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型社会组织运行现状及问题研究——以T市N社会组织孵化中心为例

社会治理方式转型、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背景下政府工作的重点,社会组织在推进现代化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为推动社会组织充分满足社会的需求,支持型社会组织应运而生.但伴随着时间的增长,支持型社会组织也暴露出自身的问题,社会组织发展后续乏力.本文通过对T市N社会组织孵化中心运行现状的研究发现,缺乏标准化细则、欠...     

农业农村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社会：一个分析框架

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政府承担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责任。我国政府以国家干预、政府主导为特征的农业农村政策,在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城乡协调发展等方面都已取得较大进展,但现有农业政策在提高农业生产率方面的限度日益显现。有鉴于此,急需构建一个政府调控和引导农业农村发展的新的分析框架,在其中,政府需要界分与市场、农村社会组织之间的行为边界,在充分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尊重农村社会自主管理的基础上,体现政府职能的＂兜底＂特征;而且,政府在构建市场/社会运行的基本制度、匡正和补充市场/社会失灵、培育市场/社会主体等职能中需要进行逻辑先后排序。应用这一新分析框架,加强和改善政府对农业农村发展的调控和引导,就需要基于农业市场化取向改革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注重对农业生产市场主体的培育;需要以政府为主体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事务治理;需要基于城乡一体化要求重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确保农业农村发展政策的落实。     

论非政府组织在抗震救灾中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作为政府和企业组织之外活跃着的第三力量,在汶川抗震救灾中起着快速时效、积极救援、专业渗透、以柔济刚、精神鼓舞、社会监督作用.培育、壮大非政府组织,需要改善其发展的制度环境,需要准确定位其角色,同时非政府组织亦应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非政府组织与捐赠主体关系探讨

非政府组织作为国家和社会管理工作参与主体之一,与政府及一系列公共行为主体共同承担着对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在促进政府执政能力的提高、优化政府政策制定、动员社会成员关注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各捐赠主体对非政府组织捐赠的资金是非政府组织立足之本,正确理解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支持、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系统分析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是组织要素配置优化与组织需要得以满足的过程.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微观经济主体,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围绕制度、技术、人力资本等资源,形成了关系个体、政府和社会的复杂系统.深入分析系统构成及其作用机理是提高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效率.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推动新农村建设的现实要求.     

组织联合与价值定位:对支持型社会组织规模化发展过程的分析

公益规模化是当前公益领域新兴的一种发展理念,大批社会组织正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自身的公益产品(项目),以期大规模解决社会问题.本文以"NW性教育支持平台"这一支持型社会组织的项目规模化推广为例,讨论层级组织联合现象中的新机制.研究表明,该机构建构了层级组织间的联合这一推进项目规模化的实践路径,具有多层级合作、间接与政府互动的新特征.但由于联合模式存在诸多问题,NW不得不进行联合模式调整,并在此过程中明确了组织价值定位的重要性.具体而言,作为规模化项目的管理者,该机构无法忽视层级组织之间存在着发展逻辑差异的现实,这亟须机构明确自身在知识和技术层面的价值优势.基于此,机构才能通过调整组织联合模式实现组织间的价值互补,推进组织的规模化目标.最后,本研究为重新审视政社关系理论提供契机.本文认为,为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地位,政府需要重视层级社会组织间的价值定位机制,特别是将支持型社会组织从更高层面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意愿和能力纳入制度设计的考量之中.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农民参与能力研究

提升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农民参与能力是维护农民环境权益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农民有效参与农村治理的重要保证,也是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文章通过分析农民参与能力结构,从制度、组织、文化、意识和渠道五个维度探讨农民参与能力提升的主要瓶颈.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可从健全公众参与激励制度、支持农村环保组织发展、培育农村参与型治理文化、提高农民环境主体意识、发挥新媒体渠道优势等方面提升农民参与能力.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农民参与能力研究

提升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农民参与能力是维护农民环境权益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农民有效参与农村治理的重要保证,也是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文章通过分析农民参与能力结构,从制度、组织、文化、意识和渠道五个维度探讨农民参与能力提升的主要瓶颈.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可从健全公众参与激励制度、支持农村环保组织发展、培育农村参与型治理文化、提高农民环境主体意识、发挥新媒体渠道优势等方面提升农民参与能力.     

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创新——以南京市六合区"赵坝农民议会"为例

近年来中国农村实行村组合并,行政村因管理范围扩大而出现组织管理不适应、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基层社会组织断裂等问题.南京市六合区八百桥镇新光村赵坝组的农民,在自然村创建自治性组织--"农民议会",管理本村公共事务.这有效地整合了民间治理资源,构建了农村基层治理的新型组织载体."农民议会"将村民自治制度从行政村下延到自然村,扩大了村民自治的范围,弥合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管理的断层,对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和组织建设做了有益的探索.     

