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卫所建置下神庙戏场的时空分布及其文化特征

随着明清河西卫所建置的确立完善,汉族民俗文化在河西一带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尤其河西一带神庙戏场的建设发展具有独特的时空特征。明代至清中叶前,河西神庙戏场建设时间大多在卫所建置以后,空间上集中于卫所中心地域。晚清随着河西由边疆变为内陆腹地,卫所基层乡村的神庙戏场蓬勃发展起来,这对民间祭祀空间的建构产生了深刻影响。     

明代沅水流域的人口变迁

沅水流域的人口在明代发生了巨大变迁。明初,在卫所驻军、移民垦荒等因素作用下,大量外来人口迁入,虽有部分人口外迁,但总人口规模逐渐恢复。明中叶后,河谷平原的土地开发与商品流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外地人口的迁入,促进了流域人口的继续增长。受地理环境的不同制约,流域内部各地的人口变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从而影响了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     

明代土兵述论

明代的土兵是国家武装力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卫所制度的崩溃是明代土兵得以发展的历史机遇,土兵发展表现为土兵数量大、民族构成多,战斗力强.土兵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巩固国家政权、稳定社会治安、维护边疆稳定的作用,为明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地方疆域史研究的一个新成果——评介《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

由河南中州书画社1982年出版,杨畅等同志编著的《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书,是国内迄今第一部关于奴儿干都司卫所问题研究的专门著作。 明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悠久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问题,涉及到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制度、边疆沿革及民族政策等各个方面,因而是研究明朝历史,特别是研究明朝东北地区历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有关研究这方面的专门著作,目前还未见刊出;因此,特别有必要对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做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     

儒学教化：明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文化软实力的安边之道

彝族地区对明王朝经营西南边疆有重要地位。明朝初期，中央政府对彝族地区军事行动是儒学教化的基础，明王朝在彝族地区逐步形成卫所、屯田、土司、儒学教化四位一体的国家治理格局，彝族地区步入明王朝推行的国家治理快车道，儒学教化作为国家景观和制度安排，是明王朝在西南彝族地区推行文化软实力的安边之道。     

明代边地儒学教育体制变迁与政治一体化进程——以云南永昌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云南永昌地区经历了复杂的儒学学校发展轨迹：最先出现的是边地卫所治下的特殊社学，它们虽以“社学”为名，却表现出明显的官办特征，教学内容具有边地和军事特点，更近于官办儒学形式；继之是军民指挥使司儒学，显现出府州县儒学与卫所儒学之间的过渡性特征，以其灵活性兼顾到边疆民族地区不同群体、不同治所的教育需求，但规制相对不完备；最后是府(州、县)儒学，它突破了军民指挥使司儒学发展的瓶颈，实现了边疆与内地学校形制的整齐化。以永昌地区为代表的边地学校体制的演变之路，显示明朝在边疆地区推行儒学以教化百姓为起点，且政策灵活、形制多样，最终实现了改易风俗、发展文教的多重效果，极大地推动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     

明代四川建昌地区的行政和军事建置及变化

明代建昌地区建置变化很大,有其特殊性。洪武二十五年前主要是行政建置,以当地民族为府州县卫所土官。洪武二十五年后,月鲁帖木儿等土官反明被平定,明王朝废除了行政建置,代以军事建置,增设四川行都司和卫所,驻军达五万多人。四川行都司辖六卫三十二千户所和五个长官司。行都司官员以流官为主,卫所官员有流有土,长官司为土官。明后期万历三年省建昌前卫后,才出现五卫八所。明前期,行都司及卫所、长官司有效地统治着建昌地区。明中期后,由于军民与夷人交往中的不良行为引起边衅,建昌卫土指挥使和邛部长官司土官衰落,原受土官抑制的彝族奴隶制扩张,掠夺劫杀卫所城镇军民,导致卫所萧条,控制范围大大缩小,军士减至五千多,靠从外地调入大批军队才能平定动乱。继之增置营戍,增派数千军士,分五大信地防守,但仍不能有效控制交通沿线,这种情况直到明朝灭亡。     

