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梁启超《新民说》研究综述

梁启超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论家、启蒙宣传家和学者。其《新民说》从1902年到1906年首先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在《新民丛报》上,后来将20篇论文汇编成册,取名为《新民说》。从1937年到1979年尚无专门研究《新民说》的论文和著作,对其新民思想的评述也只是零星地散见于著述、传记之中。但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梁启超研究的深入,对其评价越来越客观公正,人们也越来越重视对《新民说》的研究。据统计,有关《新民说》的论文有50余篇,此外,在宋仁的《梁启超政治法律思想研究》,刘邦富的《梁启超哲学思想新论》,以及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     

梁启超的国民运动思想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和评价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往,由于梁启超在日本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后,与革命党人一直处于政治对立状态,国共两党的史学家除了对戊戌变法时期的梁启超有所肯定外,对他迭宕起伏、多姿多彩的一生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抛开意识形态与党派政治的偏见后,认同民国前梁启超早期政治思想的意见多了起来。过去,通常把梁启超晚年的文化思想视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对立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现在,重新发掘和阐释梁启超的文化调适思想成了热门话题,梁启超“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     

《新中国未来记》与二十世纪初梁启超的思想

梁启超曾经这样评述自己:“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矛盾”。《新中国未来记》,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内心矛盾斗争的真实反映和小结。研究梁启超的思想,不能不对这篇小说给以高度重视。 提到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近代文学史家常冠之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作。从小说的最终倾向来看,这一评价似乎不成什么问题。但作为史学研究,光给作品戴上一个定性的大帽子,并按此推断其历史作用,未免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因而必然不能科学地说明历史。本文拟就《新中国未来记》问世前数年间梁启超思想的发展,及这篇作品表达的思想内容,作一具体分析,并对这篇小说的历史作     

梁启超的国民运动思想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和评价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往,由于梁启超在日本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后,与革命党人一直处于政治对立状态,国共两党的史学家除了对戊戌变法时期的梁启超有所肯定外,对他迭宕起伏、多姿多彩的一生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抛开意识形态与党派政治的偏见后,认同民国前梁启超早期政治思想的意见多了起来.过去,通常把梁启超晚年的文化思想视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对立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现在,重新发掘和阐释梁启超的文化调适思想成了热门话题,梁启超"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的文明"的语录常常见诸各种文章.但是,海内外的梁启超研究仍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梁启超后期政治思想中的国民运动思想便是其中一例.     

梁启超笔下的谭嗣同——关于《仁学》的刊行与梁撰《谭嗣同传》

谭嗣同被捕就义之前,曾向梁启超表示彼此要像日本明治维新志士月照与西乡那样,分别承担死者与生者的责任。亡命日本以后,梁启超很快将谭嗣同遗稿《仁学》发表在《清议极》上,履行自己作为生者的责任。然而《仁学》的发表颇经周折,多次中断,且有删改,刊载历时3年。与此同时,梁启超写过3篇《谭嗣同传》,其中的内容各有不同。这些不正常的情况,耐人寻味,反映了清末社会历史大变动时期梁启超思想演变的明确轨迹,以及梁启超思想的复杂性和"多变"中的诚实性。     

中国史学走向变革的宣言

梁启超的《新史学》发表100年了。100年来,中国史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新史学”的倡导,历史考证学派的重大成就,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及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构成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辉煌画卷。 《新史学》的发表,在20世纪最初的三四十年间,曾经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倡言“史界革命”,关注历史哲学,推重历史教育等思想,至今仍有可资参考的价值。但是, 《新史学》同历史上的许多事物的出现一样,也有其片面性。对此,我们都应以历史主义的态度看待。本刊为纪念《新史学》发表100周年,约请史学界朋友撰写一组文章,予以发表,以飨读者。     

梁启超欧游归来后的文化思想倾向刍议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梁启超出访了欧洲,欧游归来后,他于1920年3月发表了一部重要著作《欧游心影录》。这部著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梁启超对战后欧洲的考察结果,反映了梁启超对西方文明的态度和看法,也反映了他对中西两种文化体系的总观点。因此,这部著作是研究梁启超欧游归来后政治、文化思想的重要资料。 毫无疑问,通过一年来的游历考察,梁启超对战后欧洲的混乱社会状况,对西方文明所遭受的灾难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他看到,战后的欧洲,物质生活极端贫困:生活必需品匮乏,通货膨胀严重,生产力大幅度下降。他     

《新史学》: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树立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以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其史学研究在中国学术领域里具有开创性的地位。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该文首次打出“史界革命””的旗号,对中国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初步树立起了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一梁启超在《新史学》里开宗明义,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主张建立新史学。梁启超赋予史学以崇高的地位:“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①梁启超认为中国旧史学貌似极其发达而实则弊病层累,衰朽不甚,不能起到史学应有的功能。他对封建史学提出猛…     

