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考辨

<正> 山东省为什么称“齐鲁之邦”?一般说法是因为西周封太公望于营丘,建立了齐国;封周公旦的儿子伯禽于曲阜,建立了鲁国。因此,山东有“齐鲁之邦”的称谓。这种解释并不错,但不够。试问太公建国为什么称齐?伯禽建国又为什么称鲁?山东古国不止齐和鲁,还有滕、薛、莱、莒等等,为什么不称“滕薛”或“莱莒”?     

鲁国建都曲阜问题——鲁国史专题研究之一

关于鲁国的建国定都问题,在古籍资料中,记载不一。《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日鲁”。这说明,开始封于鲁,并在曲阜建都的是周公旦。而早于《史记》的《左传》却又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虚”。后出的《括地志》,更进一步肯定“兖州曲阜县外城,即鲁公伯禽所筑也”。这里又明确肯定,初封于鲁,并在曲阜建都的是周公的儿子伯禽,而不是周公。那么,到底是谁初封于鲁,并在曲阜建都的呢?司马迁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又这样写道:“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而使子伯禽代就封于鲁”。这样加以解释,好像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在《史记·鲁世家》记载炀公的事迹时,又说:     

鲁城再探

<正> 对于周代鲁城之形制、布局及原貌等,本人曾结合古文献记载和考古调查发掘资料予以考述),然似不够全面,亦不免有舛错之处。故特再撰此文,就其城址卜择、宫城居宅及礼制建筑等问题加以探讨,作为旧文之补充和订正。一、城址卜择鲁城的营建始于周公封鲁,时为周武王十一年。此年二月甲子日,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王朝,随即分封天下诸侯。周公旦以既亲且贤被封于少昊之墟曲阜,称为鲁公。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年头。当时所造的铜器利簋(今陕西临潼出土)铭记:“武王征商,     

魯国建国前曲阜一帶的历史考查

<正> 鲁国约于公元前十一世纪在曲阜一带建国;建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高度发展,对当时各国更有很大影响。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鲁国建国前这一带文化的发达是分不开的。(一) 鲁国建都曲阜。曲阜一带就是指以曲阜为中心的、当年鲁国的辖区而言。东汉应邵在解释“曲阜”之名的来历时说:“城东有阜,委曲长七、八里,故名曲阜”(转引自乾隆版《曲阜县志》)。今之曲阜城东,还残留着一个委曲八、九里长的大阜。这一情况说明,今     

中国孔子基金会公告

<正> 曲阜,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孔子的故乡,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是一座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名城。它不仅以历史悠久的“礼义之邦”的盛名著称于世,而且以拥有大量珍贵的地上地下文物蜚声中外。孔庙、孔府、孔林、鲁故城遗址、少昊陵、周公庙、颜庙、梁公林、尼山孔庙、夫子洞、洙泗书院等都是稀世独有、价值连城的文物古迹;数以几十万计的孔府档案、孔府古籍、历代碑竭、画像石刻等也都是世间瑰宝。因此,这里堪称中外学者考察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孔子的天然博物馆。     

