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而上学现代性"到"后形而上学现代性"——自由观的哲学反省与范式转换

"自由"是现代性的核心问题之一."个人自由"与"普遍自由"的矛盾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矛盾.现代性逻辑所蕴含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解决这一矛盾问题上存在根本缺陷,要克服这一缺陷,就必须超越"形而上学的现代性",在"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的视域中寻求"个人自由"与"普遍自由"矛盾的重新理解和解决.     

现代性的反思及其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启示

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转轨进程的深化,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现代性"问题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热点.经济学中的现代性就是运用哲学的现代性理论话语对经济学理论进行反思的产物,也是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对哲学视域中的现代性的确认与表达,是经济学与哲学两大学科碰撞、对话与融合的结果,是对现代性社会状况的理论反映和文化表达.现代性对于西方经济理论传统产生较大影响的几个特征是世俗化、主体性、进步观、物性化和基础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可循形而上学与资本两方面行进.这种双向反思对现代经济学的走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为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些变化上,包括由基础主义转向情境主义、由方法论转向修辞学、由狭义理性转向广义理性与非理性、由静态均衡转向动态演化.     

罗尔斯的个人观念转换及其意义

面对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批评以及理性多元主义的事实,罗尔斯将《正义论》中康德式的个人观念转换为政治的个人观念。政治的个人观念是"政治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它是以特殊的方式界定了人性观念的基本内涵。罗尔斯政治的个人观念即坚持了《正义论》所恢复的规范政治哲学的基本路线,又规避了关于人的本性的形而上学。由此,罗尔斯的个人观念转换开启了一个政治哲学人性理论研究的当代视角。     

论政治理性主义视阈中的"历史终结论"——福山政治哲学方法论研究

政治理性主义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种理论范式,其理性的政治原则和"完全和解"的政治秩序立场成为福山"历史终结论"的重要方法论.政治理性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弊病,使福山政治哲学沉沦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困境而受到多方指摘.马克思由政治经济学方法现实又逻辑地推断出来的"世界历史"观必然扬弃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并最终真正地形成对福山政治哲学方法论的批判.     

政治话语的变化：从个人权利到公共的善——社群主义述评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以个体为中心,认为一个良好的社会在于对个体自由的绝对维护.而社群主义则力图把社群利益置于政治话语的中心,强调个人自由和平等与社群的价值观相一致.在批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上,社群主义提出了关于公共利益和国家观的理论.社群主义强调"公共的善"优于"个人的权利".这种思想对纠正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偏颇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这一以对抗性形式出现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公共理性的理论抱负及其现实局限

公共理性力图超越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实现个体自由和社会团结的有机统一.但公共理性既把个体理性视为边界又以个体理性为前提的悖谬之举,必然造成它对公共善的背离、对形而上学预设的深度依赖,无法完成为合理社会秩序奠基的使命.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视野",公共理性不仅难以维护个体的差异性和非同一性,而且会再次沦为资本逻辑的辩护力量.     

伦理视野中的社群主义权利观和道德观

社群主义源于亚里士多德对"城邦"的界定,现已成为西方政治哲学中一种较系统的学说。社群主义建构了以社会本原取代个体本原的哲学形而上学;以社群中心取代个体中心的政治哲学;以公共的善取代个体权利优先性的美德哲学。这种理论的自觉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性所引发的西方社会危机。然而,对社群与传统的抽象化理解,使它在解决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危机上陷入了理论和现实上的困境。     

当代西方关于“公共”的三种政治哲学的辩难与共识

当代西方活跃着三种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就是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与新左理论的公共的政治哲学。在三者之间,存在着连贯性的相互批评:共和主义批评自由主义的公共理论的自由观、自我观和程序观,新左理论批评自由主义的中立观,而自由主义则辩护性地捍卫自己的自由观、个人论和国家观。三者之间的思想表象是对立的。深入分析可见,它们之间是具有底线共识的:关于公共具有论述主题的一致性,关于公共维护具有共同的制度基准,关于公共主张的辩难具有共同的敌手。因此,三种公共的政治哲学都是维护现代性政治的理论体系。     

如何超越马克思正确批判过的形而上学立场

马克思哲学与"绝对的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是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与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联系起来思考。我们认为,一种形而上学话语的哲学性质就在于它拘执于它所反对的东西的本质之中,所谓形而上学的命题反过来仍然是形而上学的命题。人们依循着形而上学的"颠倒"来制订其解释马克思哲学的方向,这是现代性之巨大镜像,它集中体现了作为形而上学之不变本质的部分结果。只有立足于"历史科学",突破形而上学或现代性视界,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之要义,也才能正确阐发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质。     

论中国现代性

现代性有感性、理性和反思-超越三个层面.中国现代性存在着感性现代性不足、理性现代性片面和反思现代性薄弱的结构性缺陷.同时,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之间存在着冲突,致使现代性发展受阻.中国现代性具有未完成性,因此当前还要坚持启蒙主义,不能认同后殖民主义理论.     

