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儒家道统思想之复兴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开展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激起文化领域民族文化复兴思潮的高涨,避难西南一隅的现代新儒家藉此而揭橥"文化抗战"之帜,复兴儒家道统思想,致力于儒家道统之接续与重构。钱穆、冯友兰、贺麟、张东荪、张君劢、牟宗三上承周孔、外取西学,分立学统、政统,融构现代道统论体系。分立是指改变传统道统论体系之道、学、政三位一体的架构,分立学统、政统,并使之相对于道统而独立、并行。融构是指融汇西学之优长,而重构现代儒家道统体系。融汇中西是重建现代儒家道统论的重要理论环节。抗战时期儒家道统思想之复兴具有内圣弱而外王强之理论特色,有着深层的理论和社会原因。     

论皮日休、柳开的儒学与道统思想

皮日休与柳开均以道统作人自居，先后起而张扬儒家学说，阐发儒学的本质及思想核心，并开列出道统新谱系，其学术地位和历史价值不容忽略，而应引起关注。本文对此二人的儒学思想作了描述与剖析。     

诚实信用诉讼原则之道统思想释明

通说认为,我国现行诉讼制度的程序设计和体现出的思想理念是以西方为参照的,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即道统思想)没有太多关联。事实上,现行诉讼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调解与和解制度、近亲属免证制度、近亲属辩护制度等诸多规定所包含的思想理念,都能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得到本体论层面的充分阐释。本文以诚实信用诉讼原则之道统思想释明作为该领域持续研究的开端。     

顾炎武对“道统论”的再诠释

"道统论"是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概念,顾炎武通过对"道统论"的重新发掘,并结合经典文献,赋予了"道统论"学说新的内涵。顾炎武把其分为"先王之道"、"圣人之道"和"六经之道"三个层次来进行诠释,顾炎武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并且对后世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道统的重建——二程“道统论”的政治自觉及其限度

二程接续儒家道统,以批判佛老、复兴儒学为己任,提出"天理即道",并以自身的政治、学术实践抵御和限制君权对道义的戕害。但二程对道统议题的理解有其局限和不足,在现实政治中,他们的道统理想无法真正实现对政统的超越和支配,只能成为在思想领域指引着实践政治的可能方向。     

魏裔介的道统论

明清时期,对儒家道统传承脉络的整理蔚然成风,魏裔介的《圣学知统录》和《圣学知统翼录》便是其中一家。他认为,儒家道统就是见知闻知之统,颜曾思孟见而知之,周张程朱闻而知之,儒学就是通过见知闻知而传承的。他批判了佛教、陆王心学和法家学说,在此基础上,魏裔介列出了48人为道统传承者,其时间跨度是从传说中的伏羲到明末。在对道统具体内容的梳理上,他主要抓住了三条线:1.易的传承;2.中庸观念的传承;3.心性观念的传承。     

孔子之“道”与儒学重构——从朱熹、牟宗三的道统论说开去

“道统”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用以表征儒家根本精神的传承统绪。道统作为儒学的深层内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儒学的基本概貌和形态。朱熹以“心传”、“心法”为其道统论的主要意涵,构筑了以“道心”与“人心”、“理”与“气”、“天理”与“人欲”为基本特征的“二世界”的哲学;牟宗三则以“心体即性体”、“即存有即活动”释道统,建构了其道德形上学。在“后新儒学”的视域下反思宋明理学空谈理气心性,现代新儒学引向超越绝对的偏失,致力于当代儒学重构时,重归孔子之“道”,确立儒学“新道统”或许应是基础性的理论环节。     

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初探

儒家道统经历了自尧舜禹汤至程朱理学乃至当代新儒学的传承轨迹,以圣圣相传之“允执厥中”理念为精髓.其中蕴含着道统尊于政统、道统构建政统、道统校正政统等以道统驯服政统、进而限制君主权力的“驯政”主张.儒家知识分子通过主张天道信仰理论、君臣道义关系、经筵日讲制度、君臣共治政制和天子须守礼法等方式,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实践对君主权力的制约和驯服.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法哲学“安身立命”之本,也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法哲学“返本开新”之基.     

叶适论道学与道统

在宋代新儒学运动中,道学是一个集政治文化、学术活动与思想建构于一体的复杂称谓.文章试图通过对南宋道学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与代表人物叶适有关论述的梳理,呈现道学的多层面内容,以及他在儒学思想上与朱熹所确认的道统截然不同的建构.第一是梳理叶适在政治层面上为道学辩护,强调道学是起于民间的具有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学术活动,其宗旨是本于公心以发公论,道学运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不仅在于排除来自官学的垄断,而且在于摈斥来自内部的独断性论说.第二是分析叶适在学术层面上对道学的界定,指出道成于学,舍学无以成道,否定在道的问题上对权威的尊崇,主张知识的习得是贯彻儒学成圣宗旨的惟一道路.第三是讨论叶适在思想层面上对儒家之道的诠释与论证,通过"总述讲学大指",针对朱熹<中庸章句序>,完整地诠释与论证了儒家之道的历史性建构、孔子述道的性质与意义,以及曾子以下直至程朱一系对于儒家之道的误读及其存在的神秘化倾向与唯我论特征.     

