文学评论举要

宋至清对庄子之文学评论主要有三个:其一,对庄子文学地位之评论。或称其书为"子书中第一部醒眼文字",或尊其为"文章家鼻祖",或将之列入"宇宙四大奇书"、"天地四大奇书"。其二,对《庄子》文本之评析。涉及《庄子》文本的总体艺术审美特色,内、外、杂各部分之特点,各篇要旨,还具体到节、段、句、字,颇多精当之说,体现了前人对《庄子》文本钻研、涵咏工夫之深。其三,庄子对后世作家、作品影响之探析。涉及《庄子》对诗、赋、散文、小说等各类文体之影响。     

大众国学、世代累作及其他——读《在书场与案头之间》有感

(1)在说话等说唱艺术的影响下,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大都有一种说书体的味道,但这类富有民族特点的表现形式在现代小说中并没有被继承下来.新时代的国学应该既是精英的,也是大众的,将富有民族风格的小说视为国学的一部分,有利于继承和发扬中国小说的民族精神. (2)对于古代通俗小说成书过程的认识,从个人创作说到集体创作说再到世代累积说,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但世代累积说仍然忽视了个人创作的作用,比较贴切的说法应是"世代累作". (3)应当用开放的、现实的、大众的眼光看待古代小说在当下的传播与接受,在改编问题上,必须杜绝保守的态度,慎谈忠实于原著.     

论中国古代累积型集体创作长篇小说之基本特征

本文主要论述了中国古代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长篇小说的四大基本特征1.不同时期的演化;2.集体创作性;3.主要人物的基本一致性和故事情节的逐渐演化性;4语言文化的特色.这是区分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和个人创作的关键所在.     

《水浒》"杀嫂"故事的溯源与演绎

学术界关于<水浒>中武松、石秀杀嫂所本<南史>潘妃事与元末潘元绍弟兄事二说,自有其联系和渊源,决不应是对抗之说,但小说之本事及溯源与历史考证自有区别.从小说讲,武松、石秀之"杀嫂"值得关注的是其性质和人物性格之表现,而文坛对<水浒>杀嫂故事的演绎亦正体现了思想的解放以及对人物性格表现的探索,显示出这类作品"世代累积"的创作轨迹.     

论话本小说的奇书文体、转折性结构和劝谕图式——以《八洞天》为例

"奇书文体"是话本小说文体特征之一,而转折性结构则是形成"奇书文体"的重要叙事策略,同时,话本小说普遍存在的"劝谕图式"构成了"转折性"深层次的结构模式,它控制并支配着话本小说转折性结构的形成和运作.因此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说,是"劝谕图式"控制了话本小说"奇书文体"的形成.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以及对宇宙人生的认识构成了"奇书...     

四大奇书与《红楼梦》中人物刻画的反讽艺术

反讽在西方小说中源远流长,而为中国传统小说所缺乏。直到明清长篇小说的创作,作家才开始较自觉地运用反讽艺术,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在四大奇书和《红楼梦》中,作家创造性地运用大量反讽手法,对中国小说艺术做出了卓越贡献。特别是人物刻画方面,反讽特色表现更为突出。     

《玫瑰之名》的元小说特征探幽

<玫瑰之名>是意大利知名学者翁贝托·艾柯声名鹊起之作,同时也是一部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元小说作品.艾柯在这部小说里,设置了"嵌套式开放型结构",采用了"多重叙事视角",通过"互文性"、"拼贴"等后现代主义文本策略的巧妙运用,将真实与虚构、意识与现实交织在一起,构筑了亦真亦幻的文本世界,形成了令人惊叹的叙事效果.这不仅彰显了作者精妙的运用语言的能力而且也为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范本.     

作者文人化及其对清代白话小说创作的影响

清代是白话长篇小说创作全面走向文人化的时代。作者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层次有了很大提高,且呈现出明显的专业化特质。小说创作模式由原来的“世代累积型”转变为文人独创。文人创作使作品的主体意识大大加强,小说的题材更广泛,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更深切,小说的艺术品位也得到根本性提升。     

论陈忱《水浒后传》创作的主体意识

《水浒后传》虽是《水浒传》的续作,但作为文人独创型小说,它与世代累积型小说《水浒传》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思想倾向与艺术风貌。陈忱不再像《水浒传》那样为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而注重故事情节的传奇色彩,他以文人特有的审美眼光,将诗骚传统引入小说创作领域,在叙事中流露出强烈的主体意识,以比兴寄托方式抒发自己的亡国之痛;在小说中他还流露出浓重的遗民心态和隐逸情结,带有明显的自我抒写意味;他以饱含诗意的笔触写景造境,从而显示出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趣。同时,陈忱还继承了由司马迁《史记》所开创的"发愤著书"叙事传统。     

“小说界革命”研究导论——以四大小说期刊为中心

从晚清四大小说期刊入手研究小说界革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该文是这一研究构想的论纲.首先探讨"小说界革命"的提出.其次论述小说界革命与四大小说期刊之关系,勾勒出四大小说期刊的概貌.然后描述"小说界革命"与四大小说期刊研究的状况.最后介绍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以及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胡适与现代序言视阈下小说批评的新形态——以“四大奇书”批评为中心

