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福利社会化供给的基本思路

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快速进程带来了我国经济的空前繁荣。我国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我国还未具备相应的社会、经济实力,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加剧了老年人福利供给与需求矛盾。老年人福利实现社会化供给是现实可行的选择。在＂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目标指导下,遵循政府主导、公平公正、维护社会稳定、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等原则,探讨我国老年人福利的社会化供给,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供给侧改革导向下农村老年福利供给优化探索

优化农村老年福利供给对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切实增进农村老年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具有战略意义。当前农村老年福利发展面临多方困境:需求规模大与供给总量不足、政府供给偏好与农村老年福利需求不相宜的矛盾突出,农村老年福利供给结构失调,农村老年福利制度供给低效。以供给侧改革为导向审视农村老年福利供给问题,切实重视农村老年现实需求,优化农村老年福利供给制度与结构,增强农村老年福利供给的协同性和可持续性,提高农村老年福利供给的质量和效率,显得尤为迫切。     

福利国家为什么需要慈善部门？

自福利国家陷入危机以来,慈善部门在福利国家中的功能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全面和系统的讨论。福利多元主义者将慈善部门视为政府的合作伙伴,希望通过政府委托慈善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来缓解福利国家的危机;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这一定位会使慈善部门对政府的资金产生依赖,使慈善部门失去独立性,因而主张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国家的福利供给问题,让慈善部门在公共服务以外的领域发挥作用。辨析福利多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结合全球化时代慈善部门出现的新特征,可以看到,慈善部门在福利国家中具有绩效提升、结构补充、价值倡导、民主促进、就业吸收和国际支援等六大功能。     

论慈善组织高管的谨慎义务

谨慎义务是慈善组织高管义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慈善组织高管应如同一个谨慎的、理性的、审慎的人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一样处理慈善组织事务.在概述慈善组织高管谨慎义务并从法理角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借鉴英美两国关于慈善组织高管谨慎义务的先进经验,结合中国慈善组织高管谨慎义务的现状以及现实需求,提出如下法律对策:从立法上明确慈善组织高管谨慎义务的内容及其衡量标准;健全慈善组织高管谨慎义务的监管机制;完善慈善组织高管违反谨慎义务的问责制度.     

我国慈善立法中政府与慈善组织关系的重构

近年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迅速。但我国目前慈善组织偏离其非政府组织本质,政府对慈善组织的行政管理代替其法人内部治理。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在我国慈善立法中取消"双重管理体制",对各种慈善组织进行科学分类,重构其与政府的关系,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关键。     

社会组织：农民工福利供给的新主体

按照西方福利多元化理论,福利供给主体系统包括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市场和政府。认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工的家庭、市场、政府、社区这四大福利供给主体均因各种原因未能承担相应主体责任,导致农民工对社会福利产生较大的需求缺口,从而催生了社会组织这一新生主体。对社会组织这一农民工福利供给主体产生的原因、现状和发展瓶颈展开了分析。     

福利国家与私人慈善的法律经济学比较分析

福利国家与私人慈善是当今世界财富无偿转移的两种主要制度安排。在西方理论界,关于私人慈善与福利国家的各种理论与思潮相互矛盾、相互制约,争议日久。它们的经济效率问题是争论的焦点之一。福利国家与私人慈善在经济效率上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依据,但我们完全不应夸大其词,福利国家与私人慈善也同时在经济效率上各具其局限性。从各国的实践经验上来看,福利国家与私人慈善往往并存发展,相辅相成。福利国家不应扼杀私人慈善的自由空间,而私人慈善也不可能完全取代福利国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慈善组织认定中的基本法律问题

2016年3月公布的《慈善法》最终确立了慈善组织认定制.慈善组织认定是由认定机关对组织的慈善属性做出肯定的行政确认行为.已认定的慈善组织具有特定的法律地位,包括享有冠名权、公益捐赠票据申领权、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确认权、公开募捐资格申请权等.慈善组织认定的申请主体是非营利组织,不限于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民政部门应该建立慈善组织认定委员会进行"慈善属性"的事实判断.慈善组织的认定标准包括具备法人资格、以慈善活动为宗旨、满足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标准、不以营利为目的等.目前,慈善组织认定的法律规定仍有不足之处,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补充和细化.     

