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教育、数字素养与农民数字生活

从数字化通用素养、数字化社交素养、数字化创意素养和数字化安全素养四个方面构建农民数字素养水平评估指标体系,架构农民“数字化教育—数字素养—数字生活”的理论框架,并依据四川、重庆654户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探究数字化教育对农民参与以数字购物、数字医疗、数字生活服务和数字出行为表征的数字生活的影响效应及群体异质性,计量论证数字素养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教育对农民参与数字购物、数字医疗、数字生活服务、数字出行及数字生活参与度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上述影响在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职业类型及收入的群体中存在明显异质性。研究进一步证实,数字化教育显著促进农民数字素养积累,且数字素养对数字化教育影响农民参与数字购物、数字医疗、数字生活服务和数字出行及数字生活参与度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数字乡村建设

当前我国农村已摆脱了绝对贫困,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乡村的全面振兴,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的数字乡村将成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数字乡村对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有效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业全要素生成率提升,推动农村现代化转型,提升农村治理的智能化,破解乡村振兴难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通过政策体系引导,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契机,深刻把握乡村振兴与数字化治理的内在机理,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在乡村治理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共建共享新格局,是数字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     

从“数字嵌入”到“数字包容”: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进路反思

数字技术深度嵌入乡村治理场域,实现了乡村内部各要素于不同层次和维度上的结构性重组,为有效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在数字化与老龄化不断提速的“双化”转型交叠期,由数字资源供给非均衡化和数字技术应用不平衡性等多重因素引致的“数字嵌入失衡”严重掣肘数字乡村战略的高效施行。作为古圣先贤“均平思想”在数字文明时代的新体现,“数字包容”为矫治数字嵌入失衡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调适进路,通过顶层设计、理念重塑、社会支持、多元投入以及权利保障等策略,建构集制度、价值、主体、资源、权能等要素于一体的数字包容体系,在对数字乡村发展价值理念和目标内涵形成有效回应的同时亦可促使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更为高效均衡、普及普惠。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社区资本活化

乡村社区资本是人们在乡村生产生活过程中长期积累,并可被持续利用以促进乡村发展的价值。新时期乡村振兴的根本在于坚持 “资本为本”的理念,实现乡村社区资本的全面活化。“人”是乡村社区资本活化的基础和主体。乡村社区资本活化的目的在于实现资本的持续增值,促进乡村社区资本系统内生动力勃发,从而推进我国乡村的全面振兴和城乡充分协调发展。畅通城乡“资本对流”的渠道、发挥规划“资本引导”的功能以及强调产业“本固邦宁”的基础分别是乡村社区资本活化的关键、重点和命脉。其基本方法包括内嵌融入式和外溢输出式活化;其实践路径则有深入调查研究、摸清资本家底,注重功能作用、做好资本识别,找准资本痛点、激发资本活性,突破机制障碍、实现资本对流等。     

数字治理:数字乡村下村庄治理新模式

数字乡村建设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举措。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空间为手段,构建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数字治理,能够提高乡村数字化治理能力,推动乡村治理转型。数字空间的乡村治理运作改变了乡村治理的内容和形式,突出体现为完善村民协商自治、促进治理权力多元化、构建村民集体身份认同。同时,数字乡村建设运用数字信息技术,重构传统乡村治理,促使乡村治理主体增能、治理方式创新和治理共同体再造。数字治理以治理信息化为基础,提高了乡村治理效能,但也会产生数字负担,增加治理成本。因此,数字治理要合理运用数字评价系统,以改善村民生产和生活为目标,提升村民“数字素养”,不断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新时代我国乡村治理数字化发展优化路径研究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对于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传统产业都在不断进行着数字化转型。在此过程中,数字技术深层次助力了农村的数字经济发展、网络文化丰富、治理体系创新、生态智慧保护,以及信息服务城乡一体,以上都是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的一部分。以乡村治理为例,在传统治理方式中存在着许多问题,而数字技术可以突破这些瓶颈,推动乡村治理发展。同样,在乡村治理数字化的过程之中也出现了许多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因此要实现乡村善治,就要探索出我国乡村治理的数字化发展的优化路径。     

面向不确定性的乡村数字化建设及其实践启示

乡村数字化建设是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主要包括技术维度的“数字下乡”、主体维度的“数字农民”以及情境维度的“数字乡村”。但技术应用、主体变革以及社会变迁所引发的多重不确定性因素也渗透在乡村数字化建设之中,从而可能导致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乡村社会发展进入一种新的“不确定性情境”。因此,当下的中国乡村数字化建设将迎来巨大的情境挑战,亟需树立“不确定性”的发展思维,从技术应用、主体赋能和情境治理等维度共同深化乡村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实践。     

