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的自有

相传是宋朝的人说：“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读,读,读！书中自有千钟粟;读,读,读！书中自有颜如玉。”乍听到这话时,颇有些不懂,长辈们也说那是封建的毒素,所以不懂该说是正好。后来略略知道了些“封建”的东西,再来想这些话,便以为那只是那个时代的道理,虽然是事实,却让我十分的不屑——这当然是“我们的时代”的不屑。读书本是图快乐的事,就像饮食男女,只不过满足的器官不同,是“眼福”而已——当然,也许未必是“而已”,这是题外话。但就像其他很多事情一样,最原本的,有时往往会变得不那么原本,或者根本就不原…     

书中自有致富路

“书中自有致富路”。这句不是格言的“格言”,是我从一位农民由穷变富的经历中悟出的道理。这位农民是四川剑阁县国光乡土门村一组王道吉,引他走上致富路的书是两本农业科技书。 王道吉自幼丧父。由于家境贫寒,近40的人了,却没娶亲。 穷则思变。1988年10月,我调该乡工作。当他从村     

闲话读书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人们对读书的功用早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甚至演变成“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极端说法，将读书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境地。时代发展到今天，虽然已有一代文学大师提出“万般皆上品”的说法，但是从来也没有人敢于低估或者排斥读书的作用；即或在左倾猖獗、文化遭殃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仍是求知若渴，冲破钦定的拘囿，偷偷地找书读。读书的乐趣，读书的功用，只有真正的读书、爱书人才能深得其中三昧。应该说，倘若剔除封建性糟粕，我国古人关于读书功用方面的议论，还是有许多值得品味和借鉴的…     

我是怎样学习哲学的

我是求新造船厂修造车间的一个四级钳工,小时候由于家里贫困,断断续续总共只念了四年书,小学还没有毕业,一九四八年春天,便进入当时的中法求新造船厂(现在的求新造船厂)当钳工学徒。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我自动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复员后,一九五七年六月份又回到自己的母厂。我学哲学起初是不自觉的。一九五二年以前,我虽然一贯爱好读书,但是已记不起有没有看过哲学书,只记得一九五二年在东北时,一天“东北日报”刊登了毛主席的哲学名著“矛盾论”,一个同志问我:“周宝林你书看过很多,这一篇文章你看过没有?”我摇摇头,他说:“这是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于是我们两人就一起读完这篇文章,从此后,     

谈办好流动图书馆的一点粗浅体会

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是开启人类智慧的金钥匙，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尤其重要，建立流动图书馆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群众搭建了一个知识保障平台，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信息支持，深受广大人民群体的欢迎。     

书的诱惑

人世间的诱惑万万千 ,一般我都能抵挡得住。唯有一种诱惑我却怎么也抵挡不住 ,“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 ,那就是书。书是我永恒的爱人。一次次逛街 ,一次次出差 ,不管时间多紧张 ,我都要去书店 ,看到想买的书 ,就像初恋时看到恋人那样喜不自禁 ,不由自主地掏出钱来。妻 30岁生日 ,我送给她的礼物也是书 ,气得她直说“书呆子”。一年 36 5天 ,没有哪一天能离得了书。节假日经常呆在家里、办公室看书 ,忘了去看父母 ,忘了去走亲访友。读到喜欢的书 ,就像恋爱时读到情书 ;读它千遍也不厌倦。如果谁向我借书 ,我心里一千个不愿 ;如果…     

也谈《老子》的“道”

老子其人的生卒史迹,《老子》其书的作者年代,自有史家详考。这里仅就《老子》这部哲理诗中所提出的“道”,这个哲学范畴的若干含义,略陈管见。因为,对于《老子》的“道”的不同理解,实在已经关系着对老子其人与《老子》其书的基本评价。     

