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与儒家道统

韩愈是一个信奉儒教,以捍卫儒统自任的文士,曾自称“愈儒夫者”,以孔孟之徒自居。在《原道》和《重答张籍书》中,韩愈提出了一个道统,这个道统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扬雄。他以儒学为正统,斥佛老为异端,独尊孔子之道,并把自己与道统联系起来。认为汉代的儒学是残缺不全的,荀卿与扬雄皆“大醇而小疵”,“醇乎醇者”,只有亚圣孟子。扬雄以后,儒家道统已经断绝不传,到他韩愈,才又出来整顿儒学,重建道统。可见,韩愈是以孔孟道统的唯一继承人自居的,他的《与孟简尚书书》,表露了自己传承儒道的决心:“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韩愈道统论的提出,是为了排击佛老,反对藩镇     

韩柳孟子观之分歧及其思想史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韩愈、柳宗元围绕孟子“夷夏观”“义利观”“心性论”等思想展开论辩.韩愈高度赞扬孟子,认为他是“孔子之道”的正宗传承者,因此主张将其列入“道统”;柳宗元则极力贬低孟子,认为他违背“孔子之道”的真精神,因此反对将其列入“道统”.韩柳二人孟子观分歧的原因与实质在于二人对当时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儒“道”内涵的不同理解.二人孟子观的分歧,是对“儒学是什么”这个中唐“时代之问”的不同回答,这一分歧在宋代产生响亮回声,对宋代儒学发展方向的选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尊孔"与"释孔"的悖论——兼及韩愈与道统

儒学在释义与发展过程中遇到“尊孔”与“释孔”这样一对矛盾,形成各种学说各自为政的混乱状况。孔子而后,由谁接续道统,聚讼不休。这一状况结束于韩愈。韩愈梳理出一条明晰的道统:道统始于尧、舜,而后依次为: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然而韩愈提出道统,自己却未被续入道统。这是因为统治者只需要假儒学,不需要真儒学。     

孟子后道统“不绝其传”还是“不得其传”——兼论理学道统“不得其传”说的确立

唐代至宋代道统说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甚至迥异。这主要和韩愈提出的道统“不绝其传”还是“不得其传”的阐释理路有关。如果说宋初之前学者主要是倡导“不绝其传”的话,自二程至朱熹则奠定了道统“不得其传”的一面。如宋初柳开、孙复、石介等人均还是以“不绝其传”为依据建构儒家道统谱系的,皆以道统后继者自任。至理学兴起,程颐等开始倡导道统“不得其传”说,道统上接孟子,度越汉唐,以孟子传道者自任。至朱陆争胜门户,朱熹方奠定了理学道统“不得其传”说。究其源,最初韩愈认为孟子后儒道“不绝其传”——韩愈对荀子、扬雄等都非常重视,时人曾以韩愈比附扬雄,改为“不得其传”后,一字之别,造成了不同的阐释理路。     

孔子之“道”与儒学重构——从朱熹、牟宗三的道统论说开去

“道统”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用以表征儒家根本精神的传承统绪。道统作为儒学的深层内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儒学的基本概貌和形态。朱熹以“心传”、“心法”为其道统论的主要意涵,构筑了以“道心”与“人心”、“理”与“气”、“天理”与“人欲”为基本特征的“二世界”的哲学;牟宗三则以“心体即性体”、“即存有即活动”释道统,建构了其道德形上学。在“后新儒学”的视域下反思宋明理学空谈理气心性,现代新儒学引向超越绝对的偏失,致力于当代儒学重构时,重归孔子之“道”,确立儒学“新道统”或许应是基础性的理论环节。     

苏轼辨孟考

苏轼毕生都对孟子思想持有辩证的态度，他真诚地尊孟，于孟子之学深入有得；亦严肃地辨孟，与孟子展开深刻的思想对话。苏轼辨孟可条为四端，或为误读《孟子》，或为质疑孟子所言不符事实，或为担心孟子的立论为后人误解，或为观点确与孟子不同。南宋尊孟派据其最后一端视之为非孟派，所论虽欠公允，但亦确有所依。苏轼辨孟之关键在于孟子辨性善，苏轼认为人性虽有向善之倾向，却无善恶之属性。苏轼以情本论立言，固有会通儒道之意，却背离了儒家在性理维度上对人性的根本规定，南宋理学家视其为非孟派，亦可谓直抵本根。     

