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主体因素与翻译选择--兼谈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本

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在选择"译什么"和"怎么译"时,其主体因素会不可避免地对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选择起着重要影响.林语堂英译的<浮生六记>,可以说明译者的主体因素,尤其是译者文化态度和翻译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译者的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择.     

历史典籍英译的“深度描写”研究——以倪豪士英译《史记》为例

“深度描写”是人类学中普遍使用的强调细节描写和阐释的研究方法,而“深度翻译”是“深度描写”在翻译中的直接体现。本文以倪豪士英译《史记》为例,对作为“深度描写”的翻译研究涵盖的四个层次:翻译事件本身、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决策和社会文化语境、对本研究的反思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深度描写”的翻译方法对中国历史典籍的外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译者目的与翻译规范

文章从功能主义目的论出发,结合描写学派的翻译规范论,以《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中译本为例,分析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行为及其制约因素,进而指出,译者主体作为两种文化的中介,受译入语体系的规范所制约,需要(赞助人的)翻译目的来做指导以作出翻译决策,表现为既要接受赞助人的主导,又要迎合读者的期待视野,还要遵守自己的道德规范,其文化身份和文化取向不可避免地体现在其翻译策略的选择上。     

译者主体性在霍克斯英译《红楼梦》中的体现

译者主体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往往忽视了译者--这一翻译活动中积极的因素.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分析大卫·霍克斯在<红楼梦>翻译过程中从译本的选择、译名及书中人物名的翻译策略等方面所体现出的译者主体性.     

Burton Watson对历史典籍英译语言规范的习得与内化

翻译家个案分析是翻译史及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Burton Watson(华兹生)是20世纪英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最多产的美国翻译家及汉学家.他的译笔流畅自然、娴雅精练,可读性很强,在向西方普通英语读者普及中国典籍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翻译研究积累了重要的实证语料.文章以描写译学研究派的假设棗"规范"的"习得"与"内化"是在译者"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命题为框架,分析了译者"社会化"是如何影响Watson"习得"与"内化"中国历史典籍英译的语言"规范"的.     

翻译中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翻译适应选择论视域下鲁迅早期科学译著的选材与翻译策略

翻译适应选择论从生态社会学的视角诠释翻译现象,凸显了翻译活动的社会性和译者的主体性。根据翻译适应选择论,翻译是译者在受制于多元的翻译生态环境的同时选择、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的社会活动。译者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依据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择当译之本",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以实现目的语的多维度"适应性选择转换"。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指导下,考究了鲁迅早期译介域外科学著述的社会活动,指出鲁迅翻译科学小说的取材适应了中国"科学救国"的翻译社会环境,翻译策略的取向实现了汉语世界的多维度"适应性选择转换"。     

对"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几点思考

胡庚申教授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以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为理论支撑,构建了具有创新性和可行性的中国译学宏观理论.但该理论在对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译者如何实现"主导作用"、以及译品评介标准和"最佳翻译"的论述上,还有值得探讨商榷的地方.     

翻译行为体系研究

从行为科学层面构建翻译行为体系,是翻译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首先基于译前、译中和译后对翻译行为进行了分析,再通过调查研究及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了译者对于各种翻译行为的认知程度,最终构建了由4类翻译行为及11种子行为构成的翻译行为体系,其中,译前行为包括问题识别、理念认知和资源准备,决策行为包括词汇选择、策略选择、工具选择,转换行为包括语言转换、文化转换、交际转换,译后行为则包括后续加工和适应追惩。     

查良铮的诗歌翻译及其翻译思想

译者的翻译风格、翻译策略与译者所处的社会环境、译者的文化教育背景、以及译者的个人兴趣和审美风格密不可分。查良铮诗歌翻译研究主要从文本分析层面探讨其翻译风格与翻译策略,以及译者的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的互动联系。翻译家查良铮认为诗歌翻译不应完全拘泥于"以顿代步"的译诗原则,而应该在原诗的基础上,遵循"牺牲"和"补偿"的原则,充分运用注释在翻译中补充说明的功能,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诗歌翻译应遵循"以诗译诗"的原则,译诗应在风格和内容上保留原诗的意象与意境。     

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其表现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主体的研究取得了"合法"地位。从翻译过程、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译作与原作和译入语文学的互文关系、译者与原作者和读者的主体间性关系四个方面,论述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其表现,目的在于深化翻译主体研究。     

