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势美”和“辞藻美”的统一─—综论庾信作品的语言艺术

作为南北朝的文学殿军,应信的文学语言既具有“辞藻美”,又不乏“气势美”,这样的语言艺术是由他力主吟咏“性灵”的文学思想所造就的。应信在梁朝承平时期的作品因历经战火所存无几,对他这时期的创作,后人已习惯性地认为主要是状物写景吟咏艳情的“徐庆体”或“宫体”,认为他前期的文学语言只顾“辞藻美”,文风唯以给艳清靡精巧见长,这样的认识其实是片面的。从现存度信早期的诗赋铭等作品看,他在当时的创作确实以咏物写景抒情,讲究声色对仍事典等辞藻华美见长,但这并不影响他张扬自己豪迈刚健的气势。譬如他的《刀铭》三首,是…     

虚幻想象里的“中西合璧”——论林语堂《唐人街》兼及“移民文学”

林语堂在《唐人街》中宣泄了对美国文化和物质文明的赞美和惊羡之情 ,以及对故国和故国传统　　文化的留恋与怀旧思绪。他在小说里精心设计的“中西合璧”,就象一个用西方的面粉、牛奶、糖等原料造成的一只大蛋糕 ,上面装饰了一些中国式的花纹而已。这样的“中西合璧”,只不过是林语堂一厢情愿的产物。而他对纽约唐人街上的洗衣工和开餐馆的人们的生活也并没有太多了解 ,所以他对他们的描写 ,使人总觉得“隔了一层”;作者更多地是以他童年时期在故乡一家人同舟共济、相亲相爱的人生经历为素材 ,描写着老汤姆一家在纽约唐人街同样同舟共济的“创业”历程的。而林语堂“精于算计”的过于理性化的头脑 ,使得他常常不自觉地用散文化的笔法创作小说 ,这不仅使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显得有些苍白 ,还使得他有时会不自觉地违反小说领域里的“游戏规则”,造成小说文本的“硬伤”。     

面对“早熟”的儿子

我那年仅15岁的儿子在待人处事上已经很“成熟”,“成熟”得胜过我这个父亲。 有一次,一位同学向我儿子借《少儿百科全书》,他回说被别人借去了,而接着班主任的儿子问他借,他却毫不犹豫地借给了他。我当时问儿子这是为何?儿子毫不掩饰地说:借给一般的同学没有什么作用,而借给班主任的儿子对自己则很有帮助。妻夸儿子聪明,说就应该这样处事。我却有一种可怕的感受。     

一位“男子汉”的“事迹”

他从一个地道的“农村仔”到今天的“露脸”,实在是走过了一段艰辛的路。其间,所付出的代价和经受的苦痛,只有他和妻子心知肚明。过去,提起这段“征程”,他总不免唏嘘,感激涕零地冗缀爱妻的恩德:没有她便没有他今天! 想当初,只有初中水准的他,做为“红色后代”,与一批“革命战友”一道,被上级“精选”派进了某设计院。其“历史使命”是“掺沙子”,以“改变臭知识     

也论梁启超的“流质易变”

梁启超,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颇有特色、亦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不仅以著述众多而闻名,更以善于变化而著称。他一生思想变动频繁,令人目不暇接。所以,他的老师康有为称他是“流质易变”;同时代的革命党人则斥其为“首鼠两端”、“蝙蝠小人”;至于后来的史家,则既有人贬之为阴险狡诈、“风派人物”,也有人称赞他是顺应时势的爱国名家。但综观各家的议论,其核心问题无外乎这样三个:即“流质易变”的原因;“流质易变”中不变之因素;“流质易变”的评价。本文无意于开拓新的议论话题,只是想在这三个老问题上下点功夫,以求有助于客观公正地评价梁启超。     

