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龙原型发微--兼论蚕的神格化

什么是龙 ?何以它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圣物 ?为什么“龙的传人”和“黄炎子孙”几乎与“中华民族”同义 ?而现今为世公认的龙却是同任何实际生存的动物都已对不上号的多重复合图象。连博学多识的孔子也为此发出了“鸟 ,吾知能飞 ;鱼 ,吾知能游 ;兽 ,吾知能走 ;龙 ,吾不知其能乘风云而上天”的茫然叹息。这表明龙的形象到了东周末世已完全脱离了其动物原型。而迄今学术界出现的鳄、蛇、蜥蜴、鲵、猪、马、闪电、云、松树、霓虹诸说的共同特点仍是以上述定型化的多元复合龙作为研究的参照物 ,① 这种以今溯古的思维定式显然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我国龙舟文化史钩沉

一、序引“龙舟”的起源,本是对原始先民征服生物龙,以生物龙作为交通工具这一历史壮举的追忆和模仿。举行“龙舟竞渡”会使年成“风调雨顺”的意识观念,实质上是人类对龙的时代,即多雨水的时代的向往和怀恋。然而,过去在对龙、龙文化和龙舟文化的研究,专注于有限的史籍和文献记载,全然撇开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和最能说明问题的考古学和现存的民俗志材料。因而得出龙是一种“虚拟动物”,划龙舟是“图腾崇拜的遗迹”、“纪念爱国英雄屈原”等缺乏科学的结论。     

古代藏族的龙信仰文化

关於“龙”“龙”一名,系我国中华汉文化中的称谓,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藏族则名其为“鲁”,是原始宗教信仰中具有强大神性和丰富内容的一大神明。由於历史上藏、汉民族地域环境的不同,语言文字的各异,因而不仅称呼有别,且对其内容和形态的认识也不尽一致。首先,从中华汉文化中的龙说起。其实,龙并不是实在的动物,它是中国古人幻想或虚拟出来的,却也奇怪竟然虚构的那么真实,如此显活。《说文解字》：“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风而登天,秋风而潜渊。”《易·乾卦》：“飞龙在天”、“或跃在渊”、…     

龙·鸟·牛——苗族图腾崇拜三题

龙崇拜宋代罗愿在《尔雅翼》卷28《释鱼》中引用王符的话,说龙“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 似蛇,腹似蜃,鳞似鱼, 爪似鹰,掌似虎,耳似 牛。”这真是世界罕见的怪 物,想必没有谁看到过。 那么,龙是什么呢?学者 们说:龙是蛇（闻一多）; 龙是蜥蜴（唐兰）;龙是蜗 牛,龙是鳄鱼（周勋初）; 龙是湾鳄（何新）,龙是马（张紫晨）;龙是蚕（骆宾基）;龙是鱼（周国荣）;龙是猪（孙守道）;龙是闪电（王笠笠）,可谓林林总总。     

赞望子成“牛”

“望子成龙”,已经成为天下父母的心愿。就通常意义上说,“龙”,如果是当作儿女成才、将来好为国为民效力的含义来理解,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在我国的传统观念中,“龙”是被当成一种能兴云作雨的神灵动物来推崇的,是当作帝王的象征来歌颂的。     

浅谈龙纹在陶瓷中的装饰及其发展演变

远古“龙”的起源,除了原始宗教与巫术的原因外,还与图腾崇拜有一定的联系。在漫长的远古岁月中,动物图腾形象与其它原始宗教中动物崇拜形象融和在一起,形成了原始的龙形象。     

纳兰成德“觇梭龙”新探

在纳兰成德的十年侍卫生涯中,多次离京活动均属扈驾巡幸,只有“觇梭龙”这一次是奉命出使巡边的。徐乾学回忆说:“君自以蒙恩侍从,无所展效,辄欲得一官自试,会上亦有意,将大用之。”“觇梭龙”虽够不上“大用”,也可以算一次“自试”“展效”的机会。研究纳兰这次“觇梭龙”活动,对研究纳兰的生平,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现在见到的最早研究“觇梭龙”的材料,是张任政先生写于1930年的《纳兰性德年谱》。自他提出纳兰“八月奉使梭龙”、“梭龙在黑龙江,一作索伦”之后,李勖等亦沿是说,至今尚未见异议。奉使黑龙江之说是否已成定论呢?值得重新考虑。据我们初步探讨,纳兰“觇梭龙”,是去西北直至碎叶城,并且是独自奉使。下面从三方面试作论证。     

