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的两难:论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与保甲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基层社会先是试行地方自治,再是推行保甲制度,抗战时期又实施新县制,把保甲组织融入地方自治。自治与保甲在基层社会的变奏,表明国民政府既希望通过自治来奠定宪政基础,又企图利用保甲来巩固基层政权。但由于国民政府始终把加强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放在优先位置,以及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致使自治与保甲均遭受失败。不仅未能实现改良基层社会的愿望,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了基层社会对国家的疏离。     

晚清祁门县保甲设置与村落社会——以《光绪祁门县保甲册》为中心

《光绪祁门县保甲册》相对完整地呈现了晚清一个村落共同体的保甲编制实态。晚清祁门县推行保甲,采取的是以图甲制取代保甲制的形式。一图之设以自然聚落为基础,涵盖特定的村落共同体。一图之内,区分不同属性的户籍灵活编制甲、牌。在图甲制下,图董、甲长、牌长多由从事举业、训蒙、贸易者充任。在《保甲册》所涉的晚清祁门县村落社会中,民众执业仍不出传统士农工商的范畴。大族郑氏主要从事贸易、手工、驾舟等工商行业,其时徽州仍然有大量经商者,且贸易之家捐监之风盛行。散居的仆姓和寄户为当地农林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在保甲设置和管理上受到大族郑氏的控制和带管。大族与仆姓、寄户之间的隶属关系仍根深蒂固。     

略论清代乡约领导保甲的体制

清代乡约的组织有下辖保甲和按保设置两种形式,在这两种情况下,乡约都普遍对保甲具有领导作用。清代实行乡约领导保甲体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乡绅地主参与乡政的要求,防止保甲组织的弊端,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统治。但在施行过程中,由于乡约的教化职能逐渐弱化,乡约执事的地位逐渐降低,并成为害民之役,致使这一体制后来在许多地方逐渐被乡约与保甲互不统属的体制所取代。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保甲性质的转变——以浙江省为中心

保甲制度是国民政府基层政权构建的一个重要方面,保甲的性质在抗战前后先后经过了由自治到自卫,再由自卫到自治转变的过程,这反映了国民政府在构建基层政权中自治与控制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是国民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国民政府的这种困境在保甲制度上有集中的反映。     

试论王安石变法中的军政改革措施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非常广泛，军政改革是其重要的一项内容。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如省兵、置将、保甲、养马、军器监等对于巩固封建统治，扭转北宋在军事上对西夏、辽作战中屡屡失败的不利局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国家权力和乡村势力间的调适与冲突--抗战时期广东黄冈保甲示范乡透视

广东黄冈保甲示范乡的设立,是因应重庆国民政府抗战需求,最大限度统制乡村人力物力而实施的紧急性的省级社会动员。它是战时广东乡村保甲政策在黄冈乡具体而微的体现。讨论示范乡工作的成败得失,将为战时国民政府的乡村政策及国家对乡村社会控制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民国时期保甲制度在四川推行的历史概况

民国时期保甲制度在四川的推行,始于1935年,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四川的最后崩溃,历时14年有余.民国时期保甲制度在四川的推行过程可分为两大时期一是新县制实行前,从1936年至1940年3月的5年时间里,四川编整保甲三次;二是新县制实施后,1940年至1944年,四川编整保甲两次,以后则由各县逐年上报到省.而新县制实行前后,四川保甲具有编制不同、建制不同、目的不同等特点.     

战后上海的保甲制度及其选举分析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地方自治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保甲长选举。就上海来说,战后保甲制度及其选举既有与全国一致的地方,又有其独特的地域特征。一方面,战后保甲制度的基本架构在各城市间大体相类,既标明保甲是地方自治的基础,制定相应的保甲长民选制度,规定保民大会,授予相应的权力,又对其权力与职能范围加以限制;另一方面,由于上海独特的历史及地域特征,它又表现出两极分化的地域特征,这一特点是国家政权在基层建构中的一般逻辑及上海地域差异性中的利益原则在上海的反映。     

由《泰泉乡礼》之《乡约》和《保甲》卷看明代乡治

《泰泉乡礼》之《乡约》和《保甲》卷记录了明代乡治中"乡约"和"保甲"这两种不同的制度形式。乡约制度的显著特点在于它是一种由乡绅倡行、乡民互约的自我教化制度;保甲制度则是一种体现皇权控制要求的乡村社会治安制度。对于乡村社区而言,这两种制度各有其功用,同时两者间也有着密切联系。明代这种乡治制度反映出传统中国对乡村的治理总是在虚拟的政权和虚幻的自治之间游移不定。     

抗战时期大后方基层保甲的困境——以四川南溪县兵役纠纷及其解决为例

20世纪30年代,保甲制度逐步复苏。抗战时期,后方保甲制度日趋完备,对战时征兵、征粮等工作皆有贡献。随着保甲的兴起,基层社会乡民与保甲之间常产生矛盾与纠纷,因征兵而产生的兵役纠纷则较为特殊。抗战时期四川南溪县的兵役诉讼档案正展现了纠纷产生及其解决的过程,也能反映其背后复杂的社会现实。结合其他史料可知,屡屡涉讼的保甲并非只是“恶”人,他们在多重压力下承担了较多基层政府之责任。同时,近代科层制虽已在基层政府建立,但相应之部门“权大责小”,作用有限。可见国家从上至下虽已具备近代化之政治体制,但基层仍是“传统社会”的延续或变异。     