夏代秦人的发展及西迁

古代,在华夏、东夷、南蛮、北狄、西戎部族未形成以前,东方(今山东)、西方(潼关以西)的氏族就开始了艰难的迁徙。如“九河神女”华胥氏族就有裔支由山东、河南而徒入陕西蓝田,遗迹有“华胥渚”。到了东方太昊伏羲氏、女娲氏与西方炎帝神农氏时期,迁徒规模渐大。炎帝支族共工由陕西渭水流域,沿黄河徙入河南,再达豫东的辉县,依服于女娲氏。《路史》记载:共工与女娲氏战,女娲氏战胜后,其支族西迁入陕西平利县,又北迁入临潼及其周围地区。蓝田、骊山、潼关、黄龙、长安等地均有女娲、伏羲氏的遗迹。到了东方少昊、西方黄帝(今陕西北部)与炎帝后裔榆罔(今宝鸡地区)时期,西方二族沿洛水、渭水至黄河,再分别沿黄河北、黄河南迁入河北及河南,又共同徙入山东。后来在少昊、贵尤部族挤迫下,又分别返至今河北啄鹿、河南淮阳。其后在经历蛋尤与共工(后裔)及榆阁,黄帝与共工、黄帝与榆阁的战争后,黄帝、炎帝、蛋尤、少昊部落成员互为融合,形成华夏族。这也就是黄帝、少昊后,东方部落长撷项至舜,为何能入居中原,成为华夏部落联盟军事首领的原因。少昊后裔颧项筑都邑于河南棋阳;濒项裔支帝誉都于河南很师;尧舜则建都邑于晋南,逐渐向西迁移。尧舜大“臣,东夷族部落长皋陶、伯益及禹等,作士、主虞、作水官有功,得舜封“爵”封“土”(实为故地赐封),伯益以封秦地(今河南范县)而称秦人、秦族、秦古国。同时舜又封赢姓秦人支族于耿乡(今山西河津县)。《国都城记》云:“耿,赢姓国也。舜又封伯益支族于梁(今陕西韩城)。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日:“梁氏,伯益治水封于梁。”又封伯益近亲胞族皋陶支族于阮(今甘肃径川县东南)。从此,秦人东起范县,西至径川,黄河、汾水、渭水、径水流域,在这广阔的领域区,开始有了秦人的足迹。秦人由此而与夏人、商人、周人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也是夏朝后秦人迁徙、发展、升降的序幕。     

曲阜城有两个“仰圣门”吗?

<正> 骆承烈同志在其《曲阜文物古迹·孔庙》一文中称“进入曲阜城的正南门,便是孔庙。名为‘仰圣门’,实际上成为孔庙的大门。”可是骆同志在《孔林漫步》一文中又写道:“走出曲阜(旧)城的仰圣门(北门),穿过北关,……便是孔林。”这样看来,“进入”名为“仰圣门”的曲阜城的“正南门”,便是孔庙;“走出”名为“帅圣门”的曲阜城的“北门”,便是孔林。两个相对的城门——南门和北门同起一个名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曲阜陵城与尧都平阳

<正> 山东曲阜西南二十里有镇曰“陵城”,左右邻村曰东郭和西郭,顾名思义,此处应为古城址。否则此地向无陵姓人家,亦无丘陵地貌,何以称城名陵? 《历代山陵考》说:“三代以前无陵祭,至秦始皇起寝殿于墓侧。”秦陵按咸阳都城规制,筑内外两城,后世帝王陵寝制度便源于此。秦以后曲阜并无籍载有帝王陵墓。周、汉及明,曲阜皆诸侯封地,境内若干鲁王墓冢皆不在陵城。虽地方诸侯王之墓亦可称陵,但从无城卫之制,遑论外廓。陵城之名显与秦以后帝王无涉。     

李白东鲁居地沙丘城新考

沙丘城是李白在今山东的主要寓家之地。由１９９３年出土的羊烈墓志考证,沙丘为汉、北齐粱父城、晋羊祜城故址,当今山东省新泰市古城村。此沙丘位唐鲁郡,处“龟阴”、“汶阳”,紧濒柴汶,唐代属鲁郡乾封,隋一度在此设汶阳县,村南有天然沙丘,无论地域、政治建置、地貌均合李诗所言沙丘地望。     

从大汶口到龙山:少昊氏迁移与发展的考古学探索

少昊氏是史前东夷人的重要支系,考古发现的陶文和大墓证明,少昊氏不仅存在于大汶口文化时期,而且还延续到龙山文化时期,期间经历了不断迁移和发展的过程。其中大汶口晚期以莒县陵阳河一带为中心,到大汶口末期迁到五莲丹土一带,龙山早中期又迁到日照尧王城、两城等地,在滨海地带形成超大规模的中心,龙山中期之末迁到了临朐西朱封一带,到龙山晚期又迁到曲阜一带。少昊氏的迁移过程是不断发展壮大和文明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经历了从古国到方国的社会转变。到龙山文化末期,少昊氏走向衰亡,被东夷新崛起的皋陶、伯益等政权实体取代。     

