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后期三省“取旨权”之演变

北宋神宗元丰时期对中央机构进行了一次较为彻底的改革,将原来职能甚少的省、部、寺、监等机构实职化,尤其是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制度改革对宋朝政治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中央政府由中书门下制转变为三省制,宰辅集团的政务决策机制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改制后,三省取旨权不断调整,从改制伊始的三省各自拥有取旨权,到元丰后期中书省独取旨,再到哲宗朝三省合取旨,最后到徽钦两朝取旨权归属的混乱,可以说哪个机构获得"取旨权"在一定程度上即拥有了政务决策的主导地位。中书省的取旨权在中央政务运行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曾一度左右三省政务运行的方向。     

也谈唐政事堂的创设时间

唐王朝建立后,沿用隋制,以尚书、门下、中书三省为中央最高权力机关。每一政令的下达,都必须经由中书出令、门下审议、尚书执行的程序。然而,由于三省分工不同,见解、观点也难免人各有异,相互间“日有争论,纷纭不绝”,①各项政令不能及时下达,以致贻误事机。为此,乃创设政事堂宰相集议制度,以救其弊。这一制度,要而言之,就是众宰相在门下省政事堂共同商讨军国大事,消除分岐,统一意见,而后上奏取旨、颁下执行的制度。政事堂创设于何时,史料记载含混互异,因而学者们意见也有分岐。归纳起来,大体有两说:一说政     

宋朝公文的“检”与“书检”

宋朝公文在形成、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文书形态,以及这些文书的签署情况,构成了考察各官司日常政务处理及权力运作实态的切入点。本文探讨了宋朝公文制度中"检"与"书检"的含义和作用。"检"是公文产生过程中的一种文书形态,具有相关公文"存本"的功能,使得各项政务的处理有据可查,确保文书流转的严密性。与"检"的使用相关,"书检"这一政务处理的方式,在中央及地方各级公文制度中都有所体现。"书检"一方面表明相关负责官员的职权范围,保证了官司事务处理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维护官员的"身份秩序",是宋代公文制度中对官员等级秩序的一种巧妙安排。     

唐宋间三省在政务运行中角色与地位的演变

唐宋间中枢政治体制的变革,可概括为从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的转变。在这个变迁过程中,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在政务运行中的角色与地位发生着细微而深刻的变化。唐代中后期的中枢体制处于一种过渡的状态,从政务文书的成立过程和签署程式看,尽管尚未突破三省制的框架,但从新的政务运行机制的产生来看,应是处于在旧体制内成长起新的政务运行机制的发展阶段。在北宋时期完善的中书门下体制下,三省机构的设置并未弃而不置,而是融入中书门下体制内的出令系统,三省在政务运行中仍然发挥着实际的作用。     

商量状的应用与唐代行政运行体制的转型

商量状作为奏状的一种,是唐代裁处政务的主要公文形式。唐代前期的行政运行体制是三省制,尚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通过商量状裁处律令格式规定范围外的国家政务,是商量状使用的主体。高宗、武后至玄宗时期,随着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过渡,宰相开始政务官化,参与国家日常事务的处理,逐渐使用商量状。肃宗朝以后,进入中书门下体制时期。宰相机构作为国家政务的主要承担者,成了商量状使用的主体。与此同时,中央各机构之间的职能趋于模糊,尚书省、寺监、御史台和使职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有政令权,也可以使用商量状。商量状应用主体的变化,是唐代行政运行体制转型在官文运行方面的反映。     

论清末官制改革与国家体制近代化

清代,在承袭明制的基础上,确立了以皇权为中心,宰辅制与部院制相结合的一整套官制。自雍正八年起,内阁权力转移到军机处。军机处对于“军国大计,罔不总揽”,成为事实上的宰辅,近乎政务中枢。处理行政事务的机构,主要是八大衙门,即六部及理藩院、都察院,此外尚有大批佐理机关,及专为皇族和宫廷服务的机构。这种国家政权组织机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开始,陆续出现了总理衙门、南北洋大臣、总税务司等新机构新职官,但国家机构的模式依然如故。戊戌维新时期,新兴     

北宋前期参知政事职权与人事演变

北宋参知政事始设于太祖乾德二年,神宗元丰改制废罢。在北宋前期,参知政事是宋朝中央政府(指中书门下,简称中书)的副长官,权力与地位仅次于宰相。由于参知政事员任的为政风格、性格特点以及所处的政治环境、时代背景不同,参知政事的权力配置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因此,在参知政事设立之后,其职权几经变化,与宰相分享中书权力的配属关系也呈现出多样性。     

