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一种不可忽视的历史动力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基督教哲学、维柯、康德、杜尔阁、孔多塞、黑格尔、马克思都有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论述,但是在承认"恶"的历史作用的同时,并不能否认历史发展的其它动力,特别不能忽视与之对立的"善"的重要作用.探究"恶"的历史作用的现实意义是为了驱恶扬善.     

善与恶的辩证法是哲学伦理学认识的关键问题

哲学家不仅要注意到善与恶不能并存,即对立的一面,还要注意到它们的辩证性质、一方转化成另一方的可能性与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关于善与恶的辩证思想早已出现。它们在德谟克利特、爱尔维修等人的哲学思想中已有所反映。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出现之前,对深刻认识善与恶的辩证法有重大意义的,是黑格尔的伦理学思想。他反对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他的一大功劳是把善置于发展中加以考察,认为善是一般和特殊的统一,恶是个别同一般的对立。黑格尔也未能摆脱为君主制度辩护,说它是真正道义的。同时他把恶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的形式。这一思想受到恩格斯的批判。     

周初"善"、"恶"观念考

善恶是道德评价体系的基本尺度,中国传统的关于“善”、“恶”的观念在殷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当中还缺乏一个现实的理性基础,其形成应始于殷末周初。在西周初年,虽然善、恶作为一对范畴,甚至是作为描述价值取向的单个概念还没有被明确提出,但是“善”和“恶”的观念已经开始应用于政治生活、祭祀活动、农业生产和人格评价等方面了,构成了当时社会价值评判的内在标准。     

人性视野中的犯罪及其考量

犯罪是人性恶的外在表现,人性是极其复杂的,既有本性恶的一面,偶尔也不乏善的闪现.但人性中恶的一面,在社会生活中常常会掩盖善的一面.对于人性中恶的一面,不能寄希望于自律和道德教化,必须严密法网,建立完善、科学的制度,通过人性化的外在制约来抑制犯罪.同时,也应该尽力维护和发扬人性中善的一面以对抗和牵制恶的一面,为此,道德教化作为抑制犯罪的辅助力量,也不可忽视.     

好的受造物为什么会堕落?

如果上帝是至善,上帝所造的整个世界是好的,那么为何有恶?恶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是奥古斯丁一直思考的问题.恶的来源与"虚无"有关.奥古斯丁吸收了新柏拉图主义的"恶是善的缺乏"的观点,认为上帝所造的一切受造物都是好的,没有本性即恶的实体,恶来自于意志的错误的运动.但这带来一个问题,即为何上帝所造的好的意志,会发生错误的运动呢?对此奥古斯丁提供了几种答案.一是因为受造物是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因此有可能堕落.一是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不能知道答案的,要知道其答案,就好像要"听见寂静"或"看见黑暗"一样.奥古斯丁的"虚无"说会进一步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既然受造物必定是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那它们是不是必然会堕落呢?理性的受造物(天使和人)还要不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本文考察了奥古斯丁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索与解答,并分析了在奥古斯丁的神学哲学中,人的堕落所带来的后果及其与原罪论的关系.     

失当·正当·应当

1.一个传统的价值评价框架见义勇为与临阵脱逃、大公无私与见利忘义、卑鄙与崇高、宽厚与偏狭、勤劳与懒惰、自信与自卑、开朗与阴沉等等,是行为或人格的两极。在道德评价中,人们通常用一个更为概括的字眼来表达这些意义:有德或者缺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模模糊糊地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非好即坏,不是有德就是缺德。不是善就是恶,不是崇高就是卑鄙,不是大公无私就是自私自利,这是人们在道德评价上习以为常的两分法。在理论上,两分法的后果是将道德理想与现实的道德规范混为一谈。在评价技术上,产生出非此即彼、非善即恶(或者非恶即善)的判断方式。比如跳迪斯科,早几年人们认为它与理想相去甚远,于是侧目而视,斥之为不正当,“好     

从康德的道德哲学看儒家的 "乡愿"

本文立足于康德道德哲学的视角对儒家伦理"圣法心传"和"诛心之论"的内在结构进行了分析,指出儒家虽然强烈反对"乡愿",但其"道德为政治服务"的政治实用主义基本立场使它具有一种结构性的和体制性的乡愿,康德则把伪善认定为人性中的根本恶,但认为在历史中恶能为善开辟道路,并通过将道德的根基建立于不可知因而也不可限定的自由意志之上而提供了对治儒家乡愿的一副解毒剂.     

