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党的十六大指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都应得到保护”,这是我国分配制度的一次重大突破。要让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受到保护,关键要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从法律上界定收入的合法与非法;二是明确非劳动收入合法有效的途径;三是从制度上予以保证。     

论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要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必须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在收入分配上要尊重和保护不同所有制经济活动主体、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利益 ,既要确立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原则 ,又要确立对各种合法收入 (包括合法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 )进行保护的立法和机制 ,从而更充分地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 ,以加快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论尊重劳动

尊重劳动是指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 ,其价值导向是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它是“四个尊重”的核心 ,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保护合法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发展的新成果,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新发展,为"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扫清了思想障碍,为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论合法的劳动收入

我国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人”。合法收入与劳动收入的含义是不同的,合法收入既可以是劳动收入,也可以是非劳动收入（还包括剥削收入）;劳动收入既有合法性收入,也有非法性收入。国家只能保护合法取得的劳动收入。 公民收入的合法性是以法律规范为界定的,至于经济收入是劳动收入还是非劳动收入则是以收入取得的方式（或条件）来界定的,即收入主体只有与其自身的劳动行为（活劳动）相直接联系而取得的收入才是劳动收入。由其他方式（或条件）而取得的收入（诸如借贷利息、租金、股本分红、救济金、福利费等等）则只能属于非劳动收入。由此可见,合法的劳动收入必须具有合法性和直接劳动性两个基本特征。本文以探讨劳动收入的合法性为主题,     

私营企业主收入的来源与性质

私营企业主的收入主要包括合法的劳动收入 (经营管理劳动收入和市场营销风险收入 )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生产要素分配收入和剩余价值的合法占有 )。在现阶段特定的生产力条件下 ,私营企业中剩余价值和剥削问题的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 ,但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和剥削存在着重大差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论

十六大对“创造社会财富”作了一系列论述,提出“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实质上,发展生产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要大幅增加财富,这应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现实目标。为此,必须建立良好的创业机制,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其前提是树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对于价值、劳动、阶级、剥削、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等一系列理论问题要进行创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论。     

论对合法的劳动收入的保护及其他

劳动收入有“受动型”和“自营型”两类 ,它们分别处于劳动法律关系和一般民事法律关系之中 ,判别劳动行为合法性有劳动主体资格和劳动行为方式及劳动行为后果的合法 ,合法行为所得的劳动收入方得到法律保护 ,而法律将对非法的劳动行为所取得的收入的非法程度予以不同的追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 ,多种分配形式并存 ,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重大发展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为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关系 ,正确认识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等一系列新的问题。     

作为责任的正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正义原则研究

分配正义共识是当代中国社会需要建构的基本共识之一。对分配正义原则的规范研究有利于共识的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正义原则,应该是作为责任的正义,其核心要求是同等劳动努力同等收入,只有能够促进单位劳动收入最大化的非劳动收入才是正义的。劳动努力是每个人对社会合作的责任,促进劳动收入是非劳动收入者的责任。这一正义原则将产权收入等非劳动收入的正义性建立在对劳动收入的促进上。这就需要论证劳动收入对非劳动收入的优先性,即在不考虑非劳动收入可以促进劳动收入的情况下,只有劳动努力才应该取得收入;在此基础上,论证促进单位劳动收入最大化的非劳动收入是正义的。     

中国工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结构分解视角

依据工业行业、细分行业、地区以及工业所有制结构探讨中国工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构成和波动性并进行结构分解,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根据工业行业结构、地区结构分解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发现行业（地区）内效应是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主要原因,其中,制造业、东部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在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中起主导作用;（2）根据工业所有制结构分解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发现工业所有制结构内效应是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主要原因,起主导作用的部门已由国有企业逐渐转变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3）根据细分行业分解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发现行业内效应、行业间效应以及协方差效应等三种效应对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相较之下细分行业间效应与协方差效应在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中的贡献度更高。本文首次测算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1998－2013年的数据,这项研究对通过结构优化方式稳步提升中国工业劳动收入份额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劳动争议、资本深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机制与中国经验

劳动争议纠纷的增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问题.采用1998-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与劳均资本存量显著正相关、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负相关,劳均资本存量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负相关;劳动争议增加将促使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产生资本深化现象,而资本深化程度的提高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并且资本深化在劳动争议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因此,应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增强对劳动争议的调解处置能力,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     