宋代政务处理中奏议留中的非制度性现象——以宋仁宗时期为中心

皇帝通常对既定政治制度不能随意兴废，但可在政治运行过程中使非制度性政治行为常态化。宋仁宗时期，政务处理空间后移，官员奏议多呈送禁中，待君主以文书裁定。在这一过程中，仁宗有意扩大了留中奏议的范围，使得奏议留中成为奏议处理的常态化手段。当皇帝留中奏议，欲以己意下发诏令时，若两制官员以缴还词头的方式阻滞政令下达，皇帝则会以熟状或内降的形式下发政令，从而绕开两制官员。官员对奏议留中的异议多针对政事本身，并不针对将留中作为奏议的处理方式。非制度性奏议留中这类政务处理方式有效弥补了正式制度的缺陷，使得君主的政务处理方式更加多元且富有弹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为新时代做好政务处分工作提供了制度遵循。政务处分在制度理念上的创新主要包括监督全覆盖、"两个责任"协同推进、注重宽严相济等。政务处分运作模式上的创新主要体现为:在立法模式上实现了程序法与实体法的有机统一;在处分类型上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在运作形态上实现了党纪与国法的有机统一;在对公职人员的要求上实现了约束权力与保障权利的有机统一。为了更深入地贯彻《政务处分法》,需要界定政务处分对象的边界,优化政务处分的运作机制以及制定相关的配套法规体系。     

晚唐五代时期中枢体制变化的特点及其渊源

唐代中后期的中书门下体制历经晚唐、五代的演变,至宋代前期形成了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掌民政、军政的二府体制。其中五代是体制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正是在五代后唐时期,始于唐代中期的枢密院一职,从原先的掌文书通进发展成为最高军政机构,与中书门下对掌文武,形成“二府”。此后历晋、汉、周、宋,经过不断的调整发展,二府体制逐渐严密完备。枢密院地位的这一变化并非完全是唐代枢密院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更多的与后唐封内的中门使一职有关。     

中德文化差异比较—从中德称呼语的不同谈起

本文从比较汉语和德语中对称呼语的不同定义以及两个文化群体对家庭称呼语,泛亲属称呼及家庭称呼语社会化的不同运用出发,并通过研究与此相关的社会现象,探讨其根源文化的差异.而这种文化的差异又是和教育传统的差异紧密相连的.文章指出,在研究跨文化交际的今天,只有扬长避短,找到两国教育的正确融合点才是至关重要的.     

清代江西溺女风俗中的"奢嫁"问题

奢嫁之风是清代江西社会奢靡风气的一种表现,也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嫁资越昂贵;同时,在传统社会中,嫁妆是女儿在诸子平均析产方式下间接参与娘家财产分配的最常用的方式,因而富裕人家为了防止女儿分割财产,更愿意采取溺女这种方式来维持他们原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奢嫁"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富裕阶层溺女的主要经济原因.     

清代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现状

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教案史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地区性教案的研究又是近代中国教案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内蒙古地区因其在清朝独特的地位和清政府对此地区有别于内地的管理方式,其教案的发生又有其特殊性,因此对于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将更具典型意义。通过对内蒙古地区教案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希望以此为基础为日后内蒙古地区教案问题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佛山市道路交通安全问题的探讨

对佛山市道路交通事故作了综合性的比较，分析了交通事故的成因和分布特征，指出了佛山市交通安全极需进行综合治理．借鉴交通安全取得卓著成效的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佛山市的实际．提出了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的意见．     

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

文章认为信任、信赖、信仰的含义不同,生成机制也有差异。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其实质是指对实证法的信任与信赖。熟悉是信任的基础,法律内容和过程的公正只是法律获得信任的要件之一,移植而来的西式实证法只有实现与社会通行道德、文化传统的有效对接,才能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民众对法律的感情更多地来源于生活经验。应更多地普及权利意识以防法律仅仅成为“治术”。同时,法律必须提高效率,效率是实现信任到信赖有机转变的关键。     

英语跨语言写作中的话题化

研究英语学习者语言材料的输出有助于认清跨语言写作中汉语迁移的性质和特征,从而提高英语教学的效率。在英汉主语的语言表征差异比较大的结构中,可以通过话题化帮助学生理解跨语言写作中英汉主语和主题差异及其语言表征。     

汉语支配关系意义形成的制约因素蠡测

汉语棱镜中,总有一些语言事实折射出支配关系意义。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支配关系意义作为一种文化意义存在汉语中。汉语支配关系意义的形成根源于汉民族价值观和思维特征以及民族心理等文化因素的制约。     

《松陵集》的唱和艺术

依情感互融标准,《松陵集》唱和诗作可分成四类:具深情者;具温情者;情不足者;无情者。从内容上看,《松陵集》唱作与和作以趋同为主的关系有三种:承接与照应;互补与回避;开拓与延展。以歧异为主的关系也有三种:切入角度相异;执守观点不同;和作翻新原唱。《松陵集》以次韵为特色,酬唱诗作沿不用韵→用韵→次韵的顺序,趋同的程度加深。     

解读《恋女》中的女人们

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塑造了三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古娟、赫米恩、厄秀拉。她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作者的价值取向:他赞美完整的人,而不是被产业主义、机械的爱情或僵死的现代知识扯得粉碎的人。     

1990年代的台湾文学生产

197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文学中出现的政治诗、政治小说,以反政府、反体制著称,它们是被压迫者的心声,是弱势阶层的代言人,具有强烈的在野的反叛性格。政治小说有一类是以政治诉求作为主要目标的,另一类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只是基于作者感时忧国的精神去写政治斗争。1990年代以来,"台湾意识"成了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的话题,随着其本土论述的加强,台湾文学的创作也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台语文学不仅有学术层面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族群和国家的认同。一些分离主义者,在"多语言文学"的遮掩下,把原本属于汉语方言的台语膨胀为独立的"民族语言",这是在有意制造北京话与台语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