韦尔默后现代文化伦理思想研究

沿袭着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开创的文化伦理研究路径与响应着第二代倡导的伦理转向,韦尔默以伦理学视角对后现代文化进行了阐释和解读,这在宽泛意义上具有重写后现代文化的意味。他认为这种文化中的自由化的游戏和多样化的风格在体现社会的自由和民主观念的同时,也培养着民众的自由和民主政治意识,某种程度上这是文化和艺术与生活互惠关系的一种写照。整体地看,韦尔默的后现代文化伦理研究既为了倡导一种后形而上学现代性,又为了构建一种自由、民主的伦理生活,这种良善生活在给予所有人以平等尊重的同时,也有效地激发着他们的伦理潜能。     

现代性视域中的“犹太人问题”——论青年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

青年马克思以＂犹太人问题＂为切入点,揭示了现代性的双重逻辑,一方面现代性的政治革命使人从＂人的依赖性社会＂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建立在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以主体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同一性逻辑＂却遭到犹太人这个异己因素活生生的否定,从而也暴露了现代性＂意识形态＂的虚伪特征。青年马克思通过区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同而不和＂与＂和而不同＂等范畴,洞察到了现代性解放逻辑的限度及悖论。他批判现代性的自由观,并提出了自己对自由的独到理解,他以独特的思维逻辑,开辟了现代性研究的新路向。     

现代性的理性特征及其技术理性探源

现代性作为时代属性和特征的总体体现,有着十分丰富的思想蕴涵。在现代经济、文化形式和政治的变迁等各个方面都体现出它与传统时代性和传统社会的差异性。以哲学理性的视角去审视。相对传统社会及其时代性而言,现代性不仅更加凸显出了其技术理性的僭妄,而且在现代的各种理性形式中都在深层次上受到技术理性的影响,现代经济理性所表现出来的市场化、标准化;现代文化理性的消费、娱乐、时尚化;现代政治理性的民主、自由秩序化等,都内在着深刻的技术理性根源。     

自由范式的转换与现代性困境的超越

从古代人政治参与的积极自由到现代人免于干涉的消极自由,自由范式发生了根本的转换,而其根源在于现代性。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现代社会,实现的只是外在、形式的自由。要达到全体人真正的自由,既不能是一种哲学理论的构建,也不能是＂政治的回归＂,只能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辩证法＂。     

现代性的反话语: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范式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转向

哈贝马斯指出:"从康德开始,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一直就存在着一种哲学的反话语,从反面揭示了作为现代性原则的主体性。"在哈贝马斯看来,无论海德格尔还是福柯,他们对主体性理性的批判都没有从根本上超出黑格尔划定的圈子,即都是在主体性的原则下对主体性作一种形而上的整体性批判。要突破传统"理性主义"的窠臼,必然以具有"言语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取代"认知主体",也就是以"主体间性"取代"主体性",哲学才能真正从"意识哲学范式"走向"交往范式",传统理性主义的危机才能彻底终结。通过"交往理性",哈贝马斯实现了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理性主义范式的转换,摆脱了传统"意识哲学"的危机,解放了韦伯工具理性的"铁笼"困境。然而以语言为中介的"主体间"达成"共识"的同时在一定意义上却忘记"交往理性"的初衷。而"话语权力的平等不是哲学可以用‘应是’就可以实现的,它与文化、政治、经济交融在一起,而使现代性问题更加复杂"。     

以现代性为衡量的主要尺度--也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

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标志是,它具有了不同于以往一切文学的现代性.现代、现代化、现代性三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与西方启蒙现代性在追求自由民主、社会进步、科学和真理、个性主义、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等方面基本一致;西方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有内在矛盾,中国现代性亦然,青年鲁迅对此有清醒反思;由现代性角度切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可以定在19、20世纪之交或20世纪之初.     

从秩序到自由:政治文明之传统性到现代性的价值转换

政治文明具有两个核心价值目标:秩序与自由。对政治文明需要作一个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价值区分,政治文明的传统性价值的中心是以国家为政治主体的对秩序的追求,而政治文明的现代性价值的中枢却转换为以个人为政治主体的对自由的追求。对于政治文明的现代性追求而言,秩序与自由并非两个完全相克的价值追求。其实两者互为对照,形成张力,才是人类政治文明长久追求的目标。     

论现代中国政治和谐发展的现实途径

寻求和谐的政治发展路径,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在政治观念、政治制度、政治发展道路和运行方式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是和谐政治的思想前提。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和谐政治的制度基础。有序民主是现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实现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是现代中国政治和谐运行的现实途径。     

依法执政的法哲学思考

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基本方式,从法哲学的视角看,这一理念体现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其逻辑起点是民主政治的完善。其落实的关键在于行政依法与保障机制的建立,而权力的实施得到监督是依法执政的切实保障。显然,这一过程正是政治民主化的逐步实现过程。     

构建执政政治共识的探索与完善——论中国共产党"共和"的政治共识

任何执政党都需要构建一定的政治共识来促进和加强执政,如何构建以及构建怎样的政治共识则根据各个政治体的历史与现实有所差异。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政治特点构建并持续推进以＂共和＂为核心的政治共识,并围绕＂共和＂积极合理利用自由、民主、法治等政治价值来配合构建执政的政治共识系统。构建＂共和＂的政治共识不仅符合执政党的性质宗旨和政治原则,而且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政治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