在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通俗章回小说现代序言中,胡适意图将序言批评构建成一种“学术研究”的新形态。他通过对“四大奇书”技艺“本领”的关注、对“四大奇书”及其续作合符于现代文艺思想的肯定、对“四大奇书”文献进行细致“考据”等方式,为“大胆的假设”等“科学”定性寻求证明之道。现代文化语境下的序言批评试图以新的思维方式及话语模式对通俗章回小说的知识形态展开现代重构,进行一种带有整体性特质的批评引导,最终对通俗章回小说的文化意义进行新的规定。此类批评扩充了通俗章回小说被认可的接受渠道,亦是一种新的经典构建思路,不仅增强“四大奇书”的多元意义,亦有典型的方法借鉴价值。     

想象的危机——余华继续小说写作的难度问题分析

自从20世纪80年代余华以小说创作的先锋姿态出场至今,他的创作始终是文坛的焦点之一,读者始终对他的小说作品充满了牵肠挂肚的期待,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余华完成他的三部长篇高峰之作以来,他似乎步入了创作"高原",我们已经六七年没有看到他的小说新作了,其中原因既有文学走向"边缘"等大环境的影响,又有余华自身的原因.本文试图以余华小说创作的主要技巧之一--想象为切入点,力求揭示余华继续小说写作的难度.     

"史补"与"情补"——中国古代小说创作意识论略

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为史补遗、发其英华的"史补"意识和为史补情、为情补史的"情补"意识,是最为突出的两大类型."史补"意识的发生,既源自对小说与史传关系的认知,复来自对小说功能的理解,同时又隐含着提高小说地位的深刻用心."情补"意识则是沿着先秦儒家"道始于情"的人道观和"情本体"论而来的.所谓"为史补情",就是对史传或民间流行的情爱故事,作敷衍增饰,以补史记之不足或遗漏.而冯梦龙<情史>的编纂和以"史"命名的目的,则在于"为情补史",并以此宣扬他的"情教观".这一"情补"的创作意识,一直延续至<红楼梦>.二者所"补",形成了经史等"大帐簿"之外的"小帐簿",丰富了中国的"史文化"和"情文化",并构成正统文化之外的"第二文化".     

明清世情小说的主体精神探析

同前代的话本及话本体小说相比,明清世情小说在艺术上有了质的变化发展,其中一个主要表现是作品中主体精神的日益强化。这种主体精神在小说创作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小说序跋中作者对创作心理的夫子自道;作品中自传因素的出现;小说主人公的理想追求。由于主体精神的增强,明清世情小说在内容方面,社会批判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并表达对人生反思的倾向;在艺术追求方面,不少作者求新求变的意识相当明确。世情小说主体精神增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基本的是创作方式的变化,即由世代累积型向文人独创型的转变     

苏童小说童年意绪的文本表现

童年意绪是源于苏童的童年体验,又被苏童投射于小说创作,在小说中逐步稳定和发散开来的精神介质。苏童有意无意地将童年体验带入了小说创作,在作品中虚构了两个"故乡",小说文本充溢着与其童年体验同质的意绪之流。按照童年意绪投射对象的不同,苏童小说童年意绪分为"香椿树街"、"枫杨树村"和其他三个系列的文本表现。     

文化消费与经典制造:明清时期“四大奇书”的流布

“四大奇书”的频繁连称，表明通俗章回小说逐渐被明代文士纳入关注视域，改变了相关作品传播的文化生态，促成了彼时文士集体制造经典的社会表象。在明人的“情欲”诉求中，“四大奇书”的频繁使用，不仅反映了文化下移所带来的知识消遣活动的盛行，而且促使“四大奇书”的意义不断被生产，满足了世人的娱乐诉求，并发挥有关指称的社会示范作用。在“真”与“奇”“幻”的观念互动中，“四大奇书”的流布具有突出的文化增值特质，不断推动其经典性、娱乐性特征和意义的解构与重构。可以说，“四大奇书”的盛行，是明代知识群体在满足自身娱乐诉求的同时，以构建文学经典的方式迎合社会下层市井之民日常生活与精神诉求的体现。     

四大奇书传播的技术价值透析

明代四大奇书流传的深远性是明代之前文学作品无法比拟的。其中明代传播技术的突破对四大奇书的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明代四大奇书的版本演进入手,对四大奇书传播技术手段进行考察,进而从技术哲学的角度对传播技术的价值进行分析。     

简论梁启超的小说功能观

在我国古代,小说是一种倍受压抑的文体。"小道观"自始至终制约着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的发展。到了近代,梁启超特别重视小说的功用价值,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小说的观念才得到根本更新。然而"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这一著名命题,亦有偏颇之处,那就是对小说的地位的矫枉过正。因此文章认为这种思想是梁启超矫枉过正的根源。他利用舆论之威力,把小说置于文学的颠峰,自此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意义得到进一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