论梁启超的佛学

在近代佛学复兴的背景下,梁启超潜心佛学研究,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梁启超的佛学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以致用为目的,以己意进退佛说,对佛教教义进行改造和利用,形成了经世佛学思想;后期则是以学问为目的,使用科学的方法,对佛教历史、佛教经典和佛教哲学等进行学术研究,结出了佛教文化研究的硕果。最后,研究梁启超的佛学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梁启超与《改造》

１９１７年底，梁启超等研究系主要成员退出了政坛。反思政治活动屡遭挫折的教训，他们决心从思想文化上重新努力，造就新人才，以图将来东山再起。《改造》（原名《解放与改造》）杂志的创办就是其文化活动的重要方面。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份杂志尚无专门研究。五十年代出版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虽有专文进行评价，但今天看来显得过于片面。以往的梁启超研究中涉及到《改造》的地方，也往往语焉不详，多限于对该杂志的发刊词的介绍。本文试图就现有资料对梁启超与这份杂志的关系进行梳理，并从这个角度考察梁启超及研究系后期文化活动的一些特征。     

五四时期历史人物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述评

<正> 关于五四时期历史人物研究的研究概况,以及重要人物的个案研究,我已在《十年来五四时期历史人物研究述评》(载《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6期)和《五四时期历史人物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文史哲》1991年第2期)两文中作了评述。现再就五四时期历史人物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评述。这里所说的理论问题,并非一般人物评价中的理论问题,而是五四时期历史人物研究中带有理论色彩的问题。     

关于梁启超的评价问题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的阶級斗爭与社会思想領域中是一个有着长期影响的人物。他自从1895年“公車上書”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活,到1929年死去为止,經历了一个充滿着波动与变化的时代。梁启超一生的政治活动是横跨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两个时期之間的。这段时間,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是阶級斗爭极为复杂尖銳,社会变化空前剧烈的一段时间。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梁启超从他的地主資产阶級的阶級利益出发,随着时代的波动与变化,开展了积极的政治活动和宣傳活动,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因此,开展关于梁启超的討論,以馬列主义观点正确地分析和評价梁启超这个历史人物,无疑会有助于我們对于中国近代阶级斗爭規律的掌握,有助于培养我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則来分析具体历史事件和評价历史人物的能力。关于对梁启超的評价,解放前很多历史学者和評論家們,往往惊叹于梁启超的“博学”和“才能”,孤立地从某个方面夸大他的影响和作用;或者拿他初期的进步性来概括他的一生;或者脫离他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改良主义的企图来抽象地論述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这显然是錯誤的。这一点,胡繩同志在“梁启超及其保皇党思想”(发表于1948年出版的《讀書与出版》第三、四期)一文中已经指出来了。解放后不少同志进一步开展了对梁启超的研究,做出了不少成績。但值得提出的是有些評論梁启超的文章,仍然有脫离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与企图来研究他的倾向,因之,在某些問題上得出了不正确的結論。为了有助于討論的开展,我們特就下列两个方面的問題,发表自己的意見,以便进一步引起討論。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2003年是梁启超诞辰130周年,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今晚报》社、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天津古籍出版社、天津市梁启超研究会联合主办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3年10月13日、15日在天津隆重举行。150余位海内外学者赴会,提交论文110多篇。学者们在会上研讨了梁启超的政治观、宗教观、社会性别观、科学观,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文学思想、新闻舆论思想及办报活动、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想,梁启超与传统文化的延续及其变革、梁启超与某些历史人物的关系等问题,其中有很多论文涉及梁启超研究中的传统与现代性…     

论梁启超戊戌后思想上的两次反覆

从戊戌变法失败,到一九○三年革命与保皇两派正式分野,梁启超取代了康有为,成为当时政治舞台上,特别是舆论界相当有影响的人物,已是公认的历史事实。但对其历史作用的评价,我国史学界长期将他和康有为并称为顽固反动的保皇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绊脚石”,并且认为梁启超更狡猾,更善于伪装,因而“在群众中起了很恶劣的影响”。粉碎“四人帮”后,李泽厚同志一反传统之说,在《梁启超王国维简论》中认为,这时是“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是他一生中最有群众影响,起了最好客观作用的时期”。令人耳目一新!这对正确评说梁启超有重要意义,已被史学界越来越多的同志所赞同。进而又有人提出,保皇派的帽子也“应当从他的头上摘掉”。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具体事实来考察,梁作为保皇会副会长,从事过保皇会活动,摘掉保皇派的帽子是不可能的。那么,一个保皇派,又是杰出的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而且做了当时迫切需要而又为革命派所重视不足的思想启蒙工作,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认为,这是由此期间梁启超思想上的两次反覆,即先后有两次较大的突破,冲出了康有为思想的藩篱,从而奠定了他作为本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同时又先后两次还原,与康携手,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掉保皇派的立场所决定的。拙文准备仅就这个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政治美德与国民共同体--梁启超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