提“一分为三”又何妨?——对朱宝信同志献疑的答辩

我撰写的《剖析谈“三”色变、见“中”就批的原因》(原载《广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哲学原理》同年第6期全文复印)发表之后,在学术界没有什么反应,我确实有点着急.十六个月后,朱宝信同志发表了题为《为什么不宣提“一分为三”?》的献疑文章(载《广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我读后由衷地感到高兴,不过还是有些想法和意见,需要提出来供宝信同志和学术界同仁参考.一、希望开展一场关于“一分为三”命题能否成立的学术争论1982年7月,我的拙作《“一分为三”新议》(《争鸣》1982年第3期)发表了,顿时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新华文摘》作了论文提要介绍,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哲学原理》全文复印,还有其他文摘报刊和各种资料都作了反映.半年后,林青山、李烈炎两同志发表了题为《“一分为三”是唯物辩证法的命题吗?》(《争鸣》1983年第1期)的商榷文章,指出:提出所谓“一分为三”的命题,不仅缺乏理论根据,而且也不符合事实,完全是从想象中推论出来的.一场关于“一分为三”命题能否成立的争论眼看就要开展起来.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争论并没有进行.尽管如此,但我还是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并且不断地发表该命题的文章,至今累计已有93篇、其间,有王旭东、王威廉、王征国、     

一位大学者的真实写照——读罗尔纲先生的《生涯六记》

最近,我读了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罗尔纲先生的自述《生涯六记》。一开始,简短的《题记》就把我吸引住了。罗先生写道: 清代著名史学家王鸣盛曾赞美范晔《后汉书》说:“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多不采,而唯尊独行。”难道这些列在“老九”之流,在(荡皿)(荡皿)乾坤中还会有他们的道路,值得史学家的一顾吗? 我自如是个书呆子,……读者诸公,读英雄伟人传多了,请换个口味,来看看我这个极平凡的书呆子的自述吧! 《生涯六记》共六篇,11万言。书中没有英雄伟人式的豪言壮语,也没有英雄伟人那样轰轰     

潘志义

我叫潘志义．乳名“苟洞”，意思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也是养不大的，死了去塞狗洞。不过我总算越过了天命之年。我身材矮小，身子单薄，上山不能斫柴，下地不能挥锄．只好埋头看书。我家是新安江水库移民，迁到西溪南，什么家产都没有，自然也没有书。只好跑到隔壁村的小造纸厂里去看书甚至偷书。“文革”抄家，破四旧，立四新，什么书都抄来送往造纸厂，破书、废纸堆积如山。     

回忆上海“孤岛”时期的文学界

我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左联的会员,“上海‘孤岛’时期文学调查计划”里提的好多书我都没有看到,我只能提一点我所知道的。 “八·一三”以后,就有《救亡日报》一类的刊物出现。田汉、曹聚仁、冰莹等常在上面写文章,     

论朱元璋打击贪污的斗争

贪污腐化是封建社会官僚政治的普遍现象。每当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一些开国功臣和皇亲国戚,凭借特权,兼并土地,霸占田产,贪污腐化,吃喝玩乐,重新骑到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种作法与现象往往得到最高当权者的庇护和丛恿。例如北宋王朝建立的第二年,宋太祖赵匡胤在一次宴会上就丛恿一些高级禁军将领石守信等人“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而一些庶族地主和贫寒子弟,则是通过唸书识字,死啃经书,写八股文章。一旦皇榜提名,捞取一官半职,便千方百计地弄钱,买田地,蓄家奴。官做得越大,钱也弄得越多。于是升官、发财,便成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人生哲学。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几句话就充分地反映了封建社会读书、做官、弄钱的社会根源。     

“脂评”与《红楼梦》后四十回

我曾就《红楼梦》后四十回写过一篇专论:《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著作权问题》(见本刊1982年第1期,简称《著作权问题》),概述了我对“高鹗续书”的若干不同意见。由于篇幅所限,有关“脂评”中涉及八十回后情节的,我在那篇文章里都没有谈到,更未加以分析。这里,想专就“脂评”再发表一些浅见,以求教于海内外研“红”学者。 “脂评”对《红楼梦》八十回后的提示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发展民法科学