实在的危机

“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斗争延续至今,似有愈演愈烈之势。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虚拟实在的出现,似乎预示着“实在论”的“崩溃”。而实际上虚拟实在建立在对现实实在的仿真基础上,其不否认现实实在的优先性。     

龙文化根源的考古探索

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历史上看龙有两种 ,一种是可以豢养、驯服、食用的自然动物 ,一种是中华民族形成的象征 ,是一种许多氏族部落崇拜的灵物经过美化的综合体 ,是图腾龙。龙文化形成于何时 ,龙究竟是什么动物 ,近年来的考古资料已开始向人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可能性。本文结合考古资料认为远古时期的龙其实就是一种鳄鱼 ,这在考古发现以及远古遗风中都能得到证实。中国龙文化的始祖应是伏羲 ,龙文化的总代表应是黄帝     

中华“龙”文化的生命生态精神

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龙”不是“神”,而是中华民族生命存在方式和生命生成方式的凝炼、概括和提升。中华“龙”文化的建构历程及建构机制折射出中华民族的形成及生命生长历程。从生命生成视角和文化建构视域来看,天地之大德日生、和实生物、和而不同、生生之谓易、生生不息,构成中华“龙”文化的生命理念;其生命生成方式和文化建构模式是一种融合兼容、有容乃大的模式;其基本特性是优化创生性、开放性兼容性、协调和谐性、系统整体性、一体多样性。中华“龙”文化内蕴着宝贵的生命生态精神和生命伦理智慧,从生命生成的生态性视域解读中华“龙”文化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试谈文献资源

文献成为一种社会资源,已经得到了人们的公认。在经济建设中,科学技术的转化,可提高生产力;启用文献资源,可拓宽经济领域,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当前在全世界兴起的“第三资源”、“信息革命”,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人们对文献资源的潜在功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文献作为第三资源——再生资源,同第一资源——生物资源(动物、植物、微生物)、第二资源——矿     

历史时期韩江流域鳄鱼灭绝原因新探

唐朝年间,潮州韩江流域存在着一种生性凶猛,能伤人畜的鳄鱼,当时的韩江也因此被称为“鳄溪”或“恶溪”。韩愈祭鳄,并未真正把鳄鱼赶出韩江流域,之后潮州还有鳄鱼的记录。在气候的变化、海岸线的变迁和人类活动的多重作用下,加速了鳄鱼灭亡的进程。如上作用在宋以后就更为明显,在优胜劣汰的规律下,鳄鱼或死或向南方的海域迁徙,最终绝迹于韩江流域。     

漫谈中华龙文化

漫谈中华龙文化□徐佩瑛张智琼一龙在现实生活中根本就不存在，它只是人们想象中的一种吉祥动物形象。《说文》云：“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可见龙只是一种既能登天又能入水的鳞虫神物。古代传说中龙有多种。《广雅》云...     

略论印度龙与中国龙的关系

在印度佛典或印度传说中,“有无量诸大龙王……兴云布雨,令诸众生,热恼消灭”,“天龙一鳞虫耳,得一缔之水,散六虚以为洪流”,“龙得小水以降大雨“。在中国神话中,“应龙畜水”,“应龙……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神计蒙处之,其状人身而龙首,恒游于漳渊,出入必有飘风暴雨”,“有神,人面蛇身赤,……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现代汉语学者将其归纳为:“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异动物,身体长,有鳞,有角,有脚,能走,能飞,能游泳,能兴云降雨。”由此可见,印度龙和中国龙都有兴云布雨的神力,都具有“龙”的特征。     

