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两湖志士活动属论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组织了各种各样的革命团体,首义之区的湖北在组团方面异常活跃.从花园山机关到共进会的建立,鄂籍志士虽然起了关键性的主导作用,但湘籍志士的参与则是湖北革命团体摧不垮、打不烂的根本原因.湘籍志士在团体筹组、新军改造、计划制定、起义策动等方面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两湖志士的共同努力,团结各地志士,湖北革命的主观条件逐渐成熟,赢得了辛亥革命的主动权,从而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舆论宣传·舆论导向·舆论引导——新时期中共新闻舆论思想的历史演进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各时期领导人讲话和中央相关文件的全面考察,认为新时期中共新闻舆论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强调“舆论宣传”阶段、强调“舆论导向”阶段和强调“舆论引导”阶段.“舆论宣传”阶段虽开始从“舆论”视角审视新闻工作,但所谓“舆论”主要指阶级舆论,且偏重灌输式宣传;“舆论导向”阶段认识到了新闻舆论、社会舆论及其引导的重要性,但更强调舆论引导方向的正确性,其中居高临下意味较浓;“舆论引导”阶段开始重视引导的艺术性、实效性与合规律性,显示出对新闻传播规律和公众自身主体性的认识与尊重.     

《民报》宣传与辛亥革命

晚清革命党人所办报刊对当时革命思潮的弥漫,产生过剧烈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尤以<民报>为最,其作用在于:宣侍三民主义,公开揭橥同盟会的革命宗旨,辩驳改良保皇言论,催发革命排满风潮;唤醒近代民族意识,引领反清革命的正确方向;"革命排满"口号经<民报>宣传而深入人心.<民报>所激发的,不论是革命与改良的论战,还是革命党人内部"一民主义"与"三民主义"的论争.在民族危机目益严重、国人忧患意识增强等多种因素交相作用下,最后都殊途同归--"排满革命",使整个社会把斗争的矛头都指向腐朽的清政府,促成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垮台.正如孙中山所说:<民报>"鼓吹三民主义,遂使革命思潮弥漫全国,自有杂志以来,可谓成功最著者."     

论李普曼舆论宣传研究及其心理学特点

在美国早期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李普曼占据着重要地位,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深入思考并系统研究舆论和宣传问题的思想家之一。特殊的职业经历以及独特的思想追求使得李普曼对宣传舆论等传播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公共舆论》等著作中,李普曼不仅仅分析了民主社会中妨碍理性舆论形成的制度因素,更深入分析了横亘于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心理屏障,从而使他的舆论和宣传研究呈现出鲜明的心理学特点,他的研究标志着传统新闻学理论的心理学转向。     

论湖北咨议局从主张立宪到参与武昌首义的转变

湖北咨议局是试图推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下的一个省级地方议会的预备机构,却在资产阶级宪政请愿运动中一再受挫,由绝望毅然转向革命,在武昌首义中推波助澜.湖北咨议局立场的转变对于武昌首义成果的巩固与扩大乃至对于辛亥革命在全国的深入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组织和促进作用.     

土家族志士邓玉麟在武昌首义中的领导作用

湖北巴东籍土家族志士邓玉麟是辛亥革命期间湖北革命党的重要领导人,是武昌起义的主要谋划者,是起义的关键联络人和重要组织者,也是首义之夜力挽狂澜的指挥者,他在新生的湖北军政府中担任要职,是抗击清军、保卫共和的主要将领。     

论湖北咨议局从主张立宪到参与武昌首义的转变

湖北咨议局是试图推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下的一个省级地方议会的预备机构，却在资产阶级宪政请愿运动中一再受挫，由绝望颜色转向革命，在武昌首义中推波助澜。湖北咨议局立场的转变对于武昌首义成果的巩固与扩大乃至对于辛亥革命在全国的深入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组织和促进作用。     

武昌首义对武汉经济发展的推动

武昌首义使武汉由一个“九省通衢”的商埠,一夜之间成为了革命、政治的中心,全国瞩目,世界也为之震惊。作为首义之地,武汉受到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的青睐,经济发展上受到扶持。湖北军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和民国北京政府又推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法律法规,中国由此进入了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期。武汉成了新经济制度的最大收益者,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期。纵观武昌首义前后武汉经济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武汉除了原有的地理优势之外,制度变迁和制度供给无疑是武昌首义之后武汉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力。     

