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阶段控辩平等之思考

控辩平等是刑诉法治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理念,相比审判阶段由控辩双方提出证据平等对抗以体现控辩平等而言,对证据的取得和掌握的重要阶段,侦查阶段的控辩平等尤为重要。但我国目前由于侦查权力过大,犯罪嫌疑人权利受限制较多,在控辩关系上体现出＂一边倒＂的特点。因此应当对侦查机关的权力进行合理规制,赋予犯罪嫌疑人更多的诉讼权利,从而缩小二者之间的差距,以达到侦查阶段实现控辩平等的要求。     

浅析票据的恶意抗辩制度

对票据的恶意抗辩的认定,我国《票据法》应采用"损害认识说",恶意认定的时间点应以持票人取得票据时为准,抗辩事由是否存在应以票据到期日或行使票据权利时为准.并且,在票据恶意抗辩制度中,"明知抗辩事由"不包括非法取得票据的情形;持票人明知债务人对其直接前手的前手存在抗辩事由仍取得票据的,债务人为恶意抗辩;恶意的内容不包括重大过失.     

和谐社会的制度架构--基于效率公平关系的研究

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方略是建立支撑和谐社会的制度体系.和谐社会的精髓是均衡,是动态均衡,是发展中的均衡.面对现实的收入分配差距,反思在效率与公平二者之间"跷跷板模式"的形成和失衡,我们认为,尽管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二者有其独立的运行机制,但为了把握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将其放在了同一只"跷跷板"上.二者失衡不在于效率一极,而在于公平一极,不在于效率太高,而在于公平滞后.迈不开制度创新脚步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思维陷阱、实践迷局和理论盲从.中国仍属于效率加速期,二者相对均衡的制度架构是效率尽其所能,公平跟踪效率,效率反哺公平.建立独立的社会公平机制是解决效率与公平矛盾的关键.     

我国双层股权结构的制度构造

双层股权结构是契约主义在公司治理模式选择中的体现.为了匹配契约主义实现各方主体利益均衡的权力配置目标,双层股权结构在制度设计上应考虑其适用的公司类别和条件,完善监管,设置表决权复苏和司法审查申请权保留规则、规定超级表决权不可转让及双层股权结构的转化条件、设置"日落条款"和"燕尾条款",确保在"同股不同权"的结构下,企业活力得以激发,投资者利益得到保护.     

检察引导侦查的价值评价

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检察引导侦查的举措,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纷争。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进行引导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体现,反映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侦查监督制度的迫切要求。建议将"检察引导侦查"改为"检察监督侦查",同时要从对象、时间、方式上限制侦查监督,包括监督侦查的对象的特定性,即仅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侦查监督;侦查监督具有阶段性,即必须在破案后固定证据阶段进行侦查监督;侦查监督具有单方性,即不得召开联席会议。     

行政相对人的抗辩困境与出路

行政相对人的抗辩权已经获得了现代行政法的普遍承认,因而抗辩行为已经从一项事实行为发展为一项法律行为.但是,近年我国一些行政相对人常以暴力、自伤等极端方式提出抗辩,表明延宕于我国数千年的行政相对人的抗辩困境仍在继续.究其原因,在于现代行政法所提供的抗辩机制仍不能充分满足行政相对人对于抗辩利益的追求.为此,需要针对我国民众的抗辩习惯与特点来完善我国当下的法定抗辩制度,以形成一个理性抗辩的制度模式.     

“包容性社会政策建构与社会管理创新”专题

主持人的话:包容性政策是"包容性增长"理念在社会政策层面上的体现。2009-2010年间,中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在国际会议上曾三次倡导"包容性增长",指出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以人为本,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地区和群体。包容性社会政策的建构是使包容性增长合理化、合法化、常规化的重要手段,其本质在于倡导机会平等的增     

和谐社会与冲突:一种博弈视角

社会和谐是人类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往往社会冲突破坏了这种和谐,其根源在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不相容,为了解决冲突,必然会引入"第三方",在当代主要表现为法律体系和政府的建立,即以外在强制形成博弈均衡,但是"第三方"在解决冲突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冲突,即政府失灵.一系列博弈论实验表明,维系社会和谐的不能仅仅是法律和制度,更重要的是道德.     