《善与恶的社会心理学》评介

"9.11"事件带来的恐惧已被深深植入千百万美国人与他们后代的头脑中.很多人将继续探寻事件出现的原因,试图解释个人或群体如何能够犯下如此残暴的罪行.因此,就善与恶的本质展开探讨的<善与恶的社会心理学>(Arthur G.Miller (ed.),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Good and Evil,New York:Guilford Publications)一书在2004年适时地出版了.书中18个章节的作者多数来自美国的主要高校.     

“雷锋精神”对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及实现途径

雷锋精神是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实践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信仰精神,其基本内涵是奉献服务精神、艰苦奋斗精神、"螺丝钉"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在新时期,积极贯彻十八大精神,有必要将雷锋精神对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及传承的途径做进一步的探索,使大学生在社会生活中敢当"雷锋人"、愿当"雷锋人""、善当"雷锋人。     

“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思想的辩证意义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两个必然"思想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两个绝不会"思想,充分体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逻辑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连续性与阶段性、人类社会发展最高理想与现实目标的辩证统一。新形势下深刻理解这两个思想的辩证意义,是正确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制关系,全面认识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在实践中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重要前提。     

"学衡派"的人性善恶论——以吴宓、缪凤林为例

吴宓、缪凤林是"学衡派"中谈论人性较多的学者.他们主张人性二元论,认为人性有善有恶,可善可恶.他们的人性论有重要的西学背景,但主要是对中国传统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的复归,表现出"学衡派"作为文化民族主义派别的一些基本特征.     

布罗代尔对文明形态史观的批判

斯宾格勒提出了一种"文化形态史观",打破了社会历史理论的托勒密体系--实现了"哥白尼革命".他摒弃"进步"史观,用一种世界历史的"比较形态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认为历史不应是某一思想家主观"设计的产物",更不是单线索、直线式、由低到高、由恶及善的进步历程.他认为历史没有规律,有的只是"命运".汤因比继承发展了斯宾格勒的历史观,认为文明的发展、生长是一系列"挑战"、"应战"的结果.这种文明形态史观有积极的贡献,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布罗代尔对其过于简单化的文明史观很不满意,从历史的长时段出发,对他们提出了严厉批评:第一,批评历史宿命论.第二,回避历史的时间,只注重短时段的事件.第三,一种"人的精神本质"与多种(无论是八种还是二十一种)文明形态相矛盾.第四,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抽出几条"规律"、"法则"、"模式"来剪裁历史.最后,布罗代尔决定抛弃文明模式(包括各种翻版),主张用"长时段"结构理论取而代之.     

立法结果正当性评价的三个维度

在成文法系传统国家中,立法结果评价的对象是以文本形式存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其体系.立法结果正当性评价是对法律文本进行的好坏、善恶评价,须同时在"真、善、美"三个维度中展开法律文本的真理性评价、伦理性评价和审美性评价.事实上,作为真理层面的法之合规律性与作为价值层面的法之合目的性不能相互割裂,立基于"真"与"善"的内在逻辑关联,毋宁应被视为,法之合规律性本身即蕴涵其对于法之合目的性的价值追求,缺失伦理正当性的法律即背离法律之"真";而法之合目的性又必须立基于法之真理性,唯有与法之"真"相互契舍的法之"善"方可视为法的正当性.由法之"真"与"善"或日法之合规律性与合道德性的相互结合而产生的就是法之"美",这是良法的形成标志.     

