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屯清墓

1983年6月初,哈尔滨市平房区东方红公社平乐大队七队三屯社员鞠家亮、那玉才和15岁学生康传涛,在村东漫岗下倒粪,挖到2米深处,挖出一批珍贵文物共90余件。6月24日,笔者到平房区进行田野考古调查,访问了社员鞠家亮、那玉才、康传涛。鞠家亮在东端挖出一枚金代仿汉青盖作镜,这枚铜镜直径88毫米,厚3毫米,重3     

宋元祐罗汉镜考释

1982年9月,笔者在黑龙江省日杂废旧公司顾乡仓库,从民间回收的黄杂铜中。发现了宋元祐罗汉镜。这枚古铜镜,长期流散在民间,已经变成乌色。直径72毫米,厚3.8毫米,重107.63克。铜镜背面有“宋元祐癸酉孟秋既望鮑公浩庄严敬造大阿罗汉一十八身”和“依禅、月昼、像以、七宝”三十二字篆书铭文。《中国通史》记载:宋“神宗死,十岁的幼子赵煦(音旭)继皇帝位(哲宗)。英宗的高后称太皇太后(曹后已死于1079年),处理军国大事,建年号元祐。”宋元祐罗汉镜上的篆书铭文“宋元祜癸酉孟秋既望”,是指公元1093年夏历七月十六日。     

“海马葡萄”镜

今年五月,在黑龙江省双城县出土了两面铜镜(见封四)。铜镜的纽、纽座、纹饰、铭文、直径以及铸造风格完全一致。 铜镜直径为九公分,圆形,国纽,素国纽座。镜背分内外两区:内区由海马葡萄纹组成;外区铸有一圈汉字铭文,为“青盖作镜自有纪,辟去不羊宜古市,长保二亲利孙子,为支高官寿命久”,共计二十八个字。内外两区之间用高线圈相隔,铜镜边缘均有刻款和押记,分别为“泰州主薄　”和 “金成记　”。 这种铜镜,“最早起源于南北朝,流行在唐代”,宋《博古图录》称它为海马葡萄镜(也有称为禽兽葡萄镜的)。这类铜镜的钮外常分内外两区,内外区中纹饰…     

绥棱县出土的一件金代铜镜

绥棱县绥棱农场在近年发现一件金代 大铜镜。镜面呈淡银白色,平整光洁,直 径36、过宽1.5、厚1厘米。背面带一穿孔 的半圆球钮,无钮座,钮高1.8厘米。镜 重6.5公斤。镜边内铸有浅浮雕的人物故 事和双鲤鱼纹饰(见封四)。 金代的铜镜艺术在师承唐宋传统的基 础上,逐步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金代铜 镜大都以写生图画作主题花纹,其中又以 双鲤鱼和人物故事较富有特色。出土的这 件铜镜则是将人物故事和双鲤鱼这两种纹 饰构图在一起作装饰题材的。画面的下半 部是重重水波,两条鲤鱼相对地穿还在微 波荡漾的水浪中,鱼的头前身旁浮有萍草, 把一对鲤鱼…     

唐宋变革视域下科举制演进的制度基础与现实动力

科举制由唐及宋的时代跨越有多重历史动因。唐宋科举制变革受益于这一时期诸如官制因革、社会对工商阶层规制变化等相关制度改革成果的促动,它为宋代科举制根本性嬗变铺平了外在场阈。与此同时,唐代科举制弊端积重难返的路径依赖在五代时期被打破。随着唐代旧有士族权要和新科举官僚等集团式微,五代新政权尝试冲破唐代科举制旧有制度路径,在各个方面开始新科举制路径实践。这不仅为宋代科举探索了方向,更为宋代科举制嬗变奠定了内在制度土壤。唐宋科举制变革虽发轫于五代,但关键性转折在宋初,这不仅有其加强中央集权的迫切性,亦与宋初通过科举考试满足国家抑藩和统治新占领区的特殊人才取向相关。尽管宋初科举制改革有特殊时代需求,但从唐宋变革视域观之,它是唐宋科举变革各种因素层累而成,这对理解唐宋其他制度变革亦不乏启发意义。     

铜镜与日本原始王权

据史书记载,倭奴国王朝贡,光武赐以印绶;孝安帝时,倭王帅升请见;百年之后,倭女王卑弥呼遣使奉献,得特赐铜镜百枚.从帅升朝贡至卑弥呼遣使的百年间,倭国大乱.联系着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线索便是铜镜.大陆封建王朝下赐倭人铜镜始于帅升朝贡之时,却因吴人工匠东渡而使之在倭国内泛滥.最终导致倭国大乱.直至邪马台国时期,战乱稍平,女王卑弥呼才决定向魏明帝遣使,要求特赐铜镜以重新构筑倭国内统治秩序.日本原始王权在大陆封建王朝的影响力下逐渐发展成熟起来.本文拟从铜镜这一线索入手,初探公元一世纪至三世纪日本原始王权本身的发展以及其与大陆封建王朝交涉的历史.     