姓氏探源——中国原始时期的姓氏

中华民族的渊源——华夏先民在原始的母系氏族社会已有了图腾崇拜。夏族以"龙"为图腾,夷族以"凤"为图腾。"龙、凤"在当时是先民部落的"神",以后成了氏族名。"神话传说"至文字时代,被记录于先秦史籍传诵至今。如夏族的祖先神为"黄能、黄龙、轩辕、黄帝",有"董、姜、姬、姚"诸姓,夷族祖先神为"凤",有"风、斟、子"诸姓。考证"龙"的原始物征为"鳄","凤"为孔雀。只是古音转化使然。说明母系向父系社会过渡时期产生了"氏"。这是中国特色的"姓氏学",在全世界的古文明史国为独一无二的现象。     

《叶公好龙》中的两个语法问题

一、“以”应通副词“已” ,转译为“也”“钩以写龙 ,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三句中的“以” ,有的教材将“以”当介词“在” ,但“以”作介词“在”讲时只限于引时动作行为的时间或地点 ,不引进处所。也有的教材把它前两句的“以”解释为介词“用” ,即“以”作为介词提前其宾语 ,成为“用钩写龙 ,用凿写龙” ,而后一句解释为介词“在” ,即“在屋室雕文写龙。”很显然 ,这种解释不能使三句中的“以”一致。若将“以”解释为介词引进动作行为所涉及的对象 ,而且这个对象带有表示受处置的意味 ,且这个介词“以”的宾语又提前。即“以钩…     

中国上古文物中人与动物的关系--评张光直教授"动物伙伴"之泛萨满理论

张光直教授对中国考古人类学贡献甚大,但他的泛萨满理论给历史、考古、民族和文化学工作者留下了充分思考和商榷的余地。中国上古文物往往借助猛兽或猛兽化、神秘化的动物形象来威慑敌害、邪恶、被统治阶级或文化他者;搬用萨满巫凭借“另我”或“动物助手”以升天通神的理论,解释不了饕餮吃人等意旨明确的图像;良渚文化“神人兽面”丝毫没有神人骑兽的暗示,而只有“獠牙女阴”的兼体造型;王亥双手持鸟,并不为了登天,决不能把“方食其头”删掉;濮阳西水坡“龙虎葬”,根本不存在龙、虎、鹿三(足乔):《抱朴子》的“鹿卢(足乔)”,讲的是带轱辘的橇车,“鹿(足齐)”是硬伤性的文化误读。     

《道藏》本《茅山志》研究

《茅山志》是卷帙浩繁的《道藏》中一部独具价值的道教史籍著作,但它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认识与重视,今特作试论,为沉寂的道教文献研究贡献一点力量。 (一) 《茅山志》收录于《道藏》“洞真部”记传类“龙”“师”“火”字号内,每卷大题之下皆署“上清嗣宗师刘大彬造”。明白云霁《道藏目录译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地理类存     

“龙”可招云致雨的性能成因考——兼说古谚“虎啸而谷风至,龙举而景云属”

古人常谓“龙”生于水而为水物:《管子·水地》说“龙生于水”,《左传·昭二十九年》曰:“龙,水物也”,《易略例》亦谓龙为“水畜”。因此,在古人看来,“水畜”之龙可以招云,可以致雨:《周易·乾卦·文言》曰:“云从龙,风从虎”;《慎子》:“飞龙乘云,腾蛇游雾”;《论衡·乱龙篇》:“龙蹔出水,云雨乃至”;又《龙虚篇》:“云雨感龙,龙亦起云而升天”,“蛟龙见而云雨至”;郭     

从“Dragon”到“loong”论意识形态对“中国龙”英译实践的操纵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翻译过程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当中国龙最初被英译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前期,西方霸权意识、排华意识浓厚,受此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图腾“龙”被误译成“dragon”;现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于是不少国人提出要给“中国龙”正名,要将其改译为汉语拼音“long”或新造词“loong”。显然,不管是“dragon＂’还是“Iong／loong”,都是意识形态这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中国龙”的翻译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