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刻齿骨片与云南少数民族记事木刻比较

契刻是文字产生之前的一种常见的记事方式,与文字的产生有密切的关系。古代汉文典籍对契刻记事有记录,但具体情况并不清楚。考古发现仰韶文化刻齿骨片当是上古契刻记事的遗留之一,但刻齿的含义也不得而知。云南许多少数民族都有刻木记事的习俗,丰富多样的记事木刻为认识上古契刻记事提供了很好的参证。     

论语言符号与文字符号的区分度互补原理

一、引论在人类生活中,有两大基本符号系统,这就是交际系统与记录系统.交际系统包括手势、体态、实物、烽火、鼓声、口哨语等等;记录系统包括结绳、系珠、契刻、数豆、图画记事、粘土记事等等.语言属于前者,而文字属于后者.从文字起源来看,无论前文字是图画样式,还是粘土标志,这二者都不是记录语言,而是直接记录人的思想观念.这些表达意念的象征性符号其有超语言的性质.只有在前文字系统中的符号经分解,与语言交际系统中的单个符号(词)取得对应,并用语言符号也必用语言符号来释读文字符号时,才使人们逐渐形成了文字是语言的派生,文字的功能仅在于记录语言的观念.语言符号的能指是语音,所指是语言化的概念即语义.文字符号的能指是字形,所指是文字化的概念即字义.语音指称字形(在文字中为字音),而沟通了语义和字义,因     

巫术的发展和文字的起源

巫术文化可能是人类最早的文化现象,一切原始的文学、艺术、宗教等等的产生,都同它有密切的联系。这里仅从人类文字的产生加以论述。人类成熟的文字,即所谓文字符号系统,是在原始图画文字的基础上形成的。图画文字的前身是记事图画。记事图画是一种原始的记事方法,还不是文字。原始记事方法除了图画记事以外,还有符号记事和实物记事。结绳记事是一切民族在文字发明以前都曾使用过的一种符号记事的方法。对文字的产生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社会的需求,而巫术的发展则是文     

罟罟考述

1 按罟罟、括罟又作顾姑、故姑、罟姑、故故、固姑、姑姑、罟冠、罟冠,写法不一,乃蒙古贵族妇女所戴之一种冠饰,南宋及元明人诗文中每每见之,如: 赵珙《蒙鞑备录》妇女:“凡诸酋之妻,则有顾姑冠,用铁丝结成,形如竹夫人,长三尺许,用红青锦绣或珠金饰之,其上又有杖一枝,用红青绒饰之”。 彭大雅《黑鞑事略》:“妇人顶故姑”。徐霆疏:“霆见其故姑之制,用画木为骨,包以红绢金帛,顶之上用四五尺长柳枝或铁打成枝,包以青毡,其向上人则用我朝翠花或五采     

八卦源流与汉字起源

（一）结绳记事与八卦──八卦是结绳记事符号人类为了把语言传达到远方和把它在时间上固定下来，在文字产生之前曾用过实物记事的方法来辅助记忆与交际。据文献记载，在汉字产生之前，我们的祖先也使用过实物记事的方法──“结绳”记事。《说文解字·叙》：“古老牺氏之王天下也，……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冶，而统其事。”我国古代是怎样结绳记事的呢？郑玄《周易往｝）说：“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李鼎柞《周易集解》引《九家易》也说：“古老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     

论西南少数民族档案的源头

一、问题的提出我国档案大致起源于夏商时代。据考古发现 ,甲骨档案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档案。据文献记载 ,人类早期的记事方式是结绳、刻契和绘画。它们被视为文字产生以前我国档案的起源。从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来看 ,各民族使用汉文或普遍使用本民族文字的历史是短暂的 ,如果严格按照国家、文字的标准来看 ,多数民族在历史上都不具备形成档案的条件。但早已生息、繁衍在西南土地上的各民族先民 ,事实上也早已有一种在本民族、本地区内部广为流传的记事方式。值得注意的是 ,在西南部分少数民族中 ,即使后来已传入汉文字或有了本民族…     

也论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 ——以汉字的产生为基本考察对象

关于文字起源的论著很多,其中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一文影响广泛,其最大贡献在于介绍了原始民族保存的和考古发现的物件、符号、图画这三类原始记事,并针对文字发明的问题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在汪文基础上重新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原始记事方式与文字发明之间的逻辑联系;二是从原始记事到原始文字发明所依赖的外部条件;三是文字发明...     