试论两宋时期陕西的战时农业经济

两宋时期,陕西农业经济的发展被打上了很深的战争烙印。虽然连年的战争对军粮的大量需求刺激了陕西农业生产的发展,保证了大批西北驻军的粮食给养,但也导致了大量劳动力人口的锐减、农田的荒芜和农业生产环境的破坏等。     

明中后期的卫所与法律——以《军政条例》和《问刑条例》为中心

卫所是明朝军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是国家意志的最高体现。明中后期,《军政条例》和《问刑条例》在明初法律《大明令》、《大明律》和《御制大诰》四编的基础上,继续对卫所制度的各项内容做出细致规定。这些规定清晰地反映出卫所的“民化”进程以及国家从军事、经济和行政管理等方面对这一进程的防范、纠正与妥协。总之,明朝政府基本上是顺应卫所“民化”这一趋势的,但也始终没有放弃和彻底转变卫所的军事性质。这既是明朝卫所制度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制度的发展进程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新疆屯垦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新疆屯垦文化是中华文化中极具特色的文化,是屯垦军民把内地各区域文化与边疆文化相结合,把民间文化与军旅文化相结合,在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火热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新疆屯垦文化是具有浓厚地域特色和汉文化特征的一种融合性文化。新疆屯垦文化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始终把国家的需要与个人的发展相结合,体现的是全局观,是中华民族的利益。面对当今社会发展和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斗争,屯垦文化因其内在本质特征,具有其独特的生命力,并在创新中走向新生。     

刘基“密奏立军卫法”辨疑

传统观点认为明代卫所制度由刘基于洪武元年创立,事实并非如此。相关史料如刘基行状、宋濂作品等,或是人为编造,或因袭旧章,均有可疑之处,但因编入钦定《明史》,遂成定说。卫所制度元时就已出现,在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沿用了卫所制度,其基本职掌业已具备。事实是,卫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并非始自洪武元年刘基的倡立。卫所制度被认为是刘基所创,与刘基参与明初诸多制度创设有一定的关系,或与明初统治者高层的政治斗争以及明中期以后诸多与刘基神话传说有更为密切的关联。     

明代北部边防对明代政治的影响

明王朝为防备蒙古贵族的卷土重来而有北部边防的建设,北部边防对明代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政治制度而言,首先是督抚制度成为一种国家制度而确定下来,其次是北边督抚与兵部尚书与侍郎之间的互相迁转;以政治风气而言,第一就是宦官专权对北部边防的影响,第二是边军入卫给明代社会所造成的骚扰,第三是京边将领克扣军饷、吃空饷、杀良冒功、谎报战功对明朝边政的败坏,第四是内阁以边防事务互相倾轧,边将行贿、权相受赂,造成腐败污浊的政治氛围。同时,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对于北边防务亦有极大的影响,如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个人素质、边防督抚的个人素质,等等。明代的北部边防影响政治的内容很多,值得学人们付出艰辛的努力。     

河湟边地社会的军户家族——以西宁卫郭氏家族为个案

本文依据地方志中的相关资料,对明初移居西宁卫的郭氏家族的发展历史作了初步考察,通过勾画这一军户家族在西宁卫定居、发展并兴盛的曲折历程,映射出明代河湟边地社会军户的生存状况和发展轨迹,并对明代以来国家力量不断深入边地社会的背景下区域社会发展变迁的复杂进程有更深入的认识。     

论明朝民族政策总方针及其对边防的影响

明朝民族政策看似零乱,实际上有严密的总体规划,而这常为研究者所忽视。本文从宏观研究的角度,着重考察了明朝民族政策总方针的确立过程,并分析了其对明朝边防产生的多方面影响。     

