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序跋语境下历史演义文本定位的再分析

明清人对历史演义的文本定位主要有“历史文本”与“小说文本”两类。历史演义在产生的初期,更多被视为历史文本,这与宋元“说话”传统密切相关,在通俗小说发展成熟后,历史演义则更多被视为近史小说。明清人对历史演义的定位基于他们对其社会功能的认知,它一方面承载了“寓教于史”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明清人对通俗化的诉求,这一诉求最终融入庶民文学兴起的浪潮之中。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叙事聚焦艺术

本文从全知“说书人”的外部叙事聚焦、“戏剧式”的外部叙事聚焦、人物叙事聚焦三个方面 ,比较系统地考察了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叙事聚焦艺术 ,认为天启前后是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叙事聚焦艺术的重要转折时期 ,反映了从话本改编到直接创作的叙事艺术的变化     

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理论的论争和发展

一“虚”与“实”的问题,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以班固为代表的史学家和一些正统文人,曾一再指责小说“迂诞依托”,“其言浅薄”,①荒诞不经;认为小说均系“违理”之“道听途说”,“损实”之“街谈巷议”;要求小说作家不要“苟出异端,虚益新事”,②使其“真伪不别,是非相乱”。③宋元以后,随着通俗小说中的“讲史”的发展,特别是元末明初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出现,有关小说创作中的“虚实”问题的讨论,也就转移和集中到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如何对待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关系问题一“虚”与“实”的问题,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以班固为代表的史学家和一些正统文人,曾一再指责小说“迂诞依托”,“其言浅薄”,荒诞不经;认为小说均系“违理”之“道听途说”,“损实”之“街谈巷议”;要求小说作家不要“苟出异端,虚益新事”,使其“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宋元以后,随着通俗小说中的“讲史”的发展,特别是元末明初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出现,有关小说创作中的“虚实”问题的讨论,也就转移和集中到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如何对待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关系问题     

古代小说类型新探——兼论《金瓶梅》在小说文体演变史上的地位

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科学地把握小说文体的审美特征,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中国古代小说类型的区分,长期处在模糊状态,人们往往停留在语言载体的文言与白话之分,或满足于题材层面上的所谓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等等的界定。于是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经常出现一种“类型性错误”。所谓“类型性错误”,就是主体在研究观念和方法上混淆了不同范畴的小说类型,从而在研究活动中使用了不属于该范畴的标准,这种评价标准上的错位就象用排球裁判规则裁决橄榄球比赛一样。在价值取向上,诸多的著名小说中,《金瓶梅》的命运是最不幸的,它遭到不公正的评价,原因之一就是批评的“类型性错误”所致。本文意在确立一种小说类型理论,并兼及《金瓶梅》在小说文体演变史上的地位,从而进一步把握它的审美特征。     

明代早期历史演义小说回目考论

历史演义小说是明代最早成熟、最为繁盛的章回小说类型,回目是章回小说最显著的文体特征之一。将明代早期几部著名历史演义小说的回目与《资治通鉴纲目》之"纲"进行比对,可以发现后者主要通过照抄、删减、增加、替换、调换语序与综合应用等六种方式演化成前者,小说回目的用词亦深受《资治通鉴纲目》正统论与春秋笔法的影响。这是《资治通鉴纲目》科举化与明代史学"纲目化"给历史演义小说编撰带来有本可依、有文可抄的便利产物。     

性别与身份的反诘：论历史演义小说中的“母亲”形象

。以赋予“母亲”的道德美名为掩饰,张扬其性别的从属性,是历史演义小说书写“母亲”的习见方式。对儿子忘我的付出、甚至“为子赴死”,成为这类小说中“母亲”的程式化姿态。这类小说特有的处于最高权力边缘的“母亲”———太后,以极端的自我伸张对“母亲”利他主义生存的唯一合理性进行了质疑。     

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文学渊源与继承关系

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史记》和宋代的“说话”,以人物为核心来叙述历史成为中国叙事文学的一个特色,“说话”中的“讲史”是历史纪录的民间形式,也是历史与民间艺术的结合.以二月河历史小说改编的帝王系列历史剧以及以毛泽东等领袖人物为中心的现代革命历史剧继承了这个传统.从历史的发展线索来看,说话之“讲史”直接导致了历史演义小说的产生,而历史演义小说对于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就发生了比较明显的继承关系.从艺术形式的生存意义上理解,是通俗艺术向主流意识形态文艺靠拢,传统礼乐文化发挥着推动作用.从艺术形式的表现上看,历史题材影视剧的结构章法、叙事视角、语言风格,都在这个传统的延续中有所发展.     

试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与“按鉴”演义小说之关系

我国最早出现的一批长篇章回小说基本上是在按鉴演义的情况下产生的。从小说发生学的角度来看《通鉴》、《纲目》在著述宗旨、结构体制、叙述方式等方面给予按鉴演义小说多方面的艺术营养,小说家们在汲取这些艺术营养之后也有了不同程度的艺术创新。同时也应该看到,对《通鉴》、《纲目》的过分依傍,也严重地阻滞了历史演义小说观念的觉醒和发展,而这也是演义小说难出艺术佳构的一个主要原因。     

明清小说家的“演义”观与创作实践

明清小说家的“演义”,主要是推衍阐扬儒学之义,这与历史传统和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制约密切相关。作家用这种演义观念来左右小说创作,过分强调了文学的功利价值,而忽略了文学的审美功能,给历史小说创作带来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     