民法虽然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法律部门,但是,民法同其他法律部门一样,不是自有人类社会历史以来就有的,它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产生、发展和消灭的规律。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指出:“民法不过是所有制发展到一定阶     

读《东西均》札记

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中间,在我国哲学战线上有过一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论战。据说这场论战是由杨献珍同志解释“合二而一”论挑起的。然而人们并没有看过杨献珍同志解释“合二而一”论的文章,因此这场同假设对手的论战,就只能以“批判”者暂时宣告自己的“胜利”而留痕哲史。在批判中,对于最初提出“合二而一”这个哲学命题的古人方以智,也遭到株连,进行讨伐。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这种批判始终存在着疑问,有些同志一直认为“合二而一”论是一个值得探讨研究的理论问题,并不是不能研究的科学禁区。我认为,要研究“合二而一”这个哲学命题,就必须对方以智在《东西均》一书中提出的“合二而一”的原意作实事求是的分析。     

再谈《太平经》的政治倾向——答卿希泰同志

《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5期刊登卿希泰同志《<太平经>中反映农民愿望的思想不容抹杀》一文,对拙文《论<太平经>的政治倾向》提出不同看法。读了之后,有一些意见,写出来与卿希泰同志再商讨,并向学者、读者求教。我在上篇文章中曾指出,研究《太平经》的政治思想,必须“抓住它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和总的倾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我认为研究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思想都应当如此。卿希泰同志一再强调,《太平经》这部书内容庞杂,“许多观点自相矛盾”,不是一人一时一地之作,并批评我没有从这一特点出发来考虑问题,“把全书的思想似乎看成是很单纯的”。他的意思是说,《太平经》根本没有一个思想体系,也没有一个总的政治倾向,因此就只能满足于指出它“既有”某种思想,“又有”某种思想。     

关于“中国历史纲要”处理“商鞅变法”问题之我见

童书业老师认为尚钺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中过分地强调商鞅变法的作用;我却认为“中国历史纲要”对商鞅变法强调得尚嫌不够,其理由如下: 1、书中并没有把商鞅变法放在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地位上看待,虽然书中也曾指出变法是“在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受着中原地区各国进步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下”发生的,但是由於“中国历史纲要”的编者不信古代中国存在过井田制度,因此,在商鞅变法的经济原因上,就显得空洞无物了。2、其实商鞅变法从经济基础来看,应该是西周的原始奴隶制向秦汉的发展奴隶制阶段过渡的一个转变关键。我们从汉代人的记载来看,他们都骂商鞅“坏圣制,废井田”,“使田得买卖”等“无道”措施;     

朴学宗师之承接——江永的音乐史学研究

江永为清代皖派经学宗师,其乐学著述以《律吕新论》、《律吕阐微》为著,其音乐史学思想则主要集中于《律吕新论》一书中.江永不仅对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理论予以细致衍算,深入阐发,还就中国音乐历史的发展趋势提出“俗乐可求雅乐”、“声音自有流变”等富于真知灼见的学术观点,形成其独到的音乐史学思想体系,也为今天的音乐史学研究提供了研究思路与理论依据.     

学会舍弃

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正是物质缺乏的年代。每年夏季，我就会整天泡在家门前的那条沙河里，捉鱼摸虾，打打牙祭。可是，母亲每次看着我拎回来的鱼虾，就很不高兴，说：“学也不上了，书也不念了，今后只会成为一个没有出息的渔虾仔，早晚会淹死在河里的。”     

与书为伴

50岁退休,一种老之将至的悲哀突然袭上心头,一种被人冷落的感觉也油然而生。然而,良好的阅读习惯救助了我,当我捧起书报时这些不快的心态就顿然释去。 赫胥黎说过:“每个知道读书方法的人,都有一种力量可以把他自己放大,丰富他的生活方式,使他的一生内容充实,富有意义,而且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