清代保甲制度探析——以法律渊源为视角

保甲制度是清王朝维护广大乡村社会秩序的一项基本制度,是州县政府职能在州县以下广大乡村地区的延伸和补充。但是清朝并没有制定一部关于保甲制度的专门性法规,相关的规定散见于谕旨、大清律例、大清会典及事例、则例、省例等不同等级效力的法律渊源之中。这些规定在清朝历代皇帝的高度重视下,通过不断修订补充并督促官员实力奉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适应不断变化的基层社会现实,形成了一个遍布各地的治安网络,对清代延续二百六十余年的全国统治至关重要。     

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变革与地方基层组织的变迁

里甲是清王朝建立后征收赋役的地方基层机构。清政府以里甲制赋役,有田则有赋,有丁则有役。针对里甲组织编审不实、控制田地混乱而进行的赋役制度的改革,使里甲制度的存在条件不断遭到破坏而衰落,负责编查与管理人口的保甲组织地位日益上升,并取代里甲组织的经济职能,出现了雍乾以后控制地方“惟保甲是赖”的局面。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乡镇保甲长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种种原因，乡镇保甲长职多为土豪劣绅所猎取。他们素质低下、胡作非为，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在乡村的统治。     

“国家权力—乡村社会”视野下的四川农村合作运动

农村合作运动是国民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控制和整合乡村社会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在国家权力的"下沉"过程中,农村合作运动不再是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治体现。农村合作事业从"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倡导演变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运动的过程也是国家权力逐渐渗入乡村社会的过程;在四川推行新县制以后,保甲制度逐渐与川省农村合作制度融合在一起,政治目的优先于经济政策,"控制"取代了"自治",国民政府利用农村合作运动来控制川省乡村社会的政治意图明显增强。     

动员与抵制——国民政府时期甘肃民众与保甲制度的推行

国民政府时期,甘肃地方政权采取多种措施动员民众配合保甲制度的推行,但甘肃民众在保甲制度推行的过程中多采取消极敷衍、不予配合的抵制态度,因此甘肃保甲制度的推行并不成功,其传统控制功能也未充分发挥。     

门牌保甲与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以清代门牌原件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城乡人户悬挂于门首的门牌,不仅是一种户籍凭证,同时也是基层社会推行保甲制度的重要工具。它既与古时标写着"某宅"或"某寺(观)"的门匾不同,也与今日标写着"某路某号"以便拜访者查找的地址牌不同,有着特殊的形制和功能。无论从户籍制度、保甲体系还是日常生活方面来看,作为清代牌甲制度基础的门牌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将结合清代官方史料、政书文献以及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清代门牌原件资料,梳理清代门牌保甲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并进一步探讨门牌保甲制度中所反映出来的基层社会控制理念。     

国民政府行政院行使权力的困境（1932～1935）——以推行保甲制度的程序为例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在内忧外患的施政环境中，由于军权的介入，制度上的权力在实际运作中陷入了困境。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两者之间是平行及互不隶属的关系，但行政院应当处于权力的核心。然而通过各省市停办自治办理保甲的程序考察，发现行政院制度上的权力与实际运作中存在着较大的偏差。行政院权力运行出现困境，必然导致军政一体化的产生，其后果是阻碍了国民政府治权的真正实现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宋代乡村行政管理体制初论

宋代县以下的乡村基层行政组织,其表现形式在北宋初为乡里制,王安石变法后实行保甲制.乡里保甲制在宋代呈现为职役制.南渡以后基本上沿袭北宋之制,一般实行乡、都、保、甲制.宋代乡里保甲制是继承历代乡里制度并加以发展的结果,并具有其独特的统治职能、运转方式和政治作用.     

明清时期徽州境内的保甲制度推行与保甲组织编制

明清时期,徽州地方官和宗族、乡绅积极推行保甲制,并将保甲与当地的乡约、里甲、团练、宗族等组织相结合。在保甲编制过程中,既遵守朝廷设定的十进制原则,又执行官方倡导的"通融编列"等灵活性原则,组织编造了保甲门牌、十家门牌、保甲册、循环册、棚民册、另户册等各类门牌册籍,这些门牌册籍的登载范围和内容虽稍有差别,但皆反映了徽州地方官府对民间社会控制的严密程度。     

视导保甲政务与提高基层行政效率——以抗战时期的广东国统区为例

提高基层行政工作效率以为抗战服务,是战时政府期期望治于乡村者。广东国统区政府秉承重庆中央政府的政策,将提高基层行政效率摆在重要位置,并冀望通过视导保甲政务的方式来完成此项任务。此一视导活动在广州沦陷前,以及在省政府北迁韶关后都得到了大力推进,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基层行政工作的开展。但由于视导活动缺乏连续性,而保甲制度又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民众的支持,终致视导工作无法长期有效地提高基层行政工作效率,也无法为抗战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