论中国国际慈善组织的发展和活动

当前,中国国际慈善组织兴起以及开展海外活动的条件基本成熟,但多数机构的国际慈善行动主体意识淡薄、目标比较模糊、尚未形成自己的优势领域,参与模式缺乏创新等;下一步政府应从法律、政策和资金方面扶持国际慈善组织的发展,慈善机构应完善治理结构以及充分整合国内外的资源等。     

枢纽型社会组织与民间公益组织的培育

枢纽型社会组织对民间公益组织有着重要的培育功能,其对民间公益组织合法性问题的解决、能力的提升、信息交流平台的搭建、各类资源的整合意义重大。枢纽型社会组织自身的去行政化和法人化是实现其培育功能的前提。在此前提下,需在制度层面引导建立培育资金的支持体系、引导枢纽型社会组织更加关注培育效果,更加关注民间公益组织的个体化需求。     

近代回族公益活动述论

回族是关注民生、热心于慈善事业的民族.清末民国时期,回族除了开展族内救助、特殊群体关注、疫病救助、建清真寺和公墓等传统慈善活动外,回族公益活动更是蓬勃发展.他们致力于自身生态环境的改善,如办新式教育、办报刊杂志、办工厂及修桥筑路等;还致力于回族社会风俗的改良,如改变婚俗、禁缠足、禁烟毒等.     

慈善与慈善组织的秩序维度与政策选择

人是生活在秩序维度的,人的生命的价值,尤其是劳动力的价值,与处于不同秩序维度有关系。公共慈善也是如此。它有原始秩序的维度,也有扩展秩序的维度,在不同的维度里,有不同的价值。从特朗普家族慈善基金会的命运,可以见出慈善和慈善组织涉及到的不同维度秩序的冲突。更好地发展慈善和慈善组织,需要解决冲突,在不同的秩序维度里,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     

清代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机制

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是慈善事业正常运行和持续发展的前提。信息披露机制是慈善组织与民众建立信任关系的渠道,也是民众、政府监督慈善组织运行的手段。清代慈善组织的信息是通过征信录披露的。清代慈善组织信息披露机制包括三个部分:信息生成制度、信息披露方式、信息披露原则。通过信息披露制度的研究,我们发现信息公开的对象是民众、政府、其他管理者以及神灵。而征信录的编制和传送,在当时客观上形成了一个由内部监管、民众监管、政府监管、神的监管共同组成的慈善事业监管体系,这一体系有力地促进了清代慈善组织监督机制与信任机制的建立,促进了慈善事业的繁荣。     

城市慈善救济组织的空间分布探微——近代天津的个案分析

近代城市的慈善救济组织及其相关设施在空间分布上不仅考虑到环境因素,而且考虑到文化心理因素.这些机构和设施往往设在城市边缘的荒凉地带,成为下层居民集聚地,这种集聚反过来又促进了城市下层社区的形成,并进而影响了城市文化.     

网络组织内权力的来源与变迁初探

随着组织网络架构的出现和组织间边界的模糊,权力研究的边界也从单个组织内部延伸到了整个网络组织。决定网络组织内部权力大小的影响因素众多,但溯其根源,知识和位置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因素,而由此决定的权力在更大程度上具有动态的变迁性。本文提出了知识权力和权力整合两个分析框架,对这种组织间权力的来源和变迁进行了分析。     

技术创新方法的发展历程及解决方案研究

技术创新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背景下,技术创新受到了学界和业界广泛的关注,技术创新方法也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本文在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技术创新方法的起源进行分析,将其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基于技术创新方法的特性进行分类评述,挖掘出创新方法发展过程中各种方法的关联关系,并进一步探讨这些方法针对创新问题的解决方案。对技术创新方法的研究,既可以丰富其理论,又可以指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提高创新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