从数字鸿沟到数字包容：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策略选择

从数字鸿沟到数字包容视角,解释通过数字包容策略化解数字鸿沟,尝试解决农村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不足的难题。研究发现,当前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困境主要体现为数字鸿沟的存在,具体表现为基础设施的“接入鸿沟”、智能设备的“使用鸿沟”以及能力素养的“知识鸿沟”,实则反映了技术与治理、行政与自治、增权与赋能的三大困境。而实现从数字鸿沟向数字包容的转变,制度安排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在制度安排层面要关注政策执行的精准度、居民需求的回应度和治理系统的适应度。在实践取向层面需遵循人本主义、简约主义和整体智治。为弥合乡村数字鸿沟,提升老年人数字包容,未来需要从组织维度助推老年人数字包容治理,从行为维度提升老年人数字参与能力,从技术维度增强老年人数字资源供给,以更好地推进数字乡村战略实施。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的成就、问题与提升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数字乡村对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推动农村现代化转型,提升农村治理的智能化,破解乡村振兴难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数字乡村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效,主要表现在产业数字化、民生数字化及治理数字化等方面。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着以下主要困境：技术性与乡村性不适配、乡村数字人才缺乏以及乡村建设资金短缺。要加强和完善我国数字乡村建设,我国应当进一步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建立数字化基金,以促进乡村振兴活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智慧乡村的实践与评价

智慧乡村的主要内涵体现在信息技术与乡村各领域的良好融合,充分发挥人的创新精神,不断优化乡村系统功能,促进乡村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可持续发展。国内外智慧乡村实践体现出突出的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特征,也是探索建立城乡一体、功能互补的新型城乡关系的过程。对于智慧乡村的评价需要综合考虑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既要评价已取得的应用成效,也要重视未来发展能力。     

农区蒙古族村落中的族际通婚及其演变——以烟台营子村为个案

通过对一个农区蒙古族村落——烟台营子村的蒙汉通婚状况的田野考察,归纳整理了村落中蒙汉两个民族从历史到当下的从族内婚姻到族际通婚的演变历程,分析当下该社区的语言转用,族际通婚过程中的“硬找蒙汉兼通的介绍人”等现象,探讨蒙汉通婚家庭中子女的族属选择的问题与原因。总体上从“日常生活经验”的角度对蒙汉婚姻缔结过程中村民们做出的文化选择予以诠释。     

数字乡村建设的理论机制研究

新时代以数字技术助力乡村振兴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建设数字乡村是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和农民全面发展的关键一环。基于程序化扎根理论的研究思路,对26个数字乡村建设的典型案例进行三级编码,遵循“因果条件 脉络 中介条件 行动策略 成效”的故事线逻辑,围绕动力机制、组织引领机制、要素整合机制、制度保障机制及评价考核机制构建数字乡村建设理论机制模型。动力激励机制作为运行过程的出发点,组织引领机制、要素整合机制和制度保障机制是运行过程的重要环节,评价考核机制作为运行过程的落脚点,各个机制共同作用构成数字乡村建设理论机制完整体系,从而实现数字乡村建设理论机制循环运行。由于数字乡村建设内容繁杂,各地区发展基础参差不齐,因此,要因地制宜找准数字乡村建设关键发力点,解决各地实际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的困境及出路

以公共财政理论分析探讨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表现为状况从分税制、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管理角度说明乡镇财政出现困境的根源,解决乡镇财政困难应对之策:就是要发展经济,培植税源;提出了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大力推进机构改革;加强财政管理,审慎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减轻地方财政风险。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集渠道探析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主要由政府、集体及个人三方来承担。由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才刚刚起步,财政资金保障能力水平呈下降趋势,集体补助缺失,农民的个人收入微薄,因此不足以负担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必须通过改变政府扶持方式,以国有股转持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以税收支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集,用实物换保障来构建多渠道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集方式。     

论中国农村现代化中的农村城市化问题

农村现代化主要由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三个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部分组成。本文围绕中国农村现代化中的农村城市化问题,从经济全球化(WTO)中的农业现代化、新时期县域经济发展的主题: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对农村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与中国城市化的模式选择、中国农村城市化与“三农”问题和改革农村教育发展农村高等教育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农村现代化中的农村城市化问题。     

寡头治村:村级民主治理的异化

寡头治村意味着村级民主治理的异化,在村级治理实践中,笼罩性的私人关系网络和垄断性的公共资源分配构成了寡头治村的核心特征。通过建构治村的合法性话语,以及笼络分散的地方精英,寡头实现了专断权力的再生产。乡村治理中的灰色利益、乡村关系中的政治合谋以及村庄社会的低度关联为寡头治村提供了必要空间。寡头治村塑造了私人性的村庄秩序,给村级治理带来了不良后果。将村级治理寄托于寡头的善意是不现实的,党和国家要激活村级组织的公共性,实现村级民主化治理。     

黔中屯堡村寨的抬舆仪式与社会统合

本文通过对一个黔中屯堡村寨的地方信仰与抬舆仪式进行历史人类学的考察,分析了屯堡村寨中不同移民背景的人群如何借用神灵所隐喻的地域认同符号与国家权威象征,来形塑一种地方认同模式和社区整合机制.论文指出,透过屯堡村寨的信仰与仪式能观察到一种在社区横向的平行竞争关系中所蕴含的社会纵向的等级统合机制,这对理解西南边陲基层汉人社区的地方历史与社会形态极为关键.     

论数字鸿沟与农村沟通网络的重构

城乡地区数字鸿沟的出现,进一步影响农村管理结构诸如沟通网络。信息是影响数字鸿沟的重要因素,数字鸿沟与沟通过程有着多重交互性,因经济条件对媒介接触的差异而产生数字鸿沟,已有相关实证。数字鸿沟对农村沟通网络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应找出重构农村沟通网络的关键点。即在沟通网络中树立信息把关人,提升农民信息素养,建立信息管理的科学模式,构建因人而异灵活的沟通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