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温和的基础主义"

我们可以依据基础信念非推论的确证程度,将基础主义分为“强的基础主义”与“温和的基础主义”。要求基础信念必须是确定的、不可错的那种“强基础主义”是一种过高的要求,但放低了这种要求的、允许基础信念只是“初步可信的”、“可错的”的温和的基础主义,或许不失为一种合适的有关确证的解释理论。     

康德哲学的基础主义

基础主义是西方知识论中的主流理论,有其渊远的源流与不同的表现形式。康德的先验哲学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建构性”的基础主义。它努力为知识寻求客观性与普遍必然性的根据。这种基础主义表现为将范畴作为基础的信念,论证范畴对非基础信念(判断、命题)的支持关系。在道德哲学中,它表现为道德的建构主义。康德的基础主义构成了现代性思维方式的一个要素,它凸现了范畴在思维中的根据作用,阐发了一种主动的、建构性的思维方式;其缺陷则在于作为基础信念的范畴过于绝对化。     

知识基础的追问:为何笛卡尔与基础主义皆陷入困境

众所周知,基础主义为知识寻求自明的基础与笛卡尔的做法颇为相似,两者都预设了某种基础,但却基于不同的认识方式。笛卡尔因"对象化的认识方式"而导致困境,基础主义则围绕着信念的确证问题,把知识的确证因素归结为内在的机制或状态,虽摆脱了近代的认识方式,仍困难重重。两者陷入困境的根源如康德所言,是理性超出经验之外对绝对的追问,是理性所无法解决的。     

论罗蒂对基础主义的拒绝

拒绝基础主义是罗蒂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罗蒂把实用主义和作为西方传统主流哲学的基础主义看作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坚持并希望扩展实用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他认为,当代西方哲学发展和演变的趋势,是向实用主义的思想和观点靠近。这在学理上证明了基础主义是站不住的。实用主义在哲学取向上以政治问题替代认识论问题,实现了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它拒绝寻求基础,包含着对于社会民主政治与哲学思考之间关系的认识。罗蒂对基础主义的拒绝,也是与他的政治信念相关的。     

知觉辩护与弱基础主义

基础主义与融贯论关于知觉辩护的争论,使得"弱基础主义"存在可能。根据"弱基础主义",知觉信念享有一定程度的直接辩护,同时这些得到部分辩护的知觉信念可以获得相互的辩护支持,从而成为合理可接受的信念。"弱基础主义"不同于基础主义和融贯论关于知觉辩护的说明,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基础主义和融贯论各自面临的难题。     

信念与知识

作为知识论构成的一部分,信念论主要研究有关信念的性质、信念与知识的关系、信念与理由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关于信念的性质,当代西方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把信念作为一种以命题方式表示同意的态度,二是把信念作为一种倾向、意向,三是把信念作为实践利益考虑的产物。在信念与知识、信念与理由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当代西方最为激进的主张是否认信念存在的"消除主义",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奥迪对"理由"做出的界定与分类,对理由与信念之间的结构性与解释性联系的分析。本文认为,知识属于信念的一种形式。     

从基础主义到反基础主义——后现代语境下国际关系规范理论面临的挑战及分析

强调个体和人类价值的世界主义以及强调国家价值的社群主义是国际关系规范的两种主要思想传统。在较长时期内,两者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国际关系规范理论发展的主要线索与内容。然而,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两种传统都受到了来自后现代主义的猛烈批评,其结果是反基础主义的兴起。反基础主义质疑价值基础的客观性与必要性,从而成为一种没有伦理规范的道德主义。反基础主义的批判意义是勿庸置疑的,但由于其作用仅限于解构而非建构,因而很难在解释与改造世界、推动理论发展中起重大作用。笔者由此主张超越反基础主义,在吸收传统基础主义与反基础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提出一种综合性价值框架。     

对传统基础主义的颠覆:皮尔士论可误主义与科学理性

科学经常被视为人类合理性的典范,传统理性主义者试图从基础主义来说明科学合理性,似乎取得了成功,但皮尔士不以为然。他强烈反对传统基础主义认识论,提出了可误主义认识论。然而皮尔士并没有因此否定科学合理性而走向相对主义,他以"无限探究共同体"取代了康德的"先验自我",重新探索了知识的可靠性基础问题。认为认识的根据和条件是探究者共同体,认识无非就是探究者们在长期探究之后确立起来的一种共同信念或一致性的看法。     

从确证的结构看回溯困境

传统知识论主张确证是知识的必要条件之一。对于确证回溯困境如何解决以及确证回溯是否会引发怀疑论,基础主义、一致主义与语境主义虽然各自给出答案,但都有不合理之外。从确证的结构分析入手,可以概括出一条“确证原理”。通过比较“确证原理”与“认知闭合原则”之异,可以知道确证回溯在什么情况下将陷入怀疑论,而在什么情况下则不会。人们对于理由是否必须逻辑蕴涵的问题意见分歧,说明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观。确证概念自身需要深入细致的分析,而这个重要的环节在以往知识论发展过程中被忽视了。因此,我们认为“加溯困境”的实质就是确证的概念含混不清的问题。唯有明确了认识的规范性,确证问题才有可能最终解决.     