从“历史”向“传奇”倾斜——关于嘉靖万历初书商系列小说演进的考察

在《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影响下,嘉靖万历初,熊大木等人开始编撰历史传奇,并明确标举“按鉴演义、益以小说”。由于书商编撰目的重心的变迁,即由侧重“庶民教育”到逐渐突出对利润的追求,所撰小说在具体的编撰方式上,呈现出由历史向传奇、由史书向小说逐渐倾斜的趋势;同时,尽管小说仍然保持了乱世传奇的原则,但其中的悲剧意味却己逐渐淡化。随着余象斗在书商界地位的上升,这一趋势也便日益突出了。     

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典范场景及其结构功能

场景作为诸叙述方式中最重要的一种,是衡量叙事艺术成就高低的一个标准。中国古代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世情等各类题材的小说,无论是以语言为表现重心的“文场”还是以动作为表现重心的“武场”,都构设出了具有中国特色审羡风范的场景范型。这些典范场景不但构成了小说的核心趣味场,而且在结构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论《北史演义》对古代演义小说的发展

清朝乾隆年间,江苏昆山文人杜纲在友人的鼓励下,开始了《北史演义》的创作。他“宗乎正史,旁及群书,搜罗纂辑,连络分明”,硌硌矻矻,终于写成了这部64卷约33万字的历史演义小说,并于乾隆五十八年(1773)首次刊行,一时轰动,“远近争先睹之为快矣。”《北史演义》反映的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北朝后期近九十年间的历史。这是一个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王朝迭更的时代,也是北方黄河流域各民族空前大融合、英雄辈出的非常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虽不长,但其间社会背景、政治事件、人物际遇却十分复杂,要用小说的形式,条缕清晰、真实形象地予以反映,并非易事。杜纲以历史家的卓识,小说家的才笔,成功地描写和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风貌,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寄寓了自身进步的历史观、道德观和美学理想,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学遗产。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编创方式及其演变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是在<三国志演义>确立的编创方式的影响下,经由书坊主与下层文人的模仿、炮制,迅速走向繁荣的;与此同时,小说评点者的引导、时代审美风气的影响、读者大众阅读需求和口味的制约,又促使历史演义的编创方式不断地发生着丰富复杂的变化.     

中国历史小说的现代转化

历史小说一词的出现是进入20世纪以来的事情,1902年《新民丛报》第14号刊载《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一文,指出:“历史小说者,专以历史上实事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盖读正史则易生厌,读演义则易生感。征诸陈寿之《三国志》与坊间通行之《三国演义》,其比较釐然矣。故本社同志,宁注精力于演义,以恢     

"小说"与"演义"的分野--明中叶人的两种小说观

明代中叶 ,在复古与新变思潮的交汇中 ,《三国》与《水浒》实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体类型 :“演义”与“小说” ;它们分别对应着两种不同的读者群 :庶民与文人。前者强调章回小说处于边缘的辅助功能 ,即以小说为正史之补 ,传播史实并教化天下 ;后者强调章回小说处于边缘的游戏功能 ,即文人可以假小说以自娱、假娱乐以发愤。围绕着“教化说”与“娱乐说” ,明中叶人在小说的兴起、性质、意义、文体特征等各个方面 ,都建构了两个几乎完全不同的小说世界     

《韩诗外传》与《吴越春秋》中要离传奇的文本考察

《韩诗外传》与《吴越春秋》中的要离传奇在文本上有着明显的前后继承痕迹。从文本分析上看,《韩诗外传》在情节上多想像、虚构成分,影响着《吴越春秋》中的情节,使之表面合理而实荒幻,最终有别于史而成其为小说;在叙事结构上,《韩诗外传》的故事时序为早期的初具形态的历史演义小说所接纳,并在叙事时序上有所超越;在叙事情境上,《韩诗外传》的作者叙事情境为后来的讲史话本、历史演义小说所采纳,《吴越春秋》则在局部情节中以人物叙事情境之名而行作者叙事情境之实,开中国历史演义小说全知全能型人物叙事情境的风气之先。《韩诗外传》的文学性,对早期历史演义小说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论《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接受

近年来,中国汉籍在域外的传播渐为学界所重视.本文从朝鲜半岛的史籍、文人文集入手,搜集、梳理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朝鲜传播的第一手史料,进行甄别分析发现,<三国志通俗演义>介入朝鲜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朝鲜人民不仅接受了儒家文化视域下的忠义观念,而且以此小说为模式,创作出一系列朝鲜小说.在朝鲜小说 史上,<三国志通俗演义>对于朝鲜小说的衍变、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通俗文学略论

在源远流长、斑澜多彩的中国文学中,通俗文学恐怕是最不需要鼓吹而又不胫而走的了。可以说,哪里有人情的滋润,那里就有通俗文学的芳草。无论是历史上的评书演义,还是近年来时兴的问题小说、犯罪小说、爱情小说、历史小说、武侠小说、侦破小说、科幻小说以至纪实文学、民间故事、传奇小说、城市文学、旅游文学、“三通文学”(一种专门写海峡两岸同胞聚首和交流的故事)等等,无不在某     

嘉靖壬午本 《三国演义》"羽翼信史"考论

嘉靖壬午本 《三国演义》 的序跋者和评注者确实是将其视为一部"羽翼信史"的通俗史书,但那是在章回小说尚未被视作"文家小说"的时代做出的价值判断."羽翼信史"之论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影响深远,但历史演义小说本身"史实"与"虚构"的二元对立应是其陷入创作困境的根本原因.     

论书坊主对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影响

明代绝大多数的历史演义小说均为书坊刊刻,其中更有不少作品为书坊主自身所编创.明代书坊主不仅通过刊刻参与历史小说的传播,而且还以自身的创作实践,对演义小说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