苏轼的"枯淡"论研究——兼论"东坡和陶诗"的文化史意义

苏轼对"平淡"风格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他对陶渊明诗歌"枯淡"美的批评上。"枯淡"风格的形成是一个"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过程,体现在陶渊明的诗歌中就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美学效果。从"枯淡"风格出发,苏轼发现了柳宗元、韦应物诗风与陶渊明"同源",并作出了"柳在韦上"的判断。苏轼还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这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知识分子何时失去了对“道统”的担当

中国知识分子失去对道统的担当，自身当然应该如资中筠先生所说难辞其咎，但主要原因并不在此，而是“形势比人强”。     

论苏轼贬谪岭南时期的文化意义

苏轼被贬岭南7年有余,饱尝谪居流离之苦,但他身上所承载的中原文化同当地文化碰撞、交流,使他事实上充当了中原赵宋文化的播迁者.他的安然北归是人生的一大胜利,他摸索出的一整套"处穷之道"提供了古代知识分子战胜人生困境的又一类型;创造了对宇宙人生思考和审美的新思路;丰富了民族文化中面对灾难的心理调整方式和应对策略.     

由“罪己诏”论西汉道统与政统之关系

西汉“罪己诏”的产生,既是禹、汤以来君王罪己传统的延续,也是西汉国家建构中道统和政统博弈的结果。儒家学说地位的隆升,使得圣王、圣人之说成为评判政治的理论依据以及衡量政治行为的标准。在决策政治事务时,西汉皇帝的个人看法常与儒生相绌,此时多用“罪己诏”来调和彼此的矛盾,正体现出道统与政统的相互适应和不断调整。     

论苏轼文艺作品中的“酒神精神”

尼采的“酒神精神”肯定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强调突破个体化束缚,与原始自然融合。“酒神精神”虽然在肯定生命的价值的同时也肯定了生命的悲剧性本质,但是摆脱了彻底的悲观主义,主张直面人生的痛苦和不幸并对其进行超越。我国宋代文人苏轼身上就体现出了这种“酒神精神”。苏轼一生命运多舛,但他始终以超越的姿态来应对生命的痛苦和不幸,保持着独立的人格。苏轼的“酒神精神”在其文艺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论苏轼的叹“老”情结及其原因

苏轼诗文中普遍存在着浓厚的生死意识,或直接称“老”,或间接谈“老”,或考虑“终老”之地,或惯称他物为“老”。仕途坎坷,迁徙频繁,诸多亲朋故友过早离世,体质衰弱,人世无常及受传统文人叹老嗟卑思想影响等均是其叹“老”的主客观原因。     

论苏轼书画艺术的“活法”思想

“活法”说既是中国古代诗论中的重要理论话题,又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诗学“活法”说对我国古代文学艺术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苏轼深谙“活法”的真谛,并创造性地将这一思想贯通于书画艺术实践之中。在对待前人古法的态度上,他主张“变古法”“出新意”。在艺术法度的把握上,他推崇“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在探求艺术创作规律的过程中,他讲求“随物赋形”“行云流水”。苏轼对于“法”与“活”的认识,在整个艺术领域具有方法论上的普适性,同时具有鲜明的辩证色彩和可贵的实践品格。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当下,苏轼“活法”思想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论苏轼的“辨孟”思想

苏轼"为《论语说》,与孟子辨者八",可以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的思想。一是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一是主张恪守一定的规范界限,给礼信等五常的规范严格划界。在心性论上,由于对儒释道思想都予以广泛吸纳,因此,苏轼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在政治上,苏轼受到王安石变法的影响,因而不认可权,反对个人主观随意的变通。情本论是苏轼反对权变思想的根源。苏轼的"辨孟"思想也是孟子升格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道统论视域下的宋代抑荀思潮

荀子在汉唐时代曾经与孟子并称为"荀孟",但其道统地位在两宋时期受到学者们的怀疑和否定,"抑荀"成为宋代荀学史上的主流思潮。在荀子思想是否与孔子相合的"醇疵之辨"问题上,宋初儒者尚认同韩愈"荀子大醇而小疵"之说,随后兴起的理学家们则认定其"小醇而大疵"。醇疵之辨还是儒学内部的讨论,随着道统体系的完善,学者们对荀子的学派归属也开始产生质疑,荀子人性论被宋儒批评为源自告子杞柳之说,其政治哲学更被朱熹认为是申韩之学。荀子不能进入儒家的道统谱系,还因为他在道德层面不能达到儒家圣贤所应具备的精神境界,在宋儒特别是理学家看来,荀子并不完全具备儒家所努力倡导的圣贤人格。     

苏轼诗词中的“雾”意象论略

雾因其变化万千的姿态呈现和朦胧迷离的意境营造,成为古往今来众多文学作品着力表现的特殊意象,而苏轼诗词中的雾意象尤其具有丰富而复杂的文化意涵。以雾绘景、以雾摹物、以雾衬人、以雾抒情,苏轼的咏雾之作多面向拓展了雾作为意象符号的表意功能,使雾意象的含义更具有多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