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治理范式的转变——兼论其政策意义

贫困研究存在经济视角、能力视角和社会视角,它们分别关注经济贫困、能力贫困与社会排斥,与此相适应,贫困治理也经历了一个范式转变的过程:在治理主体上,从民间慈善为主到以政府救助为主,进而到政府、企业界、民间组织共同治理贫困;在治理方式上,从救助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进而到参与式扶贫;在治理目标上,从强调改善经济贫困,到强调克服能力贫困,进而到强调缓解社会排斥.贫困治理范式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基于绩效评估的精准扶贫路径优化研究

精准扶贫是新时代我国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我国精准扶贫的脱贫成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三个维度的评估结果显示:全国扶贫成效显著,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扶贫资源边际效应递减,扶贫政策未能覆盖全部农户。贫困群体个体层面的自主脱贫能力不足,政府层面的扶贫政策、主体、方式碎片化,扶贫资源瞄准偏离和绩效考核动态机制不完善是扶贫绩效弱化的重要原因。应构建整体性贫困治理模式,完善扶贫绩效动态监测和考核机制,加大贫困群体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培育等方面的优化路径,进一步提升精准扶贫绩效。     

从政府主导到政府有为：新发展阶段我国贫困治理的逻辑嬗变

“政府主导”作为我国绝对贫困治理的一项核心制度安排,在政策制定、责任压实、监督考核、组织动员、资源调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但是,由于政府自身存在不完善性以及政治逻辑、行政逻辑对贫困治理的不当干预,政府主导的贫困治理带来一系列负外部效应,导致扶贫产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脱贫群体内生“动”“能”不足和主体地位缺失等。新发展阶段,要加快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协调好效率与公平关系以及发挥城乡制度联动效应,逐步推动“政府主导”向“政府有为”转变,更好发挥“有为政府”在常态化兜底扶贫保障、建立相对贫困治理机制、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调节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作用与优势,从而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从管理到治理——中国NGO的公共服务角色转型

近年来,中国NGO经历了井喷式爆发和衰落,其背后是整个社会管理格局,以及NGO与政府间关系的博弈。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中国NGO步入了稳定发展、合理扩增的时期,而其与政府的合作仍处于社会治理中的灰色地带。自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社会治理"起,从"管"到"治"所带来的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格局和对中国NGO的重视,给了中国NGO新的发展机遇。因此,面对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国NGO如何在社会转型中精准地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和服务功能,对优化社会治理结构,构建国家社会治理体系新格局具有时代性的积极意义。     

社会资本中的NGO:视角转换与管理变革

从治理视角看,NGO是实现社会和谐与公义所需要的权力中心多元化、社会结构网络化、运行机制效率化的社会基础,是培育和积聚现代公民型社会资本的必要途径。我国NGO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是双重管理、分级控制、排除竞争和限制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这种体制日益暴露出不利于NGO作为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成长的弊端,甚至可能孕育某些社会危机性因素。为此,政府应充分认识NGO的公共管理价值,进一步转变对NGO的态度,逐步完成从限制性双重分级控制到竞争性多元网络管理的模式转换,为NGO发挥积极的公共管理作用创造更好的体制环境。     

中国民间组织参与扶贫开发:现状以及发展方向

中国几乎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符合经典定义的民间组织.但是,根据我国民间组织发展演变的历程以及环境,可以总结中国民间组织自己的特色.在中国,扶贫是NGO最为关注的基本领域之一,与其他领域相比,参与扶贫的NGO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贡献和影响也最大.可以说,有影响力的NGO几乎都参与了扶贫活动.但是,NGO参与扶贫过程中也存在依附性强,资源动员不足,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服务的狭隘性和业余性,法制与社会环境缺失等方面的问题,影响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未来参与扶贫的民间组织需要实现去行政化、合作化和法制化,来推进和发挥民间组织在扶贫事业中的更大作用.     

中国贫困治理三十年:价值、行动与困境——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中国的贫困治理三十多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验"。通过对国家层面的关于贫困治理方面的文件进行文本分析,研究认为,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是基于相应的政策制定的价值诉求,在政府主导下阶段性地推进市场经济发展、注重多方社会资源的整合、在开发式扶贫的同时瞄准对象不断区域化等方式得以获取的。同时,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亦面临着贫困主体参与性低导致内生性发展动力不足,基层治理弱化使扶贫资源得不到有效承接,"短平快"的项目制使贫困治理呈现策略主义运作逻辑以及区域发展失衡等实践困境,当下急需进一步破除瓶颈,才能提升政策发力的精准性,把中国扶贫攻坚引向纵深发展,推进贫困治理的精准化瞄准走向持续化的稳态结构,稳步走向全面小康社会。     

共赢—协同发展理念下的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研究

民营企业是重要经济主体之一,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客观要求。共赢—协同发展理念下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既实现了工具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又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共赢。结合当前社会扶贫的实际来看,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路径应落实到从内外部环境和制度保障来实现贫困治理中政府—企业—贫困人口的共赢。     

乡村振兴背景下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胜,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企业是助力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企业参与相对贫困治理是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同时又有助于推动企业自身经营发展。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对提升其财务绩效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参与贫困治理更有助于提升其财务绩效。因此,政府应提供良好的市场秩序和政策环境,支持和鼓励企业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参与贫困治理,为进一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促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政府治理下我国非政府组织的价值、困境及出路