从“文学者的态度”到“何谓海派”——多重论争中的“京海之争”及被误解的沈从文

将“京海之争”放回20世纪30年代纷繁复杂的沪上论争中,并且重新细读沈从文在前后时期的系列言论,可以澄清两方面的误解：“京海之争”对沈从文的误解与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误解。“京海之争”的演进过程本身就是对沈从文初衷的偏离,“海派”问题在成为显性问题的同时却让沈从文最在意的新文学的症结问题被忽略,文学史也往往关注他所指证的“商业竞卖”,而忽略了他对“名士才情”的隐含指示(周氏兄弟等)。沈从文之批评“海派”的首要目标并不是指向那个“新/旧海派”本身,他所在意的是那些“新文学之旧作家”们的“变”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生文学”的变质。但他的矛盾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批判沪上商业化对文学造成的恶劣影响,另一方面却无比坚定地信奉自己这样一个在商业化模式下被训练出来的职业作家所操持的对文学的态度和使用方式。他是以一种对于文学的近乎功利主义式的信仰,反驳那些他所认为的文学上的“游戏”“趣味”之态度。     

坦坦荡荡说“无用”

在中国人心目中,普遍将“无用”看成一个非常糟糕甚至非常可耻的事情。父母骂考试成绩不好的孩子、老婆骂挣不来大钱的丈夫,常用的句型之一就是：“你这没用的东西！”推而广之,学者通常也最怕别人说他弄的学问是“无用”的。特别是那些弄没有“经济效益”的学问的学者,你甚至不能问他“你这成果有什么用”之类的问题──当心他和你急！他会怀疑你问这样的问题心怀恶意。我有不少朋友,在填表（申请课题、评职称、报奖之类）时遇到表中“经济效益：×××万元”这样的栏目时,就感到自己矮了一截,甚至好像受了某种侮辱。他们问我怎么填…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一个长句的分析

高中语文三册鲁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有一个长句,一百九十八个字。这样的一个长句,放在这样的一篇文章里,用来批驳这样的一名反动文人,真是再好不过了。这个长句是: 他终于不讲“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了,在《答鲁迅先生》那一篇里,很巧 妙地插进电杆上写“武装保卫苏联”,敲碎报馆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 段里又写出“到××党去领卢布”字样来,那故意暗藏的两个×,是令人立刻可以 悟出的“共产”这两字,指示着凡主张“文学是有阶级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     

论毛泽东同志的“矛盾精髓说”

毛泽东同志创立了“矛盾精髓说” 列宁指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 列宁这样提出问题,是鉴于马克思没有留下大写的“逻辑”,只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他有志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辩证法,加以“说明和发挥”。但是,他也只是留下了《帝国主义论》的“逻辑”,也没有来得及在《哲学笔记》的基础上完成大写的“逻辑”,     

理性的观察与情感的“阻隔”——从《参战》看陈西滢“理智”的得失

以“理智”自许的陈西滢,在《参战》中却情绪化地对“这样的中国人”以“呸”相向,引来一片责骂。但综观《西滢闲话》,他的“呸”以及不赞成向列强“宣战”的态度,又是理性的观察与判断。陈的理性精神使其对民众的弱点及“宣战”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但单向度的理性思考、与民众情感的“隔”,又导致他社会文化视野不宽,对民众认识的片面性。     

且谈“白鼻子”

鲁迅在杂文《脸谱臆测》中,曾通过戏剧“脸谱”的剖析,深刻地揭示了阶级斗争中这样一种现象:不论反动派如何乔装打扮,虚加掩饰,他们反革命的心理状态时刻都会顽强地表现出来,在其“脸谱”上,总有征兆可寻。在《脸谱臆测》里,鲁迅针对“第三种人”的“具体的表现”,为其勾勒了一副脸谱:“倘使他要永远中立,自称‘第三种人’,精神上就不免时时痛苦,脸上一块青,一块白,终于显出白鼻子来了。”当时苏汶之流,就是打着“中立”旗号,自我标榜为超阶级的“第     

“一国两制”构想的精神底蕴及时代意义

列宁指出:‘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早地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邓小平正是这样一位高瞻远瞩、洞察未来的思想巨人。面临香港回归、祖国统一的重大历史课题,他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为祖国     