"善"——工程的属性与实现

在某种意义上,"善"本应是工程的自身属性以及最高级指导原则之一。工程的伦理评价应与工程绩效评价一同构成现代工程评价体系。然而现实工程中,由于责任主体的多元化与约束机制的欠缺,工程伦理评价的落实却非易事。通过在工程的"实"与"善"同时聚焦的工程师角色上准确定位,赋予其更多的权力与责任,并适当借鉴科学、技术领域内的匿名评审与法律领域内的陪审员制度,或可对面向未来文明形态的不断发展着的工程转型提供帮助与思路。     

恶的政治之维——陆九渊恶论发微

善与恶是伦理学中的永恒主题。善使政治成为可能,而恶使政治成为必要。恶与政治具有天然的纽带关系,思想家们对于恶的认识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对于政治的认识。陆九渊认为,善是先验的,而恶是后起的、派生的,是背叛、偏离了善的结果。政治的存在源于恶的存在,政治活动应当实现遏恶扬善的价值目标,而为了实现这一价值目标,就必须诉诸具体的制度安排。中国传统儒家对于圣人除恶尽净的信心和圣王执政的信念,使得中国传统政治观始终无法摆脱人治与德治的色彩。     

权力的善恶之辩——西方权力德性思想之镜像演进

权力的善恶问题很早便为思想家们所关注。但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仅侧重在儒家政德"善"的演绎上,而在以"法治主义"为文化基因的西方,人们往往错误地认为,权力仅有"恶",并"以恶制恶"。事实上,西方思想家有关权力善恶问题形成四个流派,即以权力理想主义为代表的权力之"善"说,权力契约主义为代表的"必要恶"说,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绝对恶"说和行为主义"纯科学"为代表的"价值中立"说。他们从各自的立场与需要出发,系统阐释了权力的善恶问题,从而构建了一道独具风格的权力德性思想的镜像。     

论别尔嘉耶夫的时间学说

在基督教时间观的基础上,别尔嘉耶夫提出一套独特的时间理论.他把时间分为宇宙时间、历史时间和生存时间.这并非是三种作为实在的时间,而是时间的三个维度或精神层面,它们揭示了时间之"恶"和时间之"善".人能够通过创造行为来终结时间,从而进入"永恒的现在",但又,必然陷入时间的"深渊"和客体化的世界.基于这种时间理论,别尔嘉耶夫的末世论在根本上指向"现在",而不是"将来".     

茅盾文学批评中的“同化”与“顺应”——中国现代“主流”批评生成演化的微观分析

政治追求是贯穿于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进程的一条鲜明线索.茅盾一生的文学批评活动恰好提供了中国现代"主流"批评生成演化的个人证词.在文学与政治、个人与集体、权力意志与个人思考之间,茅盾一直处在不断的同化与顺应过程中,他的批评成果不仅表现了一代知识分子不断选择、不断徘徊、不断矛盾的心路历程,也显现了"主流"批评发展的历史轨迹.     

人性判断及其法律价值——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之比较

儒家和基督教之所以将人性评判作为建立自己思想价值体系的起点,其目的不在于判断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而在于创立的学说是以弘扬人性之善还是惩处人性之恶来达到其终极目标,即“扬善”或“抑恶”。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不仅对传统中国社会和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产生过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和西方的法律与社会依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中国“和”文化传统的善恶之辩与转型之途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范畴.在中国古代哲学里."和"是万物生生不息的因缘,蕴涵了"和实生物"的至善价值,它既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是对人的德性和社会道德状况的总体追求.但是,这种古典式的和谐因排斥竞争、忽视对立面的转化,其保守性、平庸性、原始性也意味着存在消极的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在善与和谐之间实现有机统一,也即,既要有善的和谐,也要有和谐的善."和"文化的当代转型主要需要经过以人本观为核心的思维、人格和谐化,以民主性为前提的社会秩序和谐化以及经济-社会治理措施上以兼顾(而非平均)为特征的公平机制等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