黄帝与少昊的关系

史学界一般把黄帝看作是中原地区的部落首领,把少昊看作是东部地区的部落首领。但本文认为,黄帝出自泰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出自泰山部落集团,也是后来所说的东夷人,是少昊的后人,在向西部的发展扩张中,与炎帝等部落相互融合,主宰了中原地区,形成了华夏民族主体;华夏民族的泰山崇拜,说明其文明一支主干发源于泰山脚下、黄河之边。泰山南麓曲阜这一地带也是我国古文明的摇篮。     

关于曲阜的“仰圣门”

<正> 对孔令河、孟竹春同志为曲阜“仰圣门”事写的文章,简复如下: 今曲阜城南、北门各有“仰圣门”之说的根据是:《阙里文献考》卷二十九记:“正南日仰圣门。”《曲阜县志》卷五记:“金声玉振坊南为县正南门,曰仰圣门。明胡缵宗题(后改为乾隆帝题)额曰‘万仞宫墙’。”但在北门外首门额上却醒目地嵌着“仰圣门”三字。拙文《曲阜文物古迹》《《齐鲁学刊》1980年第4期)曾沿用南门成说。但日后渐觉不妥,在此后发表两篇有关的文章时,便采取了回避和“正南门”之说。到了一年半后的《孔林漫步》(《知识与生活》1982年第1期)一文中则又持北门说。理由如次: 一、尽管明、清时称南门为“仰圣门”,但门额上只有“万仞宫墙”题字,以前城上还有“万仞宫墙碑”。此门上下、内外皆无“仰圣门”字样,曲阜群众从来称“正南门”。二、孔庙是历代统治者祭享孔子的殿堂,历代统治者对其固然重视,但他们对孔子本人长眠于地下的孔林更加重视。如孔庙中的门钉多横七竖七,而孔林大门及墓门之门针则各为横七竖九,仿帝王制。因此。他们“进入”南门去瞻仰供奉“圣人”塑象的殿堂,不如“走出”北门去瞻仰埋葬“圣人”躯体的林墓更加隆重。故出北门“仰圣”不无道理。     

两条“反孔”材料

随便翻翻,发现了两条有关“反孔”的材料,很有点意思。一是宋庄季裕的《鸡肋编》讲的宋时辽、金入侵时对孔老二的不尊行动:“曲阜先圣旧宅,自鲁共王之后,但有增葺。莽、卓、巢、温之徒,犹假崇儒,未尝敢犯。至金寇,遂为烟尘。指其像而诟曰:‘尔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金寇”反孔老二,是因为孔老二讲过这样的话;“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把“夷狄”得罪了。     

从神话传说看徐国的族源与迁移

徐国之族源可追溯到神话传说时代东方大神帝俊,帝俊也可称为后代东夷部族共同的祖先神。后来帝俊部落联盟发生分化,各个氏族独立发展,并向四方迁徙。其中仍居于山东一带的太皞和后来的少昊部族得以壮大,少昊之后大业有子曰伯益在舜时因有大功而赐为嬴姓,而徐国(徐氏)正是其中的一支。作为东夷之一支的徐人在商代本居于山东南部曲阜附近,曲阜以东和以南龟、蒙、凫、峄四山一带都是以徐人为首的东夷各部的活动地。西周初年在鲁人的打击下,被迫南迁至淮河两岸。徐国在公元前512年为吴所灭。     

戳穿孔丘“仁政”的画皮

在孔丘的老家——山东曲阜现存的一些历史遗迹、文物中,有力地戳穿了孔丘“仁政”的画皮。公元前五○八年,孔丘当上了鲁国的大司寇。这个假仁假义的家伙,在他上台后仅仅七天的时間,就把在鲁国享有盛名的革新派人物少正卯残酷地杀害了。在古鲁国南门外(今山东曲阜城东南三里的地方),有个“两观台”,当时在这里立着一个“两观闕”,它位于雉门(一称章     

近代山东的“驱教”与“灭洋”