以农民平等选举权缓解"三农"问题

建国初为了抵消农民对城镇居民的人口优势,集中农村资源发展工业,<选举法>赋予了城乡居民不平等的选举权.这种制度设计在加速工业化的同时,也造成了人大代表的结构失衡,在一定 程度上加剧了"三农问题"的危害.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城乡均衡发展政策调整阶段,农民的人口优势也在迅速消逝,农民素质在提高,实现城乡平等选举权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唯物史观视域中"现实平等"对"观念平等"的扬弃

立足于唯物史观,马克思清晰地指出资产阶级的"平等"根源于商品交换的需要,但这种"观念平等"作为一种虚假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虽然披着"合法性"外衣,其实质却掩盖了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现实不平等,遮蔽了资本榨取雇佣工人剩余价值这一剥削本质.而要实现和达到"现实平等",就必须进行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虚假平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保护伞",进而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最终实现人的"现实平等".深耕马克思平等观,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根基.     

规模调适与功能优化:罗坊会议前后的中央苏区地方武装

中共在领导赣西南、闽西农民武装暴动中创建的武装力量,随着革命的现实需要不断整合为具有一定规模和功能的地方武装,为中央苏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苏区地方武装几乎被"绝对集中"到主力红军中,这充实了主力红军的力量,促成了红一方面军的组建,但地方武装的削弱也使苏区遭受损失.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罗坊会议在一系列争论后实现了红军战略方针的转变,也使苏区领导人深化了对地方武装规模和功能的认识.在反"围剿"作战中,中央苏区地方武装恢复和健强起来,在规模上能够与主力红军保持一定的张力,形成较为稳定的武装层级体系;在功能上更加突出地承担起动员组织群众、护卫地方政权、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等任务,成为苏区群众组织、武装起来的重要载体和中共改造社会的有力工具.     

侦查程序构造的现代化转型

侦查程序的传统构造以对侦查效率的强烈追求和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普遍限制为特征.与刑事公诉领域和刑事审判领域高昂的改革热情和积极的改革举措相比,刑事侦查程序的改革相对滞后,试图通过立法强行推进侦查程序构造现代化转型的努力遭遇了巨大的阻力.制约侦查程序现代化转型的因素不只是犯罪控制任务的巨大压力,传统侦查理念的影响、侦查手段的落后等同样是重要的原因.侦查程序改革的滞后严重制约了整个司法现代化的进程,刑事司法程序的现代化需要侦查程序构造改革同步进行.而推进侦查程序构造的现代化转型需要加速侦查理念的变革与侦查程序的立法改革,需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侦查机关.     

论李清照词的女性意识

在男权文化语境中,李清照词中所体现的"女性意识"为中国古代文学史增添了亮点.她从独特的女性视角出发,通过女性自我经验世界的构筑以及对外在世界的焦虑的表达,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一种对男性意识形态的抗辩性姿态.     

中国本土文化身份的反思与重构——基于后殖民理论的考察

在全球化时代,西方的话语霸权带来了"中心/边缘"的对立,这种对立造成了第三世界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危机.后殖民理论提供了思考这一问题的独特视角.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重建本土文化身份的途径在于:认清中国当代文化身份的"混杂性"特征,突破传统的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积极开拓文化"接触区",构建与西方文化进行平等对话的平台,以期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身份.     

