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性”的内涵与外延

科学理性是科学与理性的天然契合.科学与理性的结合是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强强联合,是在共融互通的层面上进行内涵的扩大.科学理性衍生的基本点在于求真务实,在于怀疑、假设后由归纳演绎出的求证结果.科学理性继承了科学求真尚实性、客观实在性、逻辑抽象性的特点,也继承了理性作为“技术”、“技能”的特点,作为“道德自律”的工具,作为逻辑思考能力的特点和始终游走在文化层面的方法论意义.在科学与理性概念的融合和特点的对接中,科学的理性,或者叫做理性的科学就产生了     

科学究竟是什么?——"科学的困局与突破:以合理性为视角"笔谈导论

科学的核心问题是合理性问题.有关科学的一切问题及思考无不与合理性密切关联.合理性不等于理性.合理性在于运用理性和非理性的一切手段和方法达到某种最佳目的.其实,理性和非理性的划分也只是宏观层面的二分,这一直被看成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一般看来,理性无疑是科学的主导和统帅.但是,当我们转换视角,就会发现,以逻辑为内核的理性不可能单独完成对科学的构建,没有非理性因素,包括心理的、社会的因素的介入,也就没有今天的科学.理性和非理性就像王子和公主的舞蹈,只有在和谐的旋律中相互配合才能达到至美的境界.从学理上讲,一切过分强调理性或过分强调非理性的关于科学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但是,这与我们今天仍然强调理性对于科学的重要性并不矛盾.在一个缺乏理性或理性发育不健全的社会中,有良知的学者仍然需要大声疾呼,为理性鸣锣开道.     

经世致用传统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误导

历来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多持肯定态度，本文则着重论述了它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消极影响。文章从中国古代文化的实用理性特征中挖掘了经世致用观念的思想文化根源，指出它虽是史家以史学为工具去介入干预现实，从而表现出中国学者所一向标榜的积极入世精神；但它实际是学者们自觉不自觉地误入专制政治的陷阱之中，使史学变成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致用工具，从而丧失了史学自身的独立学术品格。在近代以来兴起的科学民主的学术潮流中，经世致用传统固有的不足愈显不合时宜。摆脱致用功利意识，建立以求真为第一义的学术发展范式，乃是中国史学的现代化希望所系     

科学理性的反思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重建--关于现代性与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思考

科学是现代性的核心外在动力,科学理性外展到了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一切领域.科学理性与文艺复兴以来文学理论发展关系史的描述,提供了对科学理性反思和重建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主导的文学理论未来的必要性、迫切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实用理性的表现及历史作用

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精神特质,本质上是一种经验理性,其形成取决于中国传统的生产生活实践和历史文化背景。实用理性涵盖了国人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经验直觉的思维方式、重人事轻鬼神的人生信仰等。实用理性精神对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民族精神的形成,对于中国文化多元化、连续性特征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精神动力作用;但也存在功利主义等的不足。     

杜佑的经济和政治思想

杜佑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学家.他经历了"安史之乱"和唐运盛极而衰的转折时期,身为宰相,极力想通过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振兴经济、政治和军事武装,理性地处理好边疆少数民族问题,以恢复唐前期的政治辉煌.其所撰<通典>一书,开创了中国古代典制体史书的先河;从政治思想角度看,它又是一部充满经世致用精神的政典.     

以朱子学为例看中国哲学发展方向

中国哲学的发展不在于重新构建,而在于如何在原有基石上的创新。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可以借鉴程朱理学发展特点,民族文化传承性、经世致用时代创新性、社会大众性和理性科学性也正是中国哲学在新世纪发展的最基本的方向。     

从《名理探》看西方科学理性思想与儒学的早期会通

明末清初,东传科学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出于抬高西方宗教、传播宗教福音的政治考量,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的科学著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名理探》等一批东传科学书籍被译介到中国,西方科学理性思想在国内展现了它的勃勃生机。这些译注虽然无一例外地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客观上促成了国人对西方科学理性思想的接触;带动了国内学界对挖掘以"名辩学"为基础的中国本土逻辑史研究的热潮;对当时传统儒者的思维起到了训练作用,增加了另一种新的思考问题的模式,并且丰富了中国儒学的内涵。从更广阔的领域来为"格物穷理之学"的发展提供思维的认识工具。客观上推动了清末民初以康有为为中心的向西方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向西方寻求治国良方的热潮,促进了以经世致用之学的"今文经学"的发展。     

科学合理性的逻辑进路

本文对科学合理性的工具理性传统作了疏理.通过对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新实在论、后哲学文化等现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流派对于科学合理性问题探索的逻辑进路的分析,发现当下主流思想意识领域呈现出的唯科学论与反科学论两种大相径庭的科学观争论的实质,并非简单地消解科学理性,而是试图重构科学合理性的标准.即由纯粹的客观理性、简单的工具理性,向客观理性、工具性的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理性相协调的综合理性方向挺进,从而呈现科技与人文、真理与价值的相得益彰.     

论科学精神特质的现代性维度

自然科学的产生与发展是现代性展开的逻辑结果,现代性隐含了近代科学精神的内在特质.从现代性逻辑的角度来看,科学精神的特质是现代主体理性发展的产物,它具体表现为数学主义、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它们通过认知理性的方式(逻辑、数学和科学语言)把握表象世界,但同时也决定了自然世界只有在主体理性和语言中才能向人敞开.科学精神以数学(几何学)和主体理性的联盟为支点,借助功利主义实现了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现代性逻辑中的科学精神既推动了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也决定了自然科学在当代社会中产生的一系列悖论问题.     

