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袁可嘉对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建构

袁可嘉借鉴西方现代派诗学理论,用"包含的诗"修正象征主义纯诗疏离现实的倾向,拓展了新诗的表现内容;他对人生经验与诗经验的关系、艺术的象征性、诗歌的玄学性等的论述,纠正了新诗大众化后偏离诗的本体发展的倾向.综合两股诗潮之后,他构建了一种"中国式"的现代诗学体系,即现代诗歌是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     

西方现代诗学关于文学批评程式的建构

文学批评揭示出作品什么意义与对其阐释的批评程式相关。在批评程式层面的研究被认为是诗学研究的基本任务。西方现代诗学在对文学的重新阐释过程中建立了不同的批评程式,不断拓展出文学意义产生的新空间,凸显了文学批评程式对“文学”存在的影响。     

解构和建构:对普世价值建构方式的理性思考

迄今为止 ,对于如何建立普世价值 ,有三种典型的观点 :“人性论”方式、“启蒙心态”方式和“商谈伦理”方式。以上三种方式都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 ,宣告了它们的破产 ,从而“解构”了它们。而实践方式 ,是建构普世价值的唯一合理可行的方式     

论现代诗学中十四行体式的理论建构

对十四行的移植与借鉴,中国现代诗学界一向有三种态度:一种是怀疑论。第二种是否定论,而大多数人持的是赞成的态度。赞成的理由有三:一是认为十四行体最适宜于表达盘旋的情绪,二是认为十四行诗是最适宜于表达沉思的诗体,三是认为十四行体与中国旧体诗的格律有相通之处,因而容易为中国诗人所接受。现代诗学十四行诗理论的核心话题就是十四行诗的中国化,汉语本位,乃是现代中国诗学关于十四行体中国化问题的基本思路。     

传统乡土秩序:建构与解构

传统乡土秩序既是基于血缘的、自然的内生秩序,也带有理性建构的痕迹,这体现了乡土社会与国家的互构关系,士绅充当了这一关系的中介以及乡土社会横向整合的角色。但士绅阶层无力向上渗透并形成具有政治属性的有机实体。     

客观性观念:解构、辩护与重构

客观性问题是哲学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之一。 19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科学的新发展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兴盛 ,对传统哲学的客观性观念提出了挑战。客观性观念是一个认识论问题 ,而不是事物在自身的存在性问题。坚持客观性观念有其内在的人的存在性根据。立足人的主体性存在重构符合当代文明发展的客观性观念是紧迫的哲学课题。     

心灵的解构与重构

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心"、"心"是什么、心与身的关系如何,这一直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随着科学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经由语言学的心灵剥离、科学主义的心灵放逐、实证科学的心灵驱魅,古老神秘的灵魂不断地"祛魅",心理的本质得到了还原与澄清,灵魂问题亦演变为心理问题、心脑问题,而心灵哲学也正朝着自然化的方向重建.     

意象与中国现代诗学

面对中国现代诗学这一项未完成的工程,意象在中国现代诗歌中具有基础性和本体性的定位,因而对于中国现代诗学的建设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也就成为我们考量中国现代新诗的一个绝对标杆和命题。问题是为何在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历程中,意象是中国现代诗学建构的一个制高点？又该如何清理和厘定意象的含义,如何规范意象诗学系统？进而在意象的规范系统基础上,本文以意象为基座,在“人道”、“现代汉语”和“意象”三个层面上综合重构出中国现代诗学,熔铸出中国现代意象诗学之基本框架,以完善中国现代诗学工程。     

国家所有权的解构与重构

文章利用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 ,首先对国家的主体性进行了消解 ,然后根据法学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透过法权的和事实的所有权不相一致的分析框架 ,并且通过历史及现实的实证分析 ,揭示出国家所有权的虚幻和在国家所有的名义之下财产利益被转归私人所有的真实性态。文章认为 ,我国的公共物品的生产应该采取各级政府所有即公法人所有的形式     

艺术真实的解构与重构

“真实”是意义活动的底线,“艺术真实”是艺术文本存续的基础。在理论界,围绕“世界、作品、艺术家、受众”这四个要素构建的理论范式,无法单独阐释艺术真实的意义机制,动态联系的范式结合也不过是标准叠加的产物。在技术层,数字媒介消弭了真实与虚拟的边界,这一状况与总体文化观念滑向“后真相”同步,艺术真实遭遇技术解构的冲击。理论阐释无法确证“存在意义”上的艺术真实,技术冲击消解了“存在者意义”上的艺术真实,前者指向价值论,后者指向本体论。由此,艺术真实交由商品市场,文本不再可靠,资本裹挟着动态更新的伴随文本进入经济场域,在意义竞争中重建“艺术真实”的本体与价值。     

对面子的解构与重构

本文试图挑战传统的面子研究,指出它们具有本质主义和整体性的错误倾向。我们反对把面子作为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解释变量,认为它只是被社会建构的一种意识和行为,具有片段性和多元性特征。我们认为权力等级是造成中国人面子意识和行为的根本原因,而文化为之提供了传播的环境,语言又是其传播的渠道。     