论王安石与苏轼孟学思想之差异

王安石从孟子思想非常切合北宋时代建设儒学心性之学与富国强民的需要出发,对孟子之学采取了完全尊信的态度。而苏轼从对儒释道一视同仁的借鉴吸收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出发,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和权变思想,因而与王安石的孟学思想形成了强烈对比。王安石的孟学思想极大地促进了儒学的振兴和孟子升格运动的发展,而苏轼孟学思想中的辨孟部分也从反面对孟子升格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道统维护与思想启蒙——论“童心说”的双重使命及儒学的终结

在明末道学僵化和名教桎梏的催逼下,李贽为探究性命下落和儒学的真精神,用“真-空”观取代“道-器”论,将“赤子之心”置换为“童心”,通过“童心说”对“真”的追求,在心学范式下艰难维护儒学道统的同时开启了前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童心说”双重使命的内在冲突决定了李贽只能以儒学“异端”的形象被排斥,而农业文明的延续必然会导致封建统治者对程朱理学的再度加强。李贽“童心说”的衰世绝音意味着儒学伴随农业文明的终结而终结。     

论孙奇逢道统思想的独特性

[提要]儒家道统思想自诞生之日始就自生“攻乎异端”的内争传统,至于宋明,程朱陆王二学旷日持久的正统之争,严重阻碍了儒学的健康发展。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下,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孙奇逢深哀亡国之痛,抱定“明道救世”目的,回归先秦孔学,抉发“圣学本天”的思想资源,重新定义“理学”实是自尧舜至于明清的儒家学说。以此为出发点,重建“一致而百虑”的认知论,确立“明道”旨归,以“主辅”原则和“内外”原则为依据,重建涵摄汉唐经学和宋明心学的道统谱系,以此建构起“代各有人”的道统发展观。将道统建设引向摒弃内斗和相互包容的发展正途,为儒学通过自身健康发展来发挥正人心的社会功能开辟出可能性。     

孟子与韩愈的论辩艺术浅析

孟子与韩愈是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孟子素有“亚圣”之称,他对孔子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使儒学得以广泛传播.韩愈则是新儒学的中兴者.张清华先生在1993年4月20日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给韩愈以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韩愈是复兴孔孟儒学传统的倡导者和奠基者,相当大程度上规范了唐以后中国文化的面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一代巨儒,孟子与韩愈不仅“道统”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其传授手段即论辩艺术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孟子处在战国中期这个“争于气力”的大变革的时代,他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极度不满,力图按照自己的理想和主张来改造社会,他终身为此而奔波,他曾雄心勃勃地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为描绘自己理想的社会图景,他周游列国,不辞口舌之劳,以“善辨”名闻天下.     

辟佛与融佛 ——韩愈儒释观新论

面对“末学驰骋、儒学式微”的现实,在应对佛教挑战问题上,中晚唐儒士满怀复兴儒学的自觉意识,或标榜道统,力主辟佛,或主张“统合儒释,宣涤疑滞”。两者表异实同,都服务于同一时代主题——复兴儒学。韩愈对待佛教的态度是表辟而实融,表面上标举道统,力辟佛教,而在思想层面,又融合佛教义理,丰满儒家心性理论。辟佛层面虽是老调重弹,但又有标新立异之处——立道统;融佛层面,提供了新的范式来丰富儒家心性论的内涵。     

朱熹《孟子序说》文本溯源与义理发微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首的《孟子序说》,首引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之文,可谓"知人论世"之必要铺垫;次引韩愈言论,重在揭示孟子辟杨、墨之功及其在儒家道统传承中的特殊位置;再引二程言论,则重在揭示孟子性善论、养气论的价值;最后又借杨时之言,将孟子思想的核心价值归结到心性论上,而这正是实现儒学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与佛、老由势若水火走向互相交融的关键思想资源。这既符合历史的逻辑,也彰显出思想学说自身的发展特点。     