再读胡厚宣先生《五种记事刻辞考》

甲骨刻辞的非卜辞中,有一种记载卜用甲骨的来源和有关整治、收存情况的记事刻辞,胡厚宣先生写于１９４４年的文章《武丁时五种记事刻辞考》,对此进行了详尽的归纳研究。此后５０年,甲骨学有了很大的发展,文章的某些看法和文字的释读今天看来也有不妥之处,本文将就这些问题对胡先生的文章进行一些补充和修正     

文史新考(二章)

1、史官演变考略《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案许君此训,本于《汉书》。《汉志》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志》之说,又出自晚周。《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故史官即记事官之说,由来尚矣,而历来鲜有疑之者。清季学者中,唯     

古无四声说

一有观感而后有语言,有语言而后有文字,文字者语言之符号,语言者观成之麦现。先民见物象起心象,欲表而出之,以唇舌齿颚喉颊之比拟,眉目手足昔声之辅助,使闻者见者揣而识其所指。相沿即久,皆以一定之容仪,一定之音声,拟一定之象,所谓「语言」者于是乎形成而为一民族一社会之公器。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聋,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又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此可明声音之所以生,语言之所以成矣。语言之成及其固定之程度视其声与象切合之程度。声与象合众所易晓,不期其     

《史记》与地方志——兼论《史记》的编写体例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纪传体中“通古为书”的创作之作.但通常人们评论所及,多在《史记》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巨大影响和重要地位方面.笔者在研习中国地方志发展历史的过程中,深感《史记》对地方志发展的影响也是全面而深刻的,值得重视.一、方志刍型胚成于《史记》说任何科学学科的产生,发展与形成,都是缘于社会需求的.并且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人文文化文明的发展紧密地联系着的.方志是方志科学运动的核心,它是随着社会与社会人文文化文明进化渐渐发展形成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只有人类在有了对记事的需求下方志始能孕育而出.我国从“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开始,人们在生活中就运用“结绳”、“锲木”、“刻陶”等作记号以记事,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记事技法的发展.从原始社会解体,到夏、商奴隶社会已发展为使用甲骨文、金文等技法记事.周王朝的建立,实现了封建社会变革,国家制度逐步健全,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人事社交活动空间频繁,这时再用甲骨文、金文的记事方式已不能适应人们对记事的需求,于是便发明诞生了文字,并且获得从由刻符号记事革新为刻字记事的技术进步,从而实现了使用文字书册典籍记事存史的飞跃.《周礼·春官·外史》载:“外史掌四方之志”,     

竹木简上是刻字还是写字?

古代竹木简上的文字,过去多数人认为是刀刻的,但是,根据历史文献和出土实物来看,竹木简上的文字都是书写的,并未见有刀刻的。 在殷商时代,甲骨文是用刀刻的,但有的甲骨上面,则有先写后刻的痕迹。1977年,在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宫殿遗址出土的甲骨文字,也是用刀刻的。甲骨文为何用刀刻?这可能与龟甲兽骨材料坚硬,书写不能经久有关。     

蒙族妇女“顾姑”冠文化溯源

我国古代北方的蒙古族,有一种高帽,名叫“顾姑”。“顾姑”,亦作“姑姑”“固姑”“故姑”“署署”“故故”等,是元明时代蒙古族妇女所戴的一种头冠。这种头冠,在我国史籍中,最早的记载当见于南宋赵珙1221年后写成的《蒙鞑备录》一书。他描述所见“顾姑”的情貌是:“凡诸酋之妻则有顾姑冠,用铁丝结成,形如竹夫人,长三尺许,用红青锦绣成,珠、金饰之,其上又有杖一枝,用红青绒饰之。”这里,赵琪所说的“竹夫人”是古代的消暑器具,即竹几。竹     

中国文字博物馆所展邓氏卜甲

中国文字博物馆所展邓氏卜甲,是一版民间收藏的刻辞龟甲,此版卜甲虽然残缺,但非常珍贵:一是此版卜甲上发现一个用为族徽字的新字■。二是此版卜甲的辞例格式有特殊之处。三是兆语、告词也较特殊。四是此版卜甲正反均有刻辞,反面刻辞仅残存就达50字之多,是反面卜辞较多的一版。     