政府的规范目的：追求和实现公共利益

现实中的政府部门或政府官员未必是大公无私的利他主义者,但在规范意义上,政府应当追求公共利益。政府合法存在的最重要的理由是追求和实现公共利益,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政府应当追求公共利益实际上也就设定了政府的行为边界。政府的权力应当是有限的,只能将其行为严格限定在与社会公共事务有关的领域。政府的基本任务是努力满足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为他们提供优质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从而实现公共利益。     

社会资本理论与创新型组织文化建设

社会资本与组织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社会资本的积累需要不断完善的创新型组织文化来支持,同时,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和组织绩效的负面作用需要创新型组织文化来完善和补充。社会资本是在以信任为基础的组织文化的基础上形成,行动主体遵循的特定的行为规范,通过社会网络获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以信任为基础的组织文化、制度规范和社会网络构成了社会资本的框架。     

关于破解社会组织"注销难"问题的建议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随着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社会组织数量激增的同时,一些问题也接踵而来,"注销难"就是其中之一.通过对当前社会组织退出情况的调查研究并综合分析,"注销难"并非登记管理机关一家之责,而是...     

全球治理、联合国改革与中国政治发展

在全球化的时代,联合国作为最大的国际组织,正在进行一系列改革以承担起全球治理的使命.这些改革给中国带来新的挑战.中国需要对政府的角色重新定位,更新主权观念,培育国内成熟的公民社会,推动世界公民意识的形成,以适应全球治理时代的国际形势,发挥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应有的作用.参与全球治理也会对国内的政治改革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日本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与实践

近年来日本社会治理出现了一个新特征,即非营利组织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参与进来,通过与政府、企业之间的相互支持、承担与合作,在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非营利组织在参与法律和制度建设、满足社会需求、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协调和理顺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等方面均有良好表现,有效地弥补了政府服务和市场的不足。日本非营利组织介入社会治理并在其中承担重要职责,预示着一个单纯依靠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时代的终结,以及一个多重主体参与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时代的到来。     

“双轨政治”重构与农村基层行政改革——激活基层行政研究的社会学传统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提高了地方政府行为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也给农村基层行政带来了未曾预料的后果.通过激活农村基层行政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建构“双轨政治”的理想模型,总结当前农村基层行政的特征,并结合地方政府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制的丰富经验,提出依法行政的体制改革仍需尊重基层社会的自治传统,充分利用有效的自治资源,支持不同类型农村社会组织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和团队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公共服务外包中的政府角色定位研究

公共服务外包这一创新性改革具有间接生产、多中心治理、政府与市场分工合作的特点.作为一项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制度安排,实施改革的政府及其部门应主要履行规划决策、经费补贴、规则制定、改革组织、秩序监管的角色与职责.但在目前中国的公共服务外包改革中,政府角色转型面临着突出的思想、能力、体制和环境制约与障碍.要加快推进政府转型,深化公共服务外包改革,亟须围绕提高公共服务外包规划决策水平、健全公共服务外包体制机制、提升公共服务外包改革能力、优化公共服务外包发展环境来进行制度创新.     

简析传统乡贤的自治能力及现代新乡贤的培育

中国农村有乡绅自治的传统,积淀了丰厚而久远的乡贤文化。传统乡贤自治表现为:他们是农村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是农村伦理的教育力量,是乡民行为的规范者和约束者,能够保持农村稳定、缓和社会冲突,承担和主持地方公共事务,守护和传承地区文化。新的时代,我们需要接续传统乡贤文化,通过大力发掘和宣传新乡贤资源,再造和涵育乡贤群体,完善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制度支持与政策保障等举措来建设和培育现代新乡贤文化。     

政府与社工组织合作:J街家庭综合服务供给案例

经济社会的急速发展,政府角色转换,催生了社会服务的合作化供给。广州在家庭综合服务上率先采用了政府与社工组织合作供给方式,为培育基层社会组织创造了良好的空间与平台。其中,荔湾区J街的基层政府和社工组织合作提供家庭综合服务是一个典型案例。但是,社会服务合作化供给取得实效,毕竟需要一个实践磨合过程,存在着社工组织定位不清、保障资金到位滞缓等问题。为此,在对J街案例剖析基础上,围绕政府角色、社工组织、资源分配和监督评估方面提出了制度安排建议。     

国家规制与宗教组织的发展: 中国佛教的政教关系史的制度分析

政教关系是中国宗教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佛教史的内容,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梳理了围绕着佛教僧团制度建设与组织发展的有关问题,藉由僧团戒律与度牒制度之间的某种对立与比较,认为戒律作为一种组织和认同机制,体现了僧团自治的努力;通过对中华帝国的传统的宗教治理策略之一的度牒制的原由、作用及本质的分析,认为这一规制措施在本质上体现了政治凌驾于宗教之上的权威地位,但却在实施过程中成为寻租和逐利的工具。通过历史经验的比较,认为宗教组织的纪律、原则等有可能成为社会组织化的机制,指出政教关系的基点在于宗教组织的自治特性与能力,这应当成为国家的宗教治理的前提。     

行政人员的角色定位及道德困境分析

在现代社会,人们普遍认识到公共组织能力的重要性,而公共组织中的政府又是核心,全世界范围的行政改革,都在摸索一条根本的有效提高政府能力的途径;然而,在改革的大潮中,对于政府内部人的因素--行政人员的主体作用,却重视不够.一切制度设计和最新科学技术手段的运用,都是通过行政人员来使其成为现实的力量的.因此,必须对行政人员的主体性进行考察,正确认识行政人员的角色以及如何正确有效地调动行政人员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应当是行政改革中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