在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中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最为丰富 ,也比较复杂。本文将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放在中国思想史的背景中 ,分析了其思想变化的内在脉络 ,特别指出 ,《新民说》时期梁启超的“群”的理想乃是一个以政治美德为中心、国民信仰为纽带的政治伦理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 ,个人与群体、公与私都处于互动的、和谐的关系。梁启超将自由主义的若干基本理念融入到民族主义的叙事脉络中加以论述 ,代表了一种中国儒家式的自由民族主义。     

历史的轨迹与时代的观照--<中国社会主义认识史>读后

历史常常是这样:思想、学说一旦吸引人,一旦被人们所掌握,就能够产生改天换地的力量。整整一百年以前,“社会主义”在中国近代的两位历史巨人的思想中,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一个是主张在中国走君主立宪道路的梁启超,1903年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7号上发表了《中国之社会主义》的文章。他认为,“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主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梁启超按照当时用中学会通西学的方法,将社会主义同中国古代着眼于均产的经济改革政策联系起来。一个是主张在中国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试论梁启超散文的爱国主义的时代特色

梁启超从1895年主持《中外纪闻》开始“委身于文界”,至1904年主办《新民丛报》时期,领中国近代文坛风骚近十年,这时期他所发表的大量散文,风靡一时,不胫而走,在备界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中引起巨大的反响,“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其影响之大,是同时代任何一个作家所无法比拟的,因而被誉为“舆论界之骄子”、“天纵之文豪”。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位影响巨大的散文大家,从新中国成立至粉碎四人帮之前,竟没有一篇研究其作品的思想艺术特色及其历史作用的专文。近几年,对梁启超散文的研究逐渐引起重视,已有专论见诸杂志刊物,     

被遮蔽了的梁启超——读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

台湾学者黄克武先生在《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中曾就辛亥革命前后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与文化传统所采取的不同态度，     

梁启超在政治上学术上和思想上的不同地位——再论梁启超后期的思想体系问题

梁启超的一生都给了人们以很大的影响。据我看来,似乎可以把他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大约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前。当时他也具有两面性,常说两面话,但主要的一面是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去反对地主阶级顽固派,因而起了进步的作用;中期大约从1905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在这个比较具有过渡性的时期里,他的斗争的对象,已逐渐由地主阶级顽固派转变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因而开始趋向于中间、落后以至反动,然而在一定程度上还带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本色;后期大约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一直到逝世。这个时期他还有两面性,也说两面话,但地主阶级思想已经发展成为主要的一面。他在这时最喜欢搬出封建传统思想这个极其陈旧破烂的武器,以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为主要攻击对象,而资产阶级的“西方文明”也在他反对之列。这时期的梁启超已经做了“旧店新开”的孔家店的最大头子,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所起的作用都是极端反动的。梁启超一生的前、中、后三个时期,亦即他在政治上思想上表现为左、中、右的三个时期。如果单从梁启超的主导思想来划分时期的话,那么也可以把他的一生划分为两大时期:大约在1915年《新青年》出世、新文化运动与东西文化问题大争论开始以前为第一时期,从此以后则为第二时期。他从第一时期到第二时期,就是由资产阶级改良派倒退到地主阶级复古主义者,似乎也可以说是由资产阶级的尊孔倒退到地主阶级的尊孔。有些人硬要断定他为资产阶级的尊孔,未免误认他的后期为他的前期。这个问题的主要关键,在于他们坚持着“只是时代变了,而梁的思想本身一直不变”的论点。这一个论点在我是“期期以为不可”的!如果让我再说一句话,那便是梁启超入民国以后,在政治上思想上一直多是忠诚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的。最近,还有人认为梁启超给人们的影响,只限于其前期。我亦不敢同意此说,以为必须把他分别来看。梁启超在学术上的地位,正和他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地位相反:他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地位与作用,是后期不如前期;而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则前期不如后期。     

探求民主与富强之路的两种模式——晚清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论

在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政治舞台和思想论坛上,以梁启超、张謇为首的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是两支活跃的力量。它们以反专制、争民主、图救国为共同目标,又对清政府和君主持迥异的态度;它们有过合作,但更多的是互相攻讦,势如水火,由此引发了当今学术界对它们的政治地位、历史作用和思想价值的种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评价。要对它们的言行做出合符历史的、公正的评价,固然需要从总体上加以把握,但关键还在于如何看待它们各自高举的旗帜——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因为,二者分别凝聚着它们对中国历史传统、社会现实、民族道路及国际政治的深沉思索,又规范着它们各自的政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