论孟子的道统与学统意识

孔子之学,“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以承续尧舜、孔子之道自任,对孔门圣道传承观念及其谱系作了系统的表述。《孟子》末章的圣道传承系统中,有两类圣道传承者：“闻而知之”者和“见而知之”者。出土简帛《五行》也明确提出过“闻而知之者圣”、“见而知之者智”命题。这不仅表明道统观念在孔思孟之间的传承,而且体现了孟子承接传统的自觉意识和担当意识。在学术脉络上,孟子自觉宗承曾子、子思一系内转省思的理路,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传统,为儒家思想奠定了心性的超越基础。孟子“说大人则藐之”,也表现了与曾思一脉相承的“以德抗位”的内在精神气质。孟子关于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子的圣道传承论,乃基于一种学术根源性的意识;而其有关孔曾思孟学脉系统的论说,则着眼于当下学术新统的建构。这种圣道谱系（后儒谓之“道统”）与学术新统（或可谓之“学统”）的反思和自觉,对一个时代思想的生产或创造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论孟子人格平等思想及其革命性意义

孟子是孔子人道理论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在对告子“性无善无不善”观点的批判中提出了自己的“性善论”。孟子从人与动物的区别,即人的社会性角度来论证自己的性善学说,使其理论有着极为明显的人格平等思想。孟子的这一思想对后代儒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并在儒学的发展进程中内化为儒家学说的基本内核。     

荀学与郭店楚简儒家文献关系新探

传统观点认为,郭店儒简是思孟学派的著作,是先秦儒学“孔子→子思→孟子”谱系传承中的重要一环.根据文献比对及理论分析可以看出,荀子不仅大量征引儒简中的文句,而且将其运用到自身理论的建构中,继承并发展了儒简“天人之分”的天人观,以人道为主的“道”论,“以生为性”的人性质朴论,以情论乐的诗乐发生论及“美情”、“生德”的诗乐功用理论.因此可以说荀子对儒简文字上的借鉴与思想上的继承已远远超过其前辈孟子,从荀子与郭店儒简的密切关系中亦可清晰地看出“孔子→儒简→荀子”的儒学传承谱系.     

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初探

儒家道统经历了自尧舜禹汤至程朱理学乃至当代新儒学的传承轨迹,以圣圣相传之“允执厥中”理念为精髓.其中蕴含着道统尊于政统、道统构建政统、道统校正政统等以道统驯服政统、进而限制君主权力的“驯政”主张.儒家知识分子通过主张天道信仰理论、君臣道义关系、经筵日讲制度、君臣共治政制和天子须守礼法等方式,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实践对君主权力的制约和驯服.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法哲学“安身立命”之本,也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法哲学“返本开新”之基.     

韩愈道统论与传统文化心理

面对中唐社会危机,韩愈以捍卫儒学自任,重振儒学道统.因他的道统论带有鲜明的经世致用色彩,于儒家义理探讨方面缺乏建树,以致在当时收效甚微,但却为宋代理学家重构儒学开了先河,起了奠基铺路的作用,从而对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论苏轼的“辨孟”思想

苏轼"为《论语说》,与孟子辨者八",可以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的思想。一是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一是主张恪守一定的规范界限,给礼信等五常的规范严格划界。在心性论上,由于对儒释道思想都予以广泛吸纳,因此,苏轼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在政治上,苏轼受到王安石变法的影响,因而不认可权,反对个人主观随意的变通。情本论是苏轼反对权变思想的根源。苏轼的"辨孟"思想也是孟子升格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试论宋初“三先生”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为振兴儒学,全力维护儒家道统,以孟子、韩愈的继承人自居。他们兴学校,敦教育,将自己的道德、学术和思想都贯穿于教育实践当中。尽管“三先生”所营构的理学体系还不完整,但他们以其批判性的思考启发了后儒,从而对理学的形成具有开启作用。     

再论柳宗元与儒学复兴

柳宗元对唐宋思想转型和宋明儒学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主张“宣涤凝滞,统合儒释”的开放创新道路,倡导“文以明道”的古文运动,发扬由我而得圣人之道的义理学;另外,在柳宗元看来,儒释相通、儒道相融、儒子相蓄,主张以宽广的胸怀凝聚诸子学派之精华。同时,他在气化本体论、天人关系、人性论和理想人格等方面对两汉以来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总结,提出了元气自动说和“天人不相预”,主张人性“自然”论,倡导理智和意志相结合的理想人格论,积极应对佛教的挑战,对理学的发展和儒学的复兴起了链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