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收入结构与财富不平等——基于一般均衡视角的分析

货币政策作为政府当局调节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在微观个体异质性的作用下具有潜在的财富分配效应。如何理解货币政策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防止财富分化进一步加剧是政府与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构建带有初始财富异质性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货币政策对财富分配的影响机制,讨论如何调整货币规则以提升福利公平。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冲击将显著提高财富与收入基尼系数,且表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家庭收入结构与边际消费倾向由财富存量决定,货币政策首先通过收入结构差异加剧收入分化,随后借助家庭消费与资产配置行为放大财富不平等;中央银行应允许通胀与产出缺口小幅波动以防止消费差距过度增加;纳入家庭消费分布二阶矩的泰勒规则能在提高社会总福利的同时减小福利不平等。     

家庭债务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间关系的 调节效应：2004—2012

采用2004—2012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主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验证了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影响的主效应,以及家庭债务等变量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收入不平等程度低于消费不平等程度。家庭债务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之间的差距;从区域层面来看,高债务地区的收入不平等低于消费不平等,低债务地区的收入不平等高于消费不平等。     

农户健康对收入和主观福利的影响——基于西部民族地区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

健康既是人们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同时也是追求美好生活的前提条件。文章基于中国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农户健康对其收入和主观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健康状况对民族地区农户收入有显著影响,农户健康状况越差、其收入会显著降低;健康的收入效应在考虑内生性并使用工具变量分析后,农户健康与收入的这种影响关系更加突出;农户健康状况与收入均能显著影响主观福利,健康状况越差、收入水平越低,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越差;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农户健康状况影响主观福利的收入路径机制的确存在。     

中国农村家庭能源贫困的经济效应研究

选取家庭做饭燃料、照明、家电服务、娱乐/教育和通信五个维度来构造多维能源贫困指数并对多维能源贫困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考查;能源贫困的福利效应分析中利用工具变量2SLS方法研究了电力可及性对农村家庭消费、收入的影响,基于分层Logit模型探讨了电力可及性、家庭做饭燃料对农村个体健康、教育的影响。结果显示：多维能源贫困指数随时间的推移呈现下降态势,家庭做饭燃料的贡献率稳步下降,照明的贡献率在各个年份中均不足1%,家电服务（以是否有冰箱衡量）的贡献率稳步下降,近年来通信维度的贡献率比其他维度的贡献率大;家庭规模、户主特征、居住地区等变量对多维能源贫困有显著影响。电力可及性对农村消费及收入提升均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农村家庭中不清洁的烹饪能源使个体受教育程度显著下降并增加了不健康的概率。     

中国三大区域间收入不平等变迁模式研究:1952-2008

区域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形成严重威胁.已有研究主要关注1978年之后的收入不平等变迁情况,对之前的不平等则研究很少.这一方面导致缺乏对区域不平等的历史比较,另一方面导致缺乏对区域不平等的因果机制的探索.本文基于1952-2008年国家统计数据,考察了区域间收入不平等的变迁模式,并利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了区域间收入不平等的成因.研究发现:以2003年左右为限,区域间收入不平等的泰尔指数和相对贡献都呈现下降态势,本文推测这很有可能预示威廉姆森倒“U”拐点来临;除经济增长外,其他变量均显著加剧了区域间收入不平等.     

非农就业与缓解相对贫困——基于主客观标准的二维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期数据,运用Probit和Mlogit模型,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标准分析了农村居民非农就业与相对贫困的关系。研究发现:非农就业首先通过提高绝对收入改善农户客观相对贫困,同时也能通过改变客观相对贫困,间接改善主观相对贫困状态。非农就业主要带来了收入增长效应,但对于提升主观获得感没有直接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省内非农就业也存在类似的减贫作用,而省外非农就业没有产生作用。无论是省内还是省外非农就业都对主观非客观相对贫困无影响,参照系的变化影响着非农就业对主观相对贫困的减贫作用。此外,转变户籍可能致使非农就业农户陷入城市的客观相对贫困,而对主观非客观相对贫困群体没有影响。因此,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不仅要鼓励农户非农就业,创造非农就业机会,还要保障进城农民权益。     