积极发挥引导作用,搞好西部大开发宣传舆论工作--成都市的思考与实践

在西部大开发中如何搞好宣传舆论工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在"从报道向引导转变"的思想指导下,成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这对整个西部大开发的宣传舆论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历史教育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活动家以及一大批富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为教育民众、唤起民众、发动民众,挽救民族危亡,纷纷运用史学这一有力武器,以革命“排满”、反帝爱国为宗旨,以大量的历史事实为例证,大力宣传民族革命主张,大力宣传反帝爱国思想。这种对国民广泛进行的历史教育,为开启民智、鼓舞民气,促进民主革命思潮的广泛传播,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发挥了重要作用。     

武昌首义文化遗产:武汉城市发展的深层驱动力

城市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武昌首义从一场革命到一座独具特色的城市历史遗产宝库,赋予了武汉城市文化以独特魅力。但是这一独有的文化资源长期没有被有效发掘、保护与利用。2011年将迎来武昌首义100周年,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发掘与保护好武昌首义文化,这是关系到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和武汉城市发展全局的重大课题,对于展现武汉城市风貌,丰富武汉城市内涵,提升武汉城市形象,扩大武汉城市影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武汉在当今世界城市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环节。     

辛亥革命前十年苏北的民变状况

辛亥革命前十年 ,下层群众的民变是促动辛亥革命酝酿、发生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而苏北民变对江苏省在辛亥革命中和平光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对辛亥革命前十年苏北民变的状况、原因、特点进行了分析探讨。     

论辛亥革命中的陈布雷

辛亥革命时期，陈布雷任上海《天铎报》记者。他思想激进，倡言革命，大力声援武昌起义，积极宣传共和思想，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为革命的宣传作出了贡献。陈布雷的活动奠定了他在新闻界中的地位，使他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记者。     

断裂，还是延续——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一个文学思潮的出现，有其现实的原因从而保持其独立性，但它不可能脱离历史，它必然能在历史承续演变的时间序列中占据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文章指出革命文学并不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反叛者，它在精神特征方面与“五四”文学革命有着血与肉的联系，其精神特征是人的不断发现与文学作品中个人情感的流露。     

武昌起义后张謇政治立场转变的原因及对辛亥革命胜利的积极作用

张謇是清末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立宪派的领袖。武昌起义后约一个月,其政治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坚持立宪到转向共和。张謇的这一转变,并非政治投机,而是由其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能识时务顺应潮流,新生的政权维护资本家利益,与袁世凯的特殊关系等因素促成。张謇转向共和后,在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他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使南北议和成功,袁世凯反正,辛E亥革命很快获胜。     

辛亥革命后陕西革命政权社会发展政策研究

1911年10月西安新军起义后,陕西革命党人建立的革命政权经历了秦陇复汉军政府、中华民国秦省军政府和中华民国陕西都督府（1914年7月前）三个阶段。在革命党人主政期间,陕西革命政权颁布了一系列发展社会良策,具体表现在：政治方面,积极推行民主政治,开放舆论,建立民主政团和地方自治组织;经济方面,采取了整顿厘务、裁汰书斗、恢复生产、兴办实业、统一币制、设立银行等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政策;社会方面,制定和执行了禁烟、剪辫和放足等革除社会陋习的政策;文化教育方面,恢复和整顿学务,发展高等教育和社会教育,并派遣留学生。陕西革命政权采取的发展社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陕西社会的发展,为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的社会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湖南农村民变与辛亥革命

湖南省在辛亥革命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清王朝的残酷压迫 ,是造成中国社会悲剧尤其是农村的贫困与反抗的根本因素。清末湖南的阶级关系由于留学生增加等因素而发生了一些变化。清末的灾荒与民变实在是一对常见的孪生儿 ,湖南的情况可视为典型。会党和农民对帝国主义侵略毫不畏惧 ,使这一时期的民变具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性质。革命党人提出的斗争纲领与农民利益相符 ,这是湖南农村民变与辛亥革命发生关系的重要一环。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兼谈鲁迅文学翻译思想的演变

从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维度研究鲁迅的文学翻译思想及翻译实践可以发现,在1903—1936年间,鲁迅完成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具体来说,1903-1926年间,鲁迅在外国文学译介中倾向于“文学革命”;在1927—1936年间,鲁迅的文学翻译观发生了质的飞跃,从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变。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鲁迅杰出的外国文学译介工作使他不愧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界之战士”。     

从革命回忆录到集体记忆的营构——兼论王愿坚的革命历史小说创作

建国之初,革命回忆录的兴盛是新生政权营构关于自身革命历史的集体记忆,成为教育、团结广大民众的重要手段和工具。王愿坚因参加革命回忆录的采编而获得营构并深化相关集体记忆的资格,其革命历史小说亦成为传播、延续集体记忆的桥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