劳动收入占比与居民消费率：机理与中国经验

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理主要是通过影响国民收入在居民部门分配的比例进而影响居民的消费能力（可支配收入水平）,通过影响社会的消费倾向进而影响居民的消费需求;同样的,主要通过影响居民消费规模和GDP（经济增长）进而影响居民消费率。由于居民消费和GDP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关系,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会有不同。若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规模表现出正向影响,且劳动收入占比对GDP的影响不显著,则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一定表现出正向的影响。中国经验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劳动收入占比上升是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率提升的一大重要因素。劳动收入占比上升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促进效应不是因为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的正向推动,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与居民消费率正相关关系显著是由劳动收入占比对GDP表现出负向影响引致的。在推进功能性分配结构优化的同时应有效地发挥劳动收入占比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促进效应。     

中国工业行业间“同质”劳动收入差距问题

中国工业部门行业间同质劳动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增大的趋势,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三个部门同质劳动收入差距上升幅度小于工业部门总体水平,且三个部门间同质劳动收入差距上升幅度要大于各部门内部.经济开放通过行业扭曲性因素和非扭曲性因素等传导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对工业部门同质劳动的行业收入差距产生了推动或抑制的作用.有关部门应当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来减轻行业垄断程度,同时通过税收、补贴等收入再分配政策将行业间同质劳动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实证研究

利用我国1990—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实证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与劳动收入份额呈正相关关系,老人抚养比与劳动收入份额呈负相关关系,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能够解释我国最近20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从要素禀赋角度来说,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前期主要是生育率和少儿抚养比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升高,这导致劳动供给丰裕程度相对增加,劳动价格大幅下降,从而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后期主要是预期寿命和老人抚养比升高,这导致储蓄率升高,资本供给丰裕程度相对增加,但资本价格并没有相应下降,因而资本收入份额升高,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基尼系数引发的思考

对于基尼系数,不可以生搬硬套.今天,中国大陆体脑劳动收入,刚刚摆脱倒挂,初步理顺,从常理来讲保持适度的差别是必要的.用最富与最穷相比,更无道理.世上富不过商人,而商人财力大小,关系到投资就业和经济繁荣.因此,商人合法聚集财富,积累资本,是应当鼓励的,而且鼓励他们发大财,以使他们有能力办更大的事,促进经济更加繁荣.目前,有人夸大了我国的基尼系数,笔者认为我国基尼系数应处于世界中等水平.     

基于要素贡献度的要素收入份额的确定

通过建立要素贡献率—要素收入份额的一体化框架,对我国目前的资本和劳动的要素在GDP中的贡献率进行分析,从而确定资本和劳动在我国收入分配体系中的合理份额。结果表明,我国劳动收入的合理份额为33%左右;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自然规律;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应当为它快速走出"低谷"步入上行通道创造条件。     

从“掠夺之手”到“仁慈之手”——基于Kaldor模型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U”型演变的理论解释

已有大量文献从实证角度给出了近年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论断,却鲜有文献用数理模型给出这种现象背后的理论解释.本文证明了包含“掠夺之手”的Kaldor分配模型的重要命题,并对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找到解决的思路与途径.由于扩展模型中有了政府可控制变量,本文提出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劳动收入份额可能呈现正“U”型曲线的论断,给出了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条件,提出了防止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政策建议.     

论不同类型的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一直是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而有关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影响的性质也一直是莫衷一是。之所以如此是在于劳动收入差距最终对经济效率会产生何种性质的影响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即便是劳动收入差距的状态相同,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也完全可能截然不同。劳动收入差距包括多种不同的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所产生的影响是存在着差别的,不同原因、不同范围、不同程度、不同条件、不同环节、不同因素、不同特征的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在性质上会有差别,在结构上也存在差别。应该考虑到不同类型的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所产生的影响的复杂性,进而制定合理的劳动收入调节政策,努力实现分配公平和效率提升的目标。     

关于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的若干问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分配方式,公民的收入不仅有劳动收入,还有非劳动收入。劳动收入和按劳分配收入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为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民个人收入和按劳分配的关系有必要对公民（本文着重指城市非农居民）的劳动和非劳动收入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