科学技术批判与马克思的科学异化理论

近现代的西方哲学家从不同侧面对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进行了批判,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康德和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康德系统诠释了理论理性(科学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不同含义,提出实践理性可以范导理论理性,首开了科学技术批判的先河.现代人本主义思潮认为科学是工业化社会种种异化现象的根源,他们主张把人确立为终极价值,要求克服科学异化的弊端,彻底否定了科学技术的效用.马克思克服了康德的理论局限性,揭示了科学异化的根源、实质和积极扬弃的途径,为正确认识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的科学技术批判理论提供了理论指导,消除了关于科学技术的理论困惑,对当今正确对待科学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与哲学、有限与无限关系的沿革

从古迄今,科学与哲学相互关系的演变依次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基本形式,科学与哲学是理论思维的两个维度.同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一样,科学与哲学是人类认识的一个基本问题.在发展中,它常常以知识观念、意识形态的形式标志和见证着科学与哲学、有限与无限的矛盾运动过程.而科学与哲学、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则是真(纯粹理性)、善(实践理性)、美(艺术理性)的最高境界.     

重申方法:传统家族秩序反思的方法意识

家族秩序的复兴是中国农村社会变迁过程中的重大社会事实,由传统与现代"冲突"而形成的僵化性的文化格局使具有与传统文化特征和命运相似的家族文化也陷入理论困境.运用"经世致用"的视角来看待家族秩序的复兴问题,用"有限合理性"作为分析家族文化中对现代化过程的阻力与动力因素的方法论工具,解读儒家家族文化解构和重构的现代命运,是本文试图寻找的一种理性的价值判断.     

“不自觉”的暗合——析传统文化对胡适科学理性的建构的影响

胡适科学理性的建构是一个中西合璧、显隐结合的过程,故乡背景、童年经历、私塾教育与少年上海求学经历构成了其科学理性中"不自觉"的隐性因素;程朱理学、乾嘉朴学以及康有为和章太炎的个人影响构成了其科学理性中"不自觉"的显性因素.     

楚人思维中的"浪漫"和"理性"问题

楚人的精神以非理性思维和浪漫为主,这似乎是长期以来学术界的基本看法.这种看法的形成与近代科学理性思维的发展有关.实际上,楚人的精神是否理性和浪漫是一个文化相对主义的问题,不能仅仅按照科学的思维来作判断.今天人们指称楚人"浪漫"、"非理性"的东西是其"天人合一"宇宙论的反映,是古代世界人类思维的一个普遍现象,今天人们看来非理性的东西在古人那里它就是理性和真理.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理性的嬗变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理性经历了从逻辑理性到历史理性的嬗变。逻辑理性把科学看作是由某种普遍的规范性方法论原则所决定的东西,并以牺牲科学的历史性为代价,用逻辑分析的方式去追问科学命题的意义。历史理性以“历史”的方式去再现科学的动态的现实发展过程,但历史理性具有强烈的相对主义倾向。历史的逻辑理性则将二者统一起来,在历史的发展中寻找逻辑的确定性和规范性。     

左宗棠经世致用的经济思想

有清一代,经世致用之学日益兴盛,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前后。在推崇和实践经世致用之学的人中,左宗棠是颇具特色的一个。不管是在早期作为一介贫儒,还是在后期作为一位名震遐迩的中兴大臣,在他身上一直明显体现出经世致用思想。本文拟对左宗棠经世致用的经济思想作一评论。一左宗棠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清代后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改革思想,鸦片战争后我国所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以及师友的影响、从政的生涯等等,都与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发展有关。青年时代的左宗棠如同所有求取…     

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特质

科学的概念源于西方。时至今日,西方的科学观包括抽象理性论,实用理性论和抽象兼实用理性论。依据西方的科学观,中国古代也有科学,它的主要特质为实用理性。中国古代的实用科学是中国古代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的产物。     

价值规导与实践体现：公共理性与公共治理互动分析

公共理性是有限理性和渐进理性,是公共智慧、累进常识和演进性的公共规则,是发展理性、公民理性.它表达的是公正理念,倡导的是社会合作,运行的是共赢思维,发展的是公共治理的逻辑.其核心是强调权力的合法性和利益的协调性;任务是为政治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提供一个基本合理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尺度.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用公共理性理念来规导和展开公共治理,在公共治理中实现公共理性,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理性追求与非理性心态 --20年代中国非基督教运动平议

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是以知识界和学生为主体的一场针对基督教的理性批判运动,它以自觉的文化批判开始,起了宣传科学理性、反对迷信、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的作用;而运动后期的发展则与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潮结合,从而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审视,则应指出,在这场以宏扬科学、民主、自由、理性为自觉诉求的运动中,真正的科学精神、理性态度表现得并不多.由于传统的思维方式、由于时局的压力、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急切心态,这场运动中真正进行理性和自由的对话、论辩、深入思考和文化批判的时候是很少的.它成就了反帝和民族主义的一段辉煌,但在思想史上却留下了对今后不无影响的一页败笔.倒是对其持不同意见的一些学者的观点更体现了一种理性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