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伦理学对话的可能性和条件

由于各自都面临深刻的道德危机 ,中西伦理学对话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和需要。然而 ,这却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 ,有许多障碍必须克服。文化的不可通约性、种族中心主义和自然语言某种程度的不可译性 ,使得跨文化对话变得极为艰难 ,但却不是不可能 ,因为存在着对话可能的基本条件 :共同的问题 ,不可通约的相对性 ,中西彼此越来越接近 ,等等。关键是真正实现对话者平等和对话语言的平等 ,以及将对方作为他者 ,而不是相同者来理解。     

从对话伦理想象传播的德性————哈贝马斯、阿佩尔和巴赫金对话思想的比较与思考

哈贝马斯、阿佩尔和巴赫金共同致力于一种对话伦理的建构,但他们的取向并不全然相同。 哈贝马斯注重交往伦理学,以沟通为目的,是一种弱对话形式 ;阿佩尔受研究共同体的启发,发展了一种 论辩伦理学,要求一种非常理想而严格的强对话形式,类似心灵相通的要求 ;巴赫金的则是一种散漫的对 话主义,更加接近耶稣式的撒播。前两者实际上要求一种相对比较规范的对话伦理,容易导致封闭和“独 白化”。相比之下,巴赫金的理论具有更加彻底的宽容性和“对话性”。在差异之上,是他们共同的道德激 情和对传播德性的追寻 :在这个缺乏信仰和不确定的年代,确实需要深入思考传播伦理问题,以发展出一 种更具弹性、更宽容、更能产的道德探讨机制,而开放的对话思维是可选择的路径之一。     

繁荣伦理学:信息时代的一种伦理学理论

本文描述一种新的伦理学理论,这个理论融合了国际计算机伦理学界一些学者的著述而开始形成。由于这个新的伦理学理论根植于亚里士多德学派,我称它为"繁荣伦理学",虽然它也包含了一些使人联想起道家和佛教的思想。尽管繁荣伦理学根植于古代伦理学理论,但它的基础是近年来对于有生命的事物、人性和宇宙基本性质的科学洞见——这些来自今天的信息理论、天体物理和遗传学的思想;并且通过这些科学洞见,繁荣伦理学为人们所了解。繁荣伦理学可以很方便地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我称之为"以人类为中心的繁荣伦理学",专门集中关注人类——人类的行动、价值和品质。第二部分,我称之为"普遍的繁荣伦理学",运用于宇宙中的每一个物理实体,包括人类。与其说繁荣伦理学取代了传统的"重大的伦理学理论",不如说它很可能加深和拓宽我们对于传统的"重大的伦理学理论"的理解。     

论阿佩尔的语用学转向

2 0世纪初西方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有两条相互交错的线索。人们对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人工语言学派的发展关注较多 ,而对另一条从日常语言学派中孕育而来的语用学的关注与研究却付诸阙如。阿佩尔的语用学转向是在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指号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 ,以及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等理论先驱的基础上对康德先验哲学的一种改造。阿佩尔语用学转向产生了其理论的核心概念 ,即交流共同体 ,并且语用学转向的实现意味着大陆哲学和语言分析哲学的融合     

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特征及其理论后果

20世纪初语言哲学的兴起与繁盛使西方哲学界发生了语言学转向。但句法—语义学并未真正完成语言学转向,阿佩尔认为应以语用学来补充句法—语义学。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主要特征在于对语言和主体先验地位的强调,对方法论唯我论的克服和对论辩的奠基特征的重视。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理论后果是欧陆解释学传统和英美科学主义传统的对话和融合。     

关于普遍伦理的可能性条件的元伦理学考察

“普遍伦理”(又称“全球伦理”)是最近几年在国内外兴起的一种伦理学主张。对“普遍伦理何以可能”的元伦理问题深入探讨就会发现 ,在当代世界 ,任何伦理只有满足具体的绝对性、超越后现代、成为内在的“自生系统”、应用性、具有神圣与世俗相结合的价值观、跨文化等六项“可能性的条件” ,才能具有全球范围的普适性。跨文化的交流和对话 ,大概是当前讨论“普遍伦理”问题所能期待的最好结果     

文学与伦理学：对话如何可能？

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如何进行,本笔谈3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何云波的《文学与伦理学:对话如何可能》以文学与伦理学的关系为例,揭示不同学科之间,共用一套话语,却因为价值取向的歧异,导致对话的困难。就像文学中关于两性关系的描写,与现实的伦常,往往是相冲突的。文学与伦理学,如何对话、融通,便成为一个问题。姬宁的《从跨学科视野看舞蹈艺术中音乐与舞蹈的关系》结合音乐传统美学研究"声无哀乐论"的学理思路来梳理舞蹈学科中音乐与舞蹈的关系,并对这一关系提出"舞蹈样式决定律"。宋德发、王晶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纷纷扰扰30年》则将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30年,一些理论热点问题的争议概括为3点:第一,"跨文化"是必须的吗?第二,"以文学为中心"是必须的吗?第三,到底如何"跨学科"?并提出,如果以"学科立场"来审视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自然会纠结于这些争论,如果以"问题立场"来审视,这些纠结就会烟消云散。只要研究者真的具备跨学科的意识,尤其是具备跨学科的能力,那么,无论怎样跨其实都可以。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展开,相信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不乏启示意义。     

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一种伦理学视角

在伦理学视角下,民族主义是以民族成员共同的道德心理、道德情感、道德品格、民族意识为基础,通过对本民族伦理价值的弘扬、保护、批判、反思以及对民族精神、民族道德的塑造,以实现民族平等、民族独立、民族统一、民族自决、民族富强的道德理想的一种社会思潮。爱国主义作为道德范畴,是道德意识、道德关系、道德实践的统一。爱国主义作为一种道德意识,是由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信念、道德意志四种因素构成的。爱国主义作为道德关系,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爱国主义作为道德实践,体现在道德评价和道德修养活动中。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两个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辨析二者之异同有助于加深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     