唐宋书法专科教育——“书学”考论

承六朝书学教育的发展,隋代于中央官学中设立了"书学",这个信号表明书法专科教育已正式进入了封建教育体系,获得较为稳定的合法身分.唐宋时期的"书学"教育可视为中国古代书学专科教育的完善和成熟.唐宋"书学"屡设屡废,兴废无常,但一般废除的时间都不长,"书学"基本保持了它的连续性.这表明书学已成为当时教育体系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屡遭废罢的坎坷命运似乎又表明其地位并不高,受重视的程度也并不够高.宋代书学是唐代书学的自然沿承,同时在一些方面进一步完善和改变了唐代书学,这些改变有其积极意义.最重要的改变是唐代书学是立足于实用书写教育,而宋代的书学增加了其书法艺术教育的功能.     

论唐代文字狱的酝酿

文字狱始于北宋说不符合历史实际，唐代已见端倪．唐宋明清虽然都是专制政治体制，但唐代处于封建盛世．在统治者的信心胸怀气度、法制原则设施程序、官僚集团关系及民族关系等方面，存在着时代的差异，因而文字狱仅处于酝酿阶段，不象后来那样酷烈．     

浅析山西彩塑之精神——以青莲寺彩塑为例

<正>青莲寺坐落于山西晋城市泽州县东南,分上、下两寺,上寺又称上院,靠山而修,即今青莲寺,寺内有天王殿、观音堂、释迦殿等,下寺称下院,为古青莲寺。青莲寺现存宋塑35尊,明代塑像7尊,是中国研究唐宋彩塑、宗教等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寺观彩塑的出现成为继石窟以后的主要宗教造像表现形式,唐宋时期的彩塑在原有的造像基础上突破了原本的宗教仪轨,着重表现形象生动的人。文章以青莲寺唐、宋两代佛造像为主要探讨对象,分析造像的具体形式特征,论述唐代吴道子、曹仲达的绘画风貌对中国彩塑的影响,探寻山西彩塑与绘画、宗教、传统文化间的关系。     

汉代七言体铜镜铭文文体学意义初探

汉代铜镜铭文中存在着数量可观的“七言体”形式。其特点是 :整齐的七言句式 ,注意到了用韵 ,结构完整 ,在音顿、节奏等方面与传统七言诗相同。据此认为 ,汉代七言体铜镜铭文即是完整的七言体诗歌。汉代铜镜铭文七言诗形成的时间可以上溯至西汉时期 ,由此否定了“可靠的完整的七言歌谣在汉以前似还无有”的结论。汉代铜镜铭文七言诗在形式上的特点 ,标志着它正处在七言诗由民间歌谣向文人创作发展的过渡阶段。     

汉代铜镜纹饰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以雅戈尔、EVISU、GUCCI为例

通过对汉代铜镜纹饰的研究,提炼出汉代铜镜纹饰的艺术价值,再回归到当下的艺术设计,以雅戈尔等品牌的商标或产品设计为例,探究汉代铜镜纹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以期现代艺术设计打开一个新的思路和视角。     

唐宋派与中国文统的建立

自唐代以来,论者开始尝试建构中国文统谱系,然而在唐宋派之前,文统不但没有从道统中分离出来,同时也是与诗文交织在一块的,因此,那时的文统既不纯粹,也不鲜明。待唐宋派出,与道统相区别、与诗绪相分离的纯粹文统的建构这才真正完成,《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编选与八大家名号的确立,是最为显明的标志。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自己的创作实绩以及理论贡献,使散文学正统在明代得到接续和延伸。     

金代双鱼龟纽铜镜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面铜镜,是1980年4月在哈尔滨香坊农场水田分场春耕时出土的。该镜呈青铜色,正面平整光洁,直径17.4厘节,缘厚0.5厘节。背面主题图案为两条欲跃出水的鲤鱼在互相追逐嬉戏,周围衬以层层波纹。双鲤形象逼真,纹饰自然生动,铸造工艺精美,是一面较典型的金代铜镜。尤为别致和奇特的是镜纽为龟形,长3.5厘节,高1厘米,这在金代铜镜中尚属罕见。众所周知,在我国古代,龟是长寿、吉祥的象征。相传龟鹤皆有千年之寿,因而古代印章的纽多作龟形,如汉代的印章。曹操的《步出夏门行》的诗中,就有“神龟虽寿”的诗句;更早的《庄子外篇·秋水篇》中,亦有“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     