<正> 近代山东的“驱教”与“灭洋”,是反洋教斗争既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两个阶段。由“驱教”演变为“灭洋”,不仅与民族矛盾的日趋激化密切相关,并且受着当时山东政治.经济情况的制约和影响。今就这个问题谈点粗浅看法。一山东反洋教斗争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洋教势力的入侵开始的,到中法战争后趋向高涨。1888年6月(光绪十四年五月),鲁抚张曜奏称:“近年山东济南、兖州、济宁、东昌、沂州各府州属教案屡起衅端”,“遇有卖地于彼盖造教堂,则一哄而聚,折毁有之,近倡而远亦随,此惩罚而彼不戒。”这表明中法战争后在以鲁西南的兖州地区为中心,兴起了以反对建堂传教为内容的“驱教”斗争的高涨形势。那么,“驱教”高涨的兴起为什么不开始于帝国主义军事、经济势力庞大的山东半岛沿海各地,而是在     

鲁“戎壶”小考

<正> 1977年春至1978年冬,山东文物考古工作者对曲阜鲁国故城进行勘察过程中,发掘了一批古代墓葬,在一座西周墓葬中出土一件卵形青铜容器(见《曲阜鲁国故城》图版捌壹,147页图九三:4·5。齐鲁书社1982年版)。这件器物的盖沿和颈部对铭各一圈十五字: (?)(侯)母乍(作)(?)(侯)父戎壶,用征行用,求福无疆。迄今所知青铜器自铭“戎壶”的,此系首次发现。兹略作考释如下。戎壶,《说文》“戎,兵也。”段《注》“兵者械也。”春秋时齐国叔夷钟铭文称:“余锡汝马车戎兵”。戎兵连称,正指军械器具而言。金文中又有称戎车的,如周夷王时禹     

谭子犹墨菊图

<正> 谭子犹,山东潍县人,木工出身。《潍县志稿》:“谭云龙一名化龙,东关木工,幼失学而姿性灵敏,戏摹郑邑令燮书画,几于乱真,又酷嗜金石,所著印谱若干卷,黄县贾文正公极称之,曲阜桂米谷馥教授莱州时,惊其画神似板桥,因以子犹字之。”谭子犹的墨菊图长172厘米,宽48.5厘米,纸本,款署“墨庄居士谭子犹写意”,有“云龙”“子犹”等印记。是一幅笔法灵动、风格别具的菊石佳作。菊花耐寒,具有不畏艰苦,高洁不阿的品格,历来为诗人、画家所吟咏描绘。谭子犹此幅墨菊是以山石旁     

“五凤刻石”刻文小考

<正> 在曲阜孔庙东庑碑林中,北起第二石座上有一块西汉刻石,阴刻“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十三个字。这就是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五凤刻石”。最早发现并考证这块刻石的是金开州刺史高德曼卿。《销夏记》云:五风刻石系“金章宗明昌二年诏修阙里孔庙,于灵光殿基南三十步日太子钓鱼池取池石充用,土中偶得。”高当时为提控修庙朝散大夫,所以他得以最先看见和考略这块刻石。他摩勒于刻石之右的考略结果云:“‘五凤二年’者,宣帝时号也;‘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者,以《汉书》考之,乃馀孙孝王之时西汉时号也。”此后,明朝的赵崡,清朝的王昶、翁方刚等,对刻石皆撰考     

说杞

<正> 杞,是周封夏禹之后的一个小国。《史记》一方面为它立了《世家》,另一方面却又说“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但自今天来看,杞事仍有追寻的必要。第一,杞国历周之世,迄灭于楚,综七百余年,其在西(陈留之雍丘)不及五百年,世系时断时续;自齐桓“存三小国”以来,在东(北海之安丘与昌乐)历二百余年,不失为齐、鲁间之一重要邻国,凡欲究齐、鲁史事者,盖不可忽略杞。第二,杞虽禹后,但自居东以还,与莱夷、潍夷、莒夷、东夷为邻,势必在文化生活上有所习染,鲁因是贱之,《春秋》对其君时称“侯”,时称“伯”,时称“子”,一再贬低。自今天看来,杞倒是个体现民族融合的典型。第三,与杞史相关的,有今安丘、昌乐、潍县甚至寿光、临朐境内一些古地名,历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