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休谟的伦理学认为,人的品格对于行为以及支配行为的原则具有优先权:有德性的品格指导和迫使人们审慎地实践。在传统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或康德的伦理学中,品格从属于实践的审慎:德性仅在激发有德性的行为时才被需要。而有德性的品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用"自爱"这个术语来理解的。一个有德性的人的自爱使他能够适当地估计实际的情况并且展示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德性。尽管如此,休谟的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仍存在着重大的一致性,因此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作为普遍哲学的伦理学——论斯宾诺莎伦理学概念的内涵及其多重维度

斯宾诺莎把他最成熟的作品称为《伦理学》,但此书不仅包含他的伦理学思想,同时也包含形而上学、物理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的思想。然而以往人们很少关注伦理学与后面这些学科(甚至是他的总体哲学)之间的关系,也很少从"形式的"方面研究他的伦理学概念的内涵。换言之,人们很少对他的伦理学概念的内在规定性和独特之处进行单独的考察,而这些方面正是本文的核心论题。我们认为,斯宾诺莎的最终目标是要构建出一种普遍伦理学。对他而言,只有伦理学才是第一哲学,其他各门学科都要为伦理学服务。斯宾诺莎认为,形而上学和物理学乃是伦理学的基础,但是它们的奠基作用只有在伦理学的视域下才能切实展开。虽然在《伦理学》中形而上学和物理学最先得到探讨,但是这两门学科的诸多问题(如反目的论、反自由意志等)和既定的方法(如几何学方法、物理学方法)却负载着强烈的伦理意义与色彩,因此,只有参照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我们才能深入理解他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并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更为全面深入地揭示他的伦理学的宽广的理论维度;而就其研究内容而言,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乃是对人的行为与生活方式的研究——其中既包括个体的层面也包括人际关系的层面——甚至包括对国家之基础的探究,所以实已突破传统伦理学的阈限,他把以往归诸于神学、政治学等方面的论题纳入到伦理学的探讨范围之内。而这同时也说明,斯宾诺莎把伦理学推进到了普遍哲学的层面,他的伦理学就是他的哲学本身。     

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的价值合理性与缺憾

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是从其交往行为理论中引申出来的一种现代伦理范型,其研究范围严格限于实践理性的道德应用方面,因而体现了义务论、形式主义、认知主义、普遍主义的特征。其重大意义在于重申了理性价值,不但批判了道德怀疑主义、道德情境主义,而且有力地回应了后现代思潮所带来的道德虚无主义与道德相对主义。但话语伦理学并非完美无缺,体现了程序化、理想化的局限性。     

话语批评学:关于一种文艺批评新模式的思考

话语理论作为一种同人类文化活动或表意实践密切相关的当代理论形态,已经深深渗透到哲学思考、文学研究、历史叙述等各种活动中,成为一种应用前景极为广阔的理论形态。将话语理论导入文学批评学领域,有可能改变现有中国文学批评的现状,并进而确立一种关于文学批评的更具针对性、批判性、整合性的新的文学批评模式——话语批评学。     

多学科、多视角的语言研究——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既研究话语的生成,同时研究话语的理解。它是超句子的语言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多学科性,反映了当今人文科学研究的潮流,即多学科交叉、相互借鉴和相互融合。话语分析决不仅仅是语言分析的方法,它从多学科、多视角剖析语言结构,揭示语言的机制,研究语言的使用等问题,因而有深刻的理论背景。     

英语书面语篇中的标记语与主旨解读

英语语篇标记语(discourse markers)名称和定义的多样性决定了它们功能的多样性.本文主要利用J R纳廷革(James R Nattinger)和J S德卡里科(Jeanette S,DeCarrico)的有关理论,阐述英语书面语篇标记语在主旨解读方面的重要作用.     

后殖民主义与法治的“普世价值”话语

在区分后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的概念的基础上,介绍了西方近年来的后殖民主义法律论述。通过比较研究,认为中国的法治理论要把“普世价值”作为一种启示而不是模式,要寻找中国的法治经验;应把“人权”、“主权”置于各自论域,摒弃人权、主权“高于”对方的争论。     

话语研究的新途径——中介话语分析

中介话语分析由R.Scollon教授提出,它借鉴了言语行为理论、互动社会语言学、民族志方法、新读写能力研究领域的成果,以社会行为为研究对象,以社会问题为导向,关注中介行为、中介手段、实践、介入面和实践结点。文章对中介话语分析方法做简要述评,主要涉及其理论背景、基本概念、理论原则和研究方法,并比较它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异同,进一步指出其优势及将来发展前景。      

网络伦理学初探

网络行为的特殊性导致网络伦理学研究的兴起。网络伦理学已经具备了成为一门学科的特点 ,拥有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具有不同于传统伦理学的基本原则、范畴和基本问题。研究网络伦理学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福柯的话语观

话语在知识与权力的作用下,体现为社会实践中权力机制的实现手段,它远远超出语言学中所解释的关于语言学中话语的意义。而社会秩序的存在也表现在话语秩序上,其中的核心就是话语的压制与被压制。     

职业道德:当前道德建设的突破口

由于职业道德在市场经济社会的重要性以及目前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将其作为当前自觉地进行全社会的道德建设的突破口,是极为必要的。而且,传统文化中的职业道德资源相对匮乏,也使得从这方面加强建设有着特殊的意义。职业道德建设在短期内取得成效有其自身有利的条件。职业道德建设应首先从一些特殊行业展开,还应在高校和职业学校中及时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同时,职业道德建设需要相应的外部条件和主体的思想观念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