唐朝前期俸禄制度的演变

在唐代,官员的俸禄包括禄米、俸料钱、职田和禄力四项。唐前期的俸禄制度虽沿袭隋制,但又有不少新的变化,在新的变化中逐渐整齐划一,并相对完备。开元二十四年月俸制的建立标志着唐代俸禄制度的完善。唐代的俸禄制度屡有变动,且相对复杂。在前期主要有武德制、贞观制、乾封制、开元制,俸禄数额、发放依据、俸禄来源都在发生变化。从京官和外官两个系统入手,重点分析京官与外官各项收入的比重大小,可以发现京官俸料钱收入比重大,外官职田收入比重大。     

再论唐代尚书省四等官制的执行——以长官、通判官任职情况为中心

四等官制即长官、通判官、判官和主典共同判署文案,是唐律规定的官府行政运行模式.唐前期,尚书省六部在某些时期,由于长官或通判官缺任,只有三官判案.唐后期,除户部外的五部文案处理情况墓本同于前期.唐代前后期行政运行模式没有实质改变,反映了唐宋变革之际,玄宗以后诸朝对前期制度改革的同时亦有继承.     

国家神道的祭祀道具——“国魂命”铜镜浅析

起源于中国的铜镜传入日本后,成为太阳神祭祀时的道具,并最终转变为日本皇室祖神天照大神——太阳神的神体象征,被广泛用于国家祭祀和加强皇权的政治活动中。在对外战争期间,铜镜被利用为国家神道的祭祀道具。通过对"国魂命"铜镜的考察,可以清晰地看到从生活用品发展为象征皇权、神道的祭祀用品的铜镜,在国家神道的皇权思想之下,成为鼓动民众为战争献身、为侵略扩张造势的工具,完全背离了其原有的意义。     

再论金代铜镜刻款及相关问题

再论金代铜镜刻款及相关问题田华，邱玉春笔者曾撰文就金代官府检验铜镜而刻款项进行了分门别类的论述①，但各类款涉及的较少。为使同仁更详细了解金代铜镜刻款的概貌和进行深入研究，我们搜集了至１９９４年底已发表的刻款、铭文２００余条，现就金代铜镜刻款及相关问题...     

唐宋史辨疑三题

李锦秀《唐代财政史稿》中认为唐前期基层赋税征收的具体执行人是里正,被称呼为"五里官",但"五里官"不是"五里一乡"的乡官,然在论据的使用上与结论有所矛盾,据其论据及有关史料再梳理,"五里官"更可能指一乡五个里正中行使乡官职权的一里正;宋史史料中的"选人"解读应联系上下文,因其不再仅指"候补、候选官员",它是幕职州县官员这一文官群体的另一称呼;唐宋两个王朝的仕途升迁捷径中县级官员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唐是县尉,宋是县丞,这反映出唐宋不同的政治意识——唐重官员的实践能力,宋重官员间的权力制衡。     

论唐代宰相选拔官员的职责及思想

唐代皇帝要求宰相重视为朝廷选拔优秀官员,许多宰相也以此为己任.唐代宰相主要通过与皇帝当面讨论和向皇帝上书两种方式阐述他们选拔官员的思想,其内容丰富、深刻,对唐代选拔官员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旨在通过对唐代宰相选拔官员的职责及思想的论述,揭示唐代宰相在朝廷选拔官员中的作用及影响.     

唐宋诗之争的萌芽和滥觞

唐诗和宋诗两种诗歌范型的优劣高下是南宋以来诗歌领域争论的热点话题,以至酿成中国古典诗歌史上长达八百多年的唐宋诗之争.唐宋诗之争滥觞于南宋绍兴年间的张戒,南宋末严羽全面宗唐黜宋,唐宋诗之争的旗帜正式树起,经由元明不断发展深化,最后由清代进行总结和融合,到清末唐宋诗之争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算是暂告一段落.但在南宋张戒之前,唐宋诗之争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阶段.伴随着宋诗的成熟,诗坛主导者(苏、黄、江西诗派)表现出来的对唐诗范型的认识、取舍,对自己所创造的新的诗歌范型的张扬,以及北宋末南宋初对宋诗弊端的某些批评,可以视为唐宋诗之争的萌芽.南宋初对宋调的不满和批评、张戒对"苏黄习气"的批评、中兴诗人对江西诗派的反思、朱熹对唐音宋调的态度,可视为唐宋诗之争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