规范行使国家监察权:讯问制度的微观塑造

讯问是指侦查或调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以言词方式向犯罪嫌疑人或被调查人查问案件事实和其他与案件有关情况的侦查行为。讯问存在实践必要性,也具有认知错误、权利侵犯和价值偏差的风险。讯问规范主要是权利抗衡和分权制约。权利抗衡集中在打破讯问人员"绝对优势",塑造平等对话的"权利-权力"格局。现代社会普遍适用的侦查、起诉和审判相互分立与制约的模式,是司法领域分权制约的基本形式。事实上,监察委员会对讯问功能定位和讯问要素把控具有较大自由度,分权制约也难以突破结构性认同和封闭式设置。应在监察委员会内部建立起既涵盖讯问运行全过程,又兼容调查人员讯问活动的细密讯问流程,并通过对讯问动态的控制,实现讯问规范化和法治化。     

试论诱惑侦查的理论基础

依据侦查人员对案件事实认识的方向进行划分,可以分为"逆向性"侦查和"顺向性"侦查。传统的侦查属于"逆向性侦查",即从结果回溯到原因的侦查。但针对一些特殊的犯罪活动,侦查机关开始采取了一些特殊的侦查方法,而这些特殊的方法实现了对案件事实认识传统的变革,即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不再是逆向的了,而是顺向的,从原因到结果,犯罪过程与侦查过程(或查明过程)大致同步。诱惑侦查就属于后一种侦查类型,它在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角度与传统存在差异,本文就是对诱惑侦查的理论基础,即诱惑侦查的认知论和价值论原理进行粗浅的探讨和研究,以期为诱惑侦查的理论体系和未来的立法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     

美国诱惑侦查法理的新近发展及启示

诱惑侦查在实际运行中呈现欺骗性、主动性、诱导性三大特征,具有传统侦查手段不可比拟的优势。但诱惑侦查手段却蕴涵着风险性,运用不当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一是侵犯公民的人格自律权,二是冲击社会信用体系,三是存在警察滥权的可能性。美国诱惑侦查法理的发展,要求在采取诱惑侦查之前应具有合理嫌疑,对被告心理状态和政府行为进行全面审查,更加注重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圈套抗辩成功的可能性增大。由于我国法律对诱惑侦查尚未明确规定,借鉴美国诱惑侦查法理,应坚持合理嫌疑原则、审查监督原则、适度诱导原则、综合审查原则。     

新的平等：阿马蒂亚&#183;森的“可行能力平等”

阿马蒂亚·森从"可行能力"视角阐发的新的平等--"可行能力平等",既是对经济学和道德-政治哲学领域狭隘平等理论的一次抗争,更是对当今时代人类平等问题的深层反思.在其"可行能力平等"中,森从人类固有的多样性出发,将评价平等的"焦点变量"从有限的收入、效用或"基本善"的领域扩充到更宽广、更包容的可行能力领域,并将平等与自由有机联系起来,勾勒了一种全面,实质和积极的平等概念.在社会实践中,森的这一独到的平等理念,无疑将为人们把握和解决现实的平等问题提供重要的借鉴.     

论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

梁启超是20世纪初向国人介绍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属于干涉主义而非放任主义,其价值追求是"于不平等中求平等"。他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过度无序的自由竞争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其要义是土地归公、资本归公,而劳动是创造一切价值的源泉。他将社会主义区分为社会改良主义和社会革命主义,并明确表示自己认同的是国家社会主义。梁启超预言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但不认为20世纪初期的中国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他相信社会主义精神"吾中国固夙有之",但明确表示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总原因在于当时尚未形成劳动阶级;他认定社会主义的实行"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主张中国应当鼓励和扶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此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还体现在他对生产和分配问题的看法上,他从重视生产问题到重视分配问题,再到提出重视生产的同时兼顾分配,说明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目的、原则与核心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仅要解决当前面临的一些问题,而且要以提升教育质量为目的;不仅要使资源配置均衡,而且要立足于教育机会的均等,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基本的知识条件.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能以一部分学校的质量下降为代价,均衡不是平均化,应是全面提高质量;要以农村学校、薄弱学校为本,制定扶持政策与机制;要将资源的均衡配置与课堂教学公平充分结合,使每位教师树立平等的理念.解决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核心在于转变教育价值观和质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