多维相对贫困的精准测度与分解

缓解相对贫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构建包含心理健康、环境质量等要素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借鉴A-F贫困框架体系,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引入机器学习中的随机权神经网络（NNRW）法,精准测度并分解中国城乡间、区域间居民的多维相对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研究发现：无论城乡间还是区域间,随着相对贫困维度的增加,多维相对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指数均呈下降趋势,表明发生极端多维相对贫困的居民数量逐渐递减。同时,居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呈“西高东低”态势,全国居民多维相对贫困水平大致与中部地区相当;农村居民的多维相对贫困水平显著高于城镇居民,且农村居民的多维相对贫困程度与西部地区相当;城镇居民的多维相对贫困水平大致与东部地区相当。此外,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分解结果显示,金融产品、生活环境、耐用品和人均纯收入等因素是城乡间、区域间居民发生相对贫困的主因,但是致贫主因对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的贡献率有所差别。研究结论为制定解决多维相对贫困长效机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政策依据。     

共同富裕视阈下我国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的健康及健康不平等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与社会公平需要关注的重点。文章使用2020年最新发布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首先探究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因素,然后利用集中指数法测度中国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状况,并对集中指数进行分解,探究不同因素对健康不平等的贡献率。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老年人健康不平等指数达到了7.941%,我国老年群体存在显著的亲高收入人群的健康不平等;（2）收入、教育水平、性别、城乡户口、东部地区对老年群体的健康及健康不平等都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方向不同;（3）代际经济支持、年龄、最近就诊状况、过去一年住院状况、中部地区、慢性病数量、医保对健康不平等的贡献相对较小。因此,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促进城乡和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促进义务教育均等化、保障劳动者权益、提高医疗卫生服务与养老保障水平是在共同富裕道路上实现健康公平的几条重要路径。     

农旅融合减缓农村贫困机理与实证研究

在构建农旅融合减缓农村贫困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匹配CFPS微观数据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数据,测算农村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进而采用包含交互效应和中介效应的Probit、Tobit模型,从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两个层面验证农旅融合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及内在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农旅融合能够减缓农村收入贫困,但其减缓农村多维贫困效果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旅融合减缓农村收入贫困起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对农旅融合减缓农村多维贫困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农村居民工资收入水平和人均资本是减缓农村收入贫困的重要传导机制,但其对农村多维贫困的传导作用不显著。因此,在深入发展农旅融合时,“因症施策”“多措并举”方可有效减缓农村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微观证据——基于社区层面分项收入视角的研究

通过匹配2014-2018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后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降低社区层面各项收入不平等,工资性收入在其中发挥着主渠道作用,占所有分项收入影响之和的55.84%。数字普惠金融在地区层面降低了东部地区收入不平等,在群体层面降低了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不平等。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分别通过增加居民受雇机会、促进家庭非农创业降低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不平等,通过非农创业与增加就业之间存在的“捆绑效应”间接降低工资性收入不平等。进一步的调节效应分析证明,互联网使用增强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不平等的负向作用,受教育水平减弱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工资性收入不平等的负向作用。为此,应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就业效应,针对性地弥合“数字鸿沟”以降低数字普惠金融的排斥效应,因地制宜地加快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产业融合互联,以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多维视角下贫困的识别、追踪及分解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

基于多维贫困测度的分析框架和多重剥夺的福利损失,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2和2014年的数据,考察农村地区贫困的识别、追踪和分解。研究表明：从健康、教育、生活状况、卫生条件、食物支出与收入水平六个维度综合来看,考察期内农村地区的多维贫困有所改善;相比一维视角的收入贫困,多维视角下可以借助更多信息对贫困户进行有效地识别和追踪;对多维贫困指数的分解发现,一些特定维度（如教育、生活状况和卫生状况等）的变化对于多维贫困指数变化的影响较大。得出政策启示：对贫困的识别应当借助多维视角的福利剥夺,以便尽可能“识真贫”和“扶真贫”;对于贫困的改善应当致力于贫困户福利水平和脱贫能力的改善;扶贫过程中,应注重一些特定维度对贫困户脱贫能力的影响,将这些维度作为扶贫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首轮退耕还林补贴到期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

基于甘肃、宁夏和湖南三地首轮退耕农户的调研数据,采用A F双界限方法测度退耕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在此基础上借助精确断点回归设计,实证检验退耕还林补贴到期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补贴到期农户各维度及其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均高于未到期农户;第二,补贴到期对相对收入、充分就业、生活水平、主观感知维度及多维相对贫困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均显著为正;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补贴到期对老年和低收入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正向影响效应相对更强。鉴于此,从制定相关保障措施、建立防止返贫的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以及完善退耕还林后续政策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中国国企高管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对绩效的影响——基于委托人“不平等厌恶”模型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是国企薪酬制度的重点,影响着企业高管的行为和企业绩效。文章通过构建一个含有委托人"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从政府"不平等厌恶"偏好角度考察了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对国企初次分配的"不平等厌恶"偏好导致了薪酬管制,而政府干预下的政治激励和高管身份的不确定性是薪酬管制实施的关键;薪酬管制降低了企业绩效,且实证检验支持国有企业绩效的"薪酬管制论"。因此,摈弃对国企高管的行政选拔是提高企业效率、推进薪酬改革的关键。     