论“土司学”的独特性

任何一门专业研究领域,都有它的独特性。舍此,便不能称“学”。土司学的形成,不仅是土司研究长期发展的产物,更在于它有独特的学术内涵。这一独特的学术内涵源于独特的土司制度史。自元以来,土司制度就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它对西南诸省的治乱兴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西南各省之历史,土司制度的研究是无可替代的。土司制度的独特性表现是代表了一种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土司作为世袭的地方官,其承袭、朝贡、征调等规定,也与流官完全不同。特别是作为边疆地区的管理制度,土司制度与明代东北的卫所制,清代蒙古的盟旗制、新疆的伯克制也是差异明显的。而现存众多的土司遗址、土司文化遗产更集中表现了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独特性。可以说,没有独特性的土司制度,就没有土司学的独特性。     

试论明代海防史籍与边塞史籍的关系——以《筹海图编》与《皇明九边考》的比较为例

“南倭北虏”是明代历史上的重要现象,与之相对应,同时期史部地理类著述中亦出现了大量的海防史籍与边塞史籍。郑若曾《筹海图编》是明代海防著述的典范之作。在明嘉靖以后至清鸦片战争之前,影响广泛,不少海防图籍以及日本相关之论著,皆不同程度的受其影响。魏焕《皇明九边考》则为明代边政志书中的集大成之作,是研究明代北部边疆与明蒙关系的一手史料。由《筹海图编》与《皇明九边考》的对比可以发现,两部史籍关注内容虽大相迥异,但在编撰体例、著述目的及思想内涵等方面却有相通之处。明代海防史籍的产生晚于边塞史籍,前者借鉴了后者的成例。     

晚明私家鉴藏兴盛原因考——以嘉兴项氏家族为例

明代皇室收藏不力,为私家收藏提供了空间。士人雅好“玩好”促使鉴藏的兴起。明中后期,商人地位有了一定提高,他们投身鉴藏并借此标尚风雅。江南赋税严苛,使得时人不再把投资局限于田产,鉴藏本身又能致富获利,投资转向鉴藏是顺理成章的事。明代鉴藏胜于之前任何朝代,是政治文化氛围和经济物质影响的双重结果。嘉兴项氏在鉴藏上成就了一番事业,是晚明文化、经济乃至政治的缩影。     

“文治复兴”与礼制变革——祠堂之制和祖先之礼的个案研究

从宋元到明清,中国社会步步形成士大夫、国家与庶民共谋的"共主体性"的政治文化。"祠堂之制"(伴随着国家礼仪的士庶化)和"祖先之礼"(伴随着民间礼仪的国家化),则是宋代儒家士大夫企图恢复尧、舜、禹三王之治的运动——"文治复兴"中开始的士大夫重要的"制世定俗"的礼制变革和文化实践。"文治复兴"的积极贡献之一是客观上将民众动员和调动起来,并参与到国家的治理和政治事务之中。虽然民众并不简单屈从帝士共治的"修齐治平",却因此"激活"了他们的多元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被"文治复兴"激活和政治启蒙的华南地域,经济和文化有了空前广泛的发展。华南庶民宗族丰富的文化创造、民间宗教信仰的广泛发展,亦都是这一过程的伴随结果。     

明代公文制度述略

明代公文制度体现在公文的撰写、传递、收办、封置等工作环节之中。对篇幅、用语、纸张、格式、用印等的发文规定,对封装、驿传等的递文规定,对票拟、批红、签收、面裁、覆奏等的办文规定,对照刷、磨勘等的封置规定以及对行移勘合、保密等的涉及文书工作始终的通则规定,都显示了明代公文制度的既严格又繁琐的特点。明代公文制度对后世乃至现当代的公文制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明代辽东海防体系建制与军事聚落特征研究

通过对明代军事管理体制演化进程的分析,以及对明代辽东长城军事聚落与沿海军事聚落在防御对象、地理条件、建置沿革、规划布局、功能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揭示了明代辽东沿海军事聚落的形态特征,证明了明代辽东沿海军事聚落是一个立体化而高效率的防御空间;其体系化的规划布局和功能设计,使这一系统具备了层次化的纵深防御和独特的信息传递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