后现代哲学的反基础主义与复杂性探索

反基础主义是后现代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倾向 ,与基础主义具有相反的意义。其主要内容有 :否定大叙事 ,拒斥形而上学 ,抛弃反映论 ,否认同一性。现代技术革命是复杂性探索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也为反基础主义的出现提供了重要条件。反基础主义与复杂性探索共存于同一社会文化之中 ,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为用与相互阻抗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 ,但它们既不互为基础又互不相属。     

女性主体性确证的历史循环

在20世纪整体的文化转型背景中,在现代性的研究视野中来考察女性写作的嬗变过程,就会发现女性写作的本质目标就是获得双重的自我主体身份的确证。当我们对轰轰烈烈地演进了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进行现代性反思时,发现女性自我身份的认同出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循环轨迹,经过100年的求证又回到了原点,女性主体身份非但没有得到确证的自由,反而出现大面积的驯服与溃退,究其原因恰恰是这双重身份在确证过程中的错位与迷失。     

当代知识论中"知识的确证"问题

“确证”作为知识的一个重要构成因素 ,在 2 0世纪兴盛的知识论研究中成为核心的问题。本文从确证概念的界定、确证的性质、以及确证的标准、条件与结构等方面 ,考察了当代知识论的确证理论。笔者认为 ,确证从根本上说在于为知识命题 (信念 )的成立提供证据 (理由 ) ,这是确证论的实质性问题。至于确证的规范性 ,诸如认识的义务、可允许性 ,则是由其根据性派生出来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对美德的辩护

亚里士多德在幸福主义目的论的框架下,基于人类的本质及其特有生活,通过“功能论证”,论证了美德的必要性。当代西方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沿袭了功能论证的路径,通过对人类特有生存方式的考察,论证了美德对于人类幸福生活的必要性。与现代道德哲学相比,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对美德所作的辩护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也面临着由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带来的问题。这种辩护对于作为“类”的人来说具有合理性,对于作为个体的人来说,其说服力有限。     

可错论的合理证明与碰巧为真的运气————葛梯尔问题的实质及相关错误理解

葛梯尔问题是如何解决知识论上存在的悖论的问题,并非仅仅是寻找第四条件的问题;葛梯尔问题的实质在于可错论的合理证明与运气的结合,而非仅仅是推理的前提有误,更非语词的误用。可错论的合理证明始终会为信念之碰巧为真保留一定的可能性,运气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可错论的合理证明原则不可废,否则,怀疑论将不可避免,因此,消除运气的影响就成了解决葛梯尔问题的关键。     

完善生态伦理学的合理论证

从"是"直接推出"应该"是生态伦理学论证面临的一个理论难题。但通过吸纳社会领域消解事实与价值绝对二分的合理主张,并根据人类生态实践而扩展道德论证的可合理接受性标准,在分析生命共同体中事实与价值的复杂关系的基础上,创设一种非线性思维的综合论述的证明方式,而不是沿用传统的演绎模型的证明方式,就既可以避免"自然主义谬误,"又能够对生态伦理学做出一种非逻辑形式的合理论证。     

被害人承诺正当化根据再思考

被害人承诺作为超法规阻却违法性事由得到广泛认同,但是,对于它的正当化根据存在较大争议.正确地界定被害人承诺的正当化根据,对于司法实践有很大帮助.被害人承诺的正当化根据在于,基于社会相当性的利益衡量理论.在实践中,生命法益绝对不能承诺,身体健康法益以及其它个人法益在符合社会相当性范围内可以有限承诺.     

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互惠论题

康德试图提供的道德的先验演绎,成为一个持续争论的主题。这暗示康德关于道德辩护思想的一个重大反转,有必要对康德的论证进行重构。尽管对互惠论题的重构不等于对康德“先验演绎”的完备辩护,它却是康德进行道德辩护所必需的第一步。没有先验自由的预设,也就只是假设实践自由,基于自我利益、幸福或一些一般认为基本的而非道德目的或诱导理由的准则,通过诉诸于“人性”或一些给定的行为的决定因素来证明。而先验自由的预设不仅堵塞了特定类型的证明,它还把这一要求扩展到第一原则或根本准则。     

业务行为正当化问题探究

作为正当业务行为中的＂业务＂,是指具有相应能力的人实施的具有危险性的,并且行为性质上是反复实施或者将反复实施的专门性工作。业务行为的正当化根据在于：该种业务行为的规则为实施行为设置了一定的允许范围,在此范围之内,存在更为优越的利益。业务行为只有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能被正当化。     

“中央意识”文化观念的历史渊源

“中央观念”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观念形态影响深远，其起源与流变有其独特的文化轨迹和文化学意义。本文对这一论题原有的主要观点进行梳理，并从观念发生与原始信仰的角度进行新的研究与探索，进而对揭示该观念确立的价值基础与观念信仰基础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本文在论述中提出了一系列天文学、考古学佐证，使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