外出务工对农村居民收入相对剥夺和健康的影响——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分析

外出务工对农村居民主观健康产生了直接促进作用,而对居民生理健康的影响则表现出明显的间接促进效应。收入相对剥夺对农村居民主观健康和生理健康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外出务工显著削弱了收入相对剥夺因素对个体健康的不利冲击,且能够通过缓解收入相对剥夺,进而改善生存型消费和主观收入地位来促进居民健康。分群组估计结果表明,外出务工对农村居民收入相对剥夺及健康的影响会因性别而呈现出异质性。为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缩小不合理的健康差异,未来的公共政策设计应聚焦于改善农村居民外出务工的机会和就业质量,扩展增收渠道,并针对性别差异优化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调节与健康促进政策。     

收入不平等对进城农民工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基于鄂粤城市的实地调查

利用2017年课题组在湖北和广东两省调查的950户进城农民工样本,采用Kakwani个体相对剥夺指数测算进城农民工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实证分析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对进城农民工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并对不同群体进一步分析。研究表明:(1)农民工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处于低剥夺区间,样本收入不平等平均水平为0.277,男、女性农民工分别为0.348、0.227,老一代农民工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不平等水平更高,教育程度越高的进城农民工收入不平等水平越低,普通工人比其他技术管理人员高;(2)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较高的农民工倾向于采取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如降低基本生活水平、减少教育和医疗开支等,反之则倾向于采取向正规机构借贷和正式社会支持等低成本风险应对策略;(3)女性、健康状况较差、教育程度低和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工群体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面临风险采取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的概率更高。研究结论提供了农民工群体风险管理研究的经验证据,可以为完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和推动市民化进程提供参考。     

我国个人所得税现状及再分配效应的实证分析

通过计算税前收入基尼系数、平均税率、税收集中系数、平均税率弹性、累进性弹性和税后收入不平等百分比变化等指标,实证分析了1995—2009年间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效应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除2006年外,我国个人所得税起到了正向、且进一步加强的再分配效应,但调节效果有限。其主要原因在于：个人所得税总体收入水平比较低,各阶层税收负担相对不公平;虽然平均税率弹性和累进性弹性的绝对值呈上升趋势,但数值非常小;税前收入不平等迅速增加,平均税率明显偏低,以及累进性下降趋势导致税后收入不平等迅速上升。     

基于显著性检测和超像素分割的本色织物疵点检测系统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数据,从收入不平等视角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1%,居民发生相对贫困的概率降低32%,数字普惠金融有效缓解了个体的相对剥夺状况,原因在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了家庭风险管理能力、缓解了融资约束、并促使家庭社会资本拓展。研究也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缓解效应也存在城乡群体和年龄群体的差异。因此,让数字赋能扶贫,是治理相对贫困的有效途径。     

教育对我国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

将教育引入到Sundrum(1990)提出的计算不同人群分组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分析教育对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不平等的结构效应和压缩效应;并且使用OLS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对模型进行了模拟。结果表明,教育与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不平等都呈现倒U型关系,教育对收入差距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是先增加后减少,不能因为短期的高收入群体的教育回报率高于低收入群体,就将持续的城乡收入差距归因于教育的增加。模型表明,即便中国未来的城乡收入差距不能减少,教育水平的增加也会通过影响劳动力转移因素等对收入不平等产生压缩效应,最终缓解收入不平等。因此,长期而言教育水平增加不仅有利于减少城乡收入差距,还有利于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     

中国市场化改革与城乡居民收入相对不平等——基于中国地区面板数据的检验

从市场化改革的几个重要方面选取指标,构建了一个以泰尔指数为基础的收入差距实证模型,系统地研究了市场化改革影响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整体效应与结构效应。研究发现：部分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金融发展存在拉大城乡收入不平等现象;政府干预成为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手段;经济发展水平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     

我国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动态研究——一项基于各地区教育基尼系数的实证

以教育基尼系数作为刻画教育不平等的指标,选取相关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对我国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关系进行动态研究发现:我国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显著正相关,教育不平等每上升1个百分点,收入分配差距将扩大0.412～0.618个百分点,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不平等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随着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延长,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因此,政府应加大教育投入,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率,发展高级人才市场,以缩小由于教育不平等导致的收分配差距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