学术创新的基点:概念的解构与建构

近四十年来,中国以独特的道路和方式实现了大国崛起,制度安排、社会结构、发展路径在很大程度上溢出乃至颠覆了基于西方历史经验得出的社会科学结论。伴随着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一方面是西学范式和框架对于中国经验与现实的解释效能愈见式微,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渐次转向尊重自身的事实和特点,提出了从学理上发现并阐述“真实的中国”、锻造尊重本土经验的理论模型的新时代课题;另一方面,中国也亟需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与其经济实力和地位相匹配的思想、学术、文化领域的话语权与软实力。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之下,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炼出带有中国标识的概念范畴。“讲话”发表之后,经过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新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创造性转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全面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无不标示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的新进展。从话语体系构建的视角来看,上述探索只不过意味着破题立论,一系列涉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构的重大话题亟待展开。有鉴于此,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的指导下,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于2018年夏初主办了以“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为题的专题研讨会,以期推动相关探讨向纵深发展。本期推出的这组笔谈,即属此次专题研讨会的部分成果。     

中国现代诗学与儒家文化传统

中国现代诗学与儒家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中国现代诗学关注现实。关爱民众的生存状态;中国现代诗学追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诗品与人品的统一、“小我”与“大我”的统一;中国现代诗学还注重诗歌的社会效果,主张诗人培养伟大健全的理想人格。中国现代诗学的上述品格,是在反传统的旗帜下对儒家文化的入世情怀、中庸的文化立场、圆满至善的人生境界等思想的承续。     

应用伦理学的建构与解构

应用伦理学兴起的内在原由是:传统伦理学的发展不能适应科技时代的变革和新兴技术渐次拓展的要求,应用性的技术学科需要与自身发展具有密切相关性的伦理尺度和道德支持,这本身就足以表明应用伦理学的开创性意义。但在另一个向度上,应用伦理学的盲目细分又加剧了应用伦理学自身与统一性、完整性、“公度性”的分离,伦理尺度在应用性的泛滥中又有被自身异化和消解的可能性。所以必须在应用伦理学和伦理学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平衡和紧密的衔接,在应用伦理学家和伦理学家之间寻求共同的使命:无论科学和技术如何发展,总要把人还原为道德的人,把应用科学还原为具有统一的伦理尺度的“人学”。     

消费低迷的制度解构与重构

我国自1990年代以来出现了消费低迷现象.从制度的视角阐释,消费低迷的根源在于存在不利于消费增长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即压力型政绩考核制度、投资偏向型财政税收制度、"市场化取向"的公共服务制度和城市偏向性制度,正是这些制度导致扩大内需政策的效果一直不理想和消费持续低迷.破解我国消费低迷现象必须重构制度,形成国民消费稳定增长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     

纠偏与制衡: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的自觉追求

1940年代是中国现代诗学成熟的年代,其主要标志是各种诗学呈现出文化融合的趋势,即朝着一切可能融合的方向发展.独创性寓于变化之中,每一种独特的个性都可以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融合来.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就不像以往那样泾渭分明,老死不相往来.正因为如此,才有这种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可能.也就是说,有了自己与其他诗学的参照,才能更明晰自己的不足和缺陷."纠偏"与"制衡"便成为这一时期现代诗学的共同主题.纠偏实际上是对本诗歌思潮内部出现的问题进行纠正.制衡主要是针对其他诗歌思潮的弊端进行反拨和约束,它往往是以论争的形式出现.实践证明:只有通过对内对外的纠偏与制衡,才能促进诗歌文化的融合与繁荣.     

朗诵诗理论探索与中国现代诗学

中国现代新诗史上 ,朗诵诗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新诗大众化诗学将朗诵诗作为新诗发展最重要的方向加以提倡 ,并逐步泛化为一种主要的新诗艺术的衡量标准。一些纯诗诗学的追求者如沈从文、梁宗岱等则对此提出质疑和不同意见。围绕着朗诵诗展开的诗学探求和论争 ,反映了两种诗学的长期对立与竞争、交错与纠缠 ,也体现了二者对于中国新诗前途的不同理解和思考     

传媒与犯罪的相关性解构与重构

传媒的犯罪示范与教唆虽确证存在,但无法解释受众反应的差异性,这表明传媒对犯罪的作用绝非止于提示榜样。人的心理图式的获得先于模仿,所以媒介呈现的示范意义在本质上取决于受众的人格特质,而不良媒介的长期涵化可能促成犯罪的个性状态。作为一种正常的文化现象,传媒与犯罪的关系定位不必纠结于直接或间接的性质界分。一些媒介仅对某些受众的某类犯罪产生关键影响,既不能否认传媒对犯罪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不能无限放大两者的关联效应。以社会学习的理论解构传媒与犯罪的相关性,有助于透视问题的实质。     

现代诗学的两个课题

对于中国而言,二十世纪是文化转型的世纪。几千年来存在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当中的架构日益消解,新“型”文化日益浮出水面。作为中国文化与文学在上个世纪中现代转型的急先锋,新诗在“转型”上的文化价值已是公论。然而这一价值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