“各尽所能”与“按劳分配”不可分割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时提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他讲到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按劳分配”问题时,前面并没有提到“各尽所能”。是斯大林开始把“各尽所能”与“按劳分配”联在一起的。他说:“这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公式。”斯大林科学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按劳分配”学说。     

说“非人者必有以易之”

“非人者必有以易之”(“墨子、兼爱下”),这是墨子表示他“以理服人”的辩论态度。这种精神贯彻整个“墨辩”,规定了墨家对于逻辑的看法;也影响了战国辩说的作风,尤其是荀子。墨子主张兼爱——“兼相爱,交相利”,以为这样就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君能这样做、称为“兼君”,士能这样做、称为“兼士”。反之,不能兼相爱、交相利,则称之为“别君”“别士”。一句话说,墨子是以“兼”与“别”对立;誉“兼”而非“别”。且引他两段话:     

身边的那些“牛人”“牛事”

生活中,每每看到有人做了一件我们认为很难做到的,或者意想不到的事情时,总会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说一句“你真牛”,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惊讶和对他的敬佩之情。这个人自然是我们眼中的“牛人”,他做的事也就成为我们眼中的“牛事”。那如何把身边的“牛人”“牛事”请进自己的作文中呢?快来写写吧!     

试论王统照的“问题小说”

在五四时期兴起的“问题小说”中,王统照的作品是很有代表性的一家。认真探讨他的这方面创作,对于全面认识这样一种文学现象以及作家的思想,是大有益处的。一在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和立志改革社会的抱负驱使下,年轻的王统照广泛地接触了社会各个方面,他开始更多地思索着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种种问题。妇女问题,便是他致力新文学后最先反映的一个方面。一九一八年八月他的第一篇白话     

论劳资“双赢”

“双赢”的说法,源于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他认为,如果厂商在为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商品的同时,又得到了应得的利润,这是一个既利己又利他的“双赢”局面。不过对于厂商来讲,利他并不是最初动机,只是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厂商为了自己的发展,不得不千方百计地降低生产成本,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而这样做的结果,却出现了既造福于消费大众,又有利于厂商自己的“双赢”局面。     

司马迁思想中的“天”与“变”

作为思想家的司马迁,他不同于那些纯粹的哲学家,仅仅在哲学的王国里进行理性的探索。司马迁虽然在《史记》中并没有专门阐述他的哲学思想,然而,他那丰富的哲学思想却有机地溶汇在那一篇篇栩栩如生的传记里,也反映在“太史公曰”的评论之中。在中外哲学史上,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许多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在自然观上是巨人,而在社会观上则往往成了侏儒。司马迁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他把自己的哲学思     

中国作家的“自我批判”意识

不可否认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五四以来的进步的新文学作家差不多都在反思历史、批判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同时又进行着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这种“自我批判”的精神被鲁迅等作家们开创下来以后,便一代一代地传延着,不仅推动着中国作家自身的思想建设,而且也为他们的创作增添了新鲜特色。这种“自我批判”意识,非但没有影响、束缚他们的创作,反而进一步深化、发展着他们的创作。以鲁迅为例,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就认识到“改造自己”的重要性,“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热风·六十二·恨恨而死》)他所从事的“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思想启蒙工作,是紧紧连结着自身的思想改造的。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他是不断地用正确的思想理论。科学社会主义,进而用马克思主义来“煮”自己的“肉”的。他有     

孙奇逢“随时随处体认天理”思想论评

孙奇逢的道学思想直承宋明理学 ,但亦很有自己的特色。他将宋明理学中的意志性极强的“天理”观念 ,改造而成为“天然自有之理” ,它存在于一切事物中 ,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里 ,成了客观存在的规律 ,这样 ,其思想亦带上了唯物主义的特征。“天理” ,人可以体贴其存在 ,可以遵循其发展。这样 ,孙氏亦将人们对“天理”的视线由天上拉回地上 ,拉回到了人们的日用食息间 ,拉回到了人们的日用动静上 ,让人们“须要在应事接物上体贴天理” ,如此 ,人就能相对自由地积极地立于天地之间。“随时随处 ,体认天理” ,自觉“尽人以合天” ,自然处世以顺 ,安国以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