治理理论要求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的互动、协调治理,政府治理代表着国家层面对政治结构、政治模式、政治功能的态度,非政府组织（NGO）建设是完善公民社会的内容之一,因而代表着社会及全体公民利益。本文通过分析政府治理前提下非政府组织（NGO）的价值、困境以及出路,以期完善非政府组织（NGO）建设,弥补政府有效治理不足,实现政府主导角色下非政府组织（NGO）平稳有序发展,使其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国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模式及对中国的启示

非政府组织(NGO)已成为当今国际事务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伙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也迅速发展并不断壮大,逐渐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文章以其他国家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情况为出发点,认真分析国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模式及其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制度,总结和借鉴其有益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为我国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监管制度建设提供参考。     

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法律制度构建

反贫困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契合了经济法的社会整体利益,凸显了经济法社会责任本位的实质内容,亦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我国反贫困的嬗变历程表明贫困地区正在缩小范围,然而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形势仍然严峻,反贫困法律制度严重欠缺,需构建科学合理的反贫困法律制度体系,确保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工作的顺畅运行。     

包容性增长和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管理

包容性增长本质上是一种把经济增长过程和经济增长结果有机统一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模式,也是一种社会资源更加公平、公正分配,社会更加有序、和谐发展的社会状态。它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而且更要体现在以非政府组织(简称NGO)为基础的社会管理领域。然而,中国目前仍处于转型时期,NGO的发展在功能缺失、性质定位、内外监督、自我管理、与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关系等方面出现了许多与包容性增长相悖的情形。因而,中国的NGO无法发挥在社会资源分配、社会协调发展中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借鉴国外NGO发展与管理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NGO发展的实际状况,政府应通过更大规模地有序地向社会组织开放市场,加大对NGO的财政与政策支持;引导监督与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并举;行业协会服务协调与监督管理并重;NGO自治管理与内部监督共同兼顾等方式,改革与完善中国NGO的发展与管理问题,从而使中国的NGO在推进社会包容性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0世纪下半叶台湾和香港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概述

台湾和香港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在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界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就20世纪下半叶台湾人类学与民族学界研究的分期、高山族及平埔族的社会与文化研究、台湾汉人的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海外华人研究、社会科学中国化研究等方面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转型期的社会管理: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定位与模式构建

作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非政府组织的结构、功能和发展定位进行了系统地分析，继而在理论上构建了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模式：在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政府、市场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三大行为主体合作互动、和谐共生，即政府的行政式管理、市场组织的经营式管理和非政府组织的自治式管理并存。     

基于参与式福利理念的中国福利制度建设之启示简

在全球化扩张和风险社会到来的背景下．参与式福利理念作为一种新型福利理念,主张构建积极福利与发展福利。以该理念为指导,中国福利制度建设应该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变福利济贫为教育培训,解决弱势群体能力贫困,提高其发展能力,增强社会适应性,减少福利依赖;注重公民“心理利益”的培育,提高民众幸福感、成就感与满足感,变工作与生活负担、风险为机会与福利;提供机会提高民众在福利政策中的参与性,以提升中国的社会质量,共同促进福利改革;重视家庭、开发并扶持社区与社会组织的多元主体、多元福利内容的提供,加快感性实践与感性选择下的福利社会化发展,从而建设一种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满足公民多元福利需求的特色福利体系。     

我国非政府组织发挥社会功能的制约因素与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在动员社会资源、表达利益诉求、弥补政府失灵和调整政治结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些作用的发挥还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而制度环境、管理体制、组织自身能力和价值观念则是制约我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有效发挥的主要因素。要充分推动和促进我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的有效发挥,其中执政党的推动是主导力量,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是前提条件,社会监督机制的完善是外在动力,转变控制、怀疑和依赖观念是深层次的观念动力。     

从“两德模式”看“一国两制”港澳模式:优势、特色及评价

"两德模式"和"一国两制"港澳模式均为二战后国际社会出现的两大和平统一模式,应该说,两者都是成功的国家统一模式。但两者的特点有所不同,前者的特点表现为联邦制、激变性和一国一制,而后者的特点表现为单一制、渐进性和一国两制。两者都是基于现实条件而做出的科学选择,各有其利弊。以上两种模式的比较,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更客观地理解和评价"一国两制"港澳模式。     

关于非政府组织的伦理学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各国蓬勃发展,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社团革命。在经济活动、 社会管理、尤其是在消除贫困、帮助弱势群体、人道服务、保护环境等社会公益事业中,非政府组织已成为与政府和 市场相媲美的第三部门。由于非政府组织具有非营利性、志愿性及其弹性组织形式的民主性、平等性等特性,因而 与市场和政府相比,具有更为丰富的道德色彩。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能够培育人们的公民意识、互助合作精神和社 会公益精神,保障社会稳定和谐发展,因而是当前道德建设的一个新途径。     

国内环境组织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环境NGO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所起的作用也从小到大,这一过程也引起了各个领域学者的关注。国内关于环境NGO的研究涵盖了环境NGO的发展历程、外部环境、发展模式、自身能力、前进障碍和相关对策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