民族血缘联系刍议

“氏族以血缘联系为纽带,民族以地缘联系为纽带;共同血缘不能作为民族的一个特征。”这一观点早已为我国民族学界绝大多数人所接受而成定论。但是,时至今日,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认为该民族的成员出自同一血缘,许多民族还有自己所崇拜的祖先人物,并以此为自豪而津津乐道。这种现象看来近乎寻常,却今人颇为费解,似应值得研究;否则,还有可能寻致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的疑虑和动摇。 把共同血缘作为民族特征之一来考虑,是许多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意见。1851年,瑞士政治学家布伦奇里在《普通国家法》一书中,对民族下的定义是:“民族者,民俗沿革所生之结果也。民族最要之特质有八:(一)其始也同居于一地;(二)其始也同一血统;(三)同其肢体形态;(四)同其语言;(五)同其文字;(六)同其宗教;(七)同其风俗;(八)同其生计。有此八者,则不识不知之间,自与他族相隔阂,造成一特别之团体固有之特质,以传诸其子孙,是之谓民族”。(梁启超译文,见《饮水石文集》卷五学说一)英国《牛津大词典》对民族一词的解释是:“由血统、语言、历     

徐光启著译新考

徐光启平生无其他嗜好,唯将精力用于楮墨文字。其孙徐尔默所著《文定公集引》(以下简称《集引》)记:他将近四十年,“大而经纶康济之书,小而农桑琐屑之务,目不停览,手不停毫,孜孜矻矻若老经生,生平著述与年俱富,咸成卷帙”。徐氏死后第二年,其独子徐骥所撰《文定公行述》(以下简称《行述》)记其主要著述,除《历书》、《文集》(数十卷)外,行于世的专著有十种,藏于家的专著也有十种。不久国乱家难迭至。清兵南下,家宅失火,徐光启之妻、之子去世。其充栋等身之著述此时散佚殆尽。经过顺治年间近二十年穷搜博访,徐尔默仅购十一。据不完全统计,已刻而毁的专著十种,未刻而佚的专著二十四种。值得幸慰的是,除《农政全书》、《西法历书》和《文集》(若干卷)外,尚存各种著译二十余种。可惜至清末,兵燹频仍,徐光启遗留著译,得而复失,百不一、二。咸丰年间徐士荣(八世孙)题《家书墨迹》:“自壬寅(1842)迄癸丑(1853),不过十余年,而兵燹两遭,仳离频慨,以致书卷散佚,图籍飘零,甑破簪遗,同声一哭。”     

王夫之人本之仁诠释的四层逻辑

王夫之哲学思想凸显了人本思想的特征,这里的人本实际上是以仁为人的根本。王夫之诠释人本之仁从四个逻辑层次上展开:人本之仁根源于气化流行之仁,气化成仁;人本之仁妙合于物理之仁,万理有仁;人本之仁顺应于良能之仁,良能安仁;人本之仁贯通于天道之仁,天体全仁。王夫之诠释人本之仁逻辑体系完成了气化、物理、良能和天体的四层演化,体现了王夫之气学集大成的理论品质。     

张栻的《诗经》研究及其诗学思想

张栻没有专门的《诗经》研究专著,但解说《诗经》的文字却大量穿插在其他著述之中。张栻认为,"学《诗》则有以兴起其性情之正",解诗时"其事异故其情异,其情异故其辞异"。作为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自身的理学思想对其《诗经》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张栻时而也能摆脱理学思想先行的约束,对《诗经》的文学性因素能够有所挖掘。在诗歌创作上,张栻提出了"学者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分别,主张"不可直说破"、"婉而成章"的诗风。     

古汉字结构的取象类型原始移情考略

姜亮夫先生曾论及“汉字不用实物的特征表某一事，只是用‘人本’的所有表一切”。例如，一切动物的耳目口鼻足趾爪牙，均以人之所有而为字，故不为虎牙立专字，不为象鼻、豕目、鸡口、驴耳、鹗目、鸭趾立专字。又其表示人类的祖妣之且匕作兽类两性的差别；而犬之吠、鸡之...     

韩国汉诗文献底本勘误举隅

韩国古代文献多以汉文进行写作,在传抄、刻印、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文字讹误.就韩国汉诗文献底本文字讹误而言,可分为由作者引起的"作者型讹误"和刻钞过程中产生的"刻钞型讹误"两类."作者型讹误"形成的原因可分为"记忆讹误"和"书写讹误"."刻钞型讹误"多为"形似而讹",形成原因有四:不明典故致误、不明字义致误、不明文义致误、不明声律致误.利用韩国汉诗文献进行研究,首先要针对不同类型的讹误进行校勘,勘误依据有四:依据典故、依据字义、依据声律、依据其他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