论广告翻译中的语境顺应

根据顺应论,广告翻译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其语言的选择具有变异性、协商性和顺应性。广告翻译中的顺应主要表现为语境顺应,包括语言语境顺应和交际语境顺应。广告译者应充分考虑翻译生态环境中的诸语境因素,采取"多维顺应"的翻译策略,从不同的角度来顺应消费者需求,从而取得预期的广告效果,实现广告主的交际意图。     

Verschueren语言顺应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Verschueren的语言顺应论提出语用学研究应致力于探讨语言的运行机制,即考察交际者在特定语境里如何通过顺应性语言选择来满足其交际需要,实现其交际目的。就翻译而言,它是一种类似但更加复杂的语际交际活动,从译什么到怎么译,无不贯穿着社会、文化、认知等因素的互动、选择与顺应。语言顺应论把翻译纳入一个连贯统一的框架,给翻译研究带来三点启示：翻译是一个连续选择的过程,也是动态顺应的过程,更是语言顺应论下的翻译模式,其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操作性和可重复性。     

从文化角度看翻译标准

翻译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翻译既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的翻译。随着跨文化交际的不断发展和逐渐深入,文化因素在翻译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其研究重点就在于对文化差异性的理解与分析。经验证明,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并不影响文化翻译的"可译性"。跨文化交际中,译者具有相对的自由,可以根据客观标准和主观意愿选择"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     

从适应性理论看翻译研究的语用取向

维索尔伦提出的语用综观论和适应性理论认为,使用语言即是在不同意识程度下为实现交际目的而连续做出选择的过程,并以此为视角对语用学研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释.以该理论观点审视语言中的翻译现象及其本质,可以认为翻译活动是一种类似但更加复杂的不断选择过程,从材料的选择到翻译策略手段的确定,无不渗透着社会、文化、认知、语言等因素的互动选择机制.语用适应论不仅可将翻译理论纳入一个连贯统一的框架,而且其在动态适应、意识程度等方面的探讨,也为拓宽翻译研究的发展空间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质疑"信"、"达"、"雅"

长期以来,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被我国广大译者奉为翻译标准,被认为是译界的金科玉律.本文从三个方面对"信"、"达"、"雅"提出质疑.首先,认为"信"达"雅"不能称之为翻译理论;其次,指出"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的适用有一定的局限性;最后质疑"信"达"雅"的经典地位,并提出人们不能盲目推崇"信"、"达"、"雅",而应该拓宽视野,借鉴西方近几十年来翻译理论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果,把中国的翻译理论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诗歌翻译中“忠实”标准的多元取向——以朗费罗《金色的夕阳》的两种翻译为例

翻译的首要标准是忠实于原作。“忠实”标准适用于诗歌翻译时会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对朗费罗的一首诗《金色的夕阳》的两种截然不同翻译表明，诗歌翻译中，由于译者对诗歌的各种内容与形式因素价值评判不同，“忠实”这一标准的取向是多元的，译者对这一客观标准的主观取向很大程度上影响译作风格。     

认知、语言交际与译者心智模型

翻译的过程是人类所经历并体验的复杂心智过程,涉及到社会文化、心理认知、情绪取向和意识状态等众多因素。从心智模型的视角来研究翻译过程,是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心智模型”应用于翻译研究的一个全新且有生命力的尝试。翻译过程中的意义传送必定通过译者心智模型密切地关联和过滤。译者的心智模型在很大程度上助益或影响了译者对于原作语言形式的体验及其意义的表征推理以及其在目的语中意义及语言的选择和表述,从而决定了译文的语言风格及意义色彩。     

翻译的符号学单位

关于翻译单位的争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由来已久,翻译理论家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在回顾了现有翻译单位的前提下,论证了翻译单位是一个多元、开放的描写性概念,进而从符号学的视角,提出了符号关系这一符号学翻译单位,论述了它的理论基础和可操作性,描述了翻译的过程,指出翻译的过程是译者通过重新构建与原语文本相对应的符号关系来实现原文信息在译文中最大限度再现的过程。     

文本功能对应用翻译的策略主导

应用翻译是一种实用性强而又注重"以内容为中心"的翻译文体,其体裁大多可归属于纽马克(Newmark)界定的"信息型"和"呼唤型"文本,它具有该类型文本的所有功能特性.翻译实践表明,应用翻译中文本功能与翻译策略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和规律性,诺德(Nord)与组马克(Newmark)的翻译研究对应用翻译有着"纲举目张"的指导作用.其翻译策略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与各自的文本功能有直接关系,这一点与文学翻译不尽一致,因而应用翻译中以文本功能来确定翻译策略切实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