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书》七纪一传诏令奏议中看西汉经学之变迁

经学作为研究各种儒家经典的学问,在西汉武帝以后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在西汉武帝至王莽统治时期的诏令中可以看出汉代经学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汉书》中自武帝至平帝七个本纪及《王莽传》中记录了大量诏令奏议。这些诏令奏议在语言风格上,由最初引用、转述儒家经典语句渐变为直接摘抄和模仿儒家经典;在内容上,由最初利用儒家经典解决现实政治问题逐渐转变为解释灾异、祥瑞和谶纬,并逐渐提高古文经学的地位。从西汉诏令奏议的文风和内容上可以看出,西汉经学从务实到神秘化、从政治指导思想到宗教化的变化过程。这既是经学发展到极盛的表现,也是经学蜕化的表现。     

论儒家“中和位育”伦理观及其现代价值

“中和位育”是儒学体系中具有统摄性的伦理观念,它集天道观、人生观、方法论和实践理性于一体,逻辑架构出了儒家伦理的核心体系,不仅构成了儒家最高的价值准则和道德标准,而且反映了儒家伦理的深层次本质;其内部各个部分彼此制约、相互联系,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涵盖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诸多问题域,表现出多方面的伦理价值,也为我们今天的伦理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诏书与西汉时期的儒学传播——以《汉书》帝纪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中期,儒学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这也反映在诏书内。西汉诏书大多由儒学化的学士撰草,在行书过程中,有着与儒家经典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模式。儒学化诏书形成于汉武帝时期,并成为古代社会通行的诏书形制。西汉诏书不仅广泛引用儒家经典如《尚书》、《诗经》等的文字,其内容也体现了儒学的思想价值,是儒学思想的重要载体。这个载体因为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发布,较之儒学典籍的传播和学校教育,其覆盖面更为广大,从而成为西汉儒学传播的另一重要渠道。儒学化诏书的出现,不仅是西汉中后期主流政治价值观转向的体现,也是政府意欲推行儒学以教化民众的措施。国家以诏书形式参与儒学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促进了儒学对当时民众社会的"涵化",推进了汉代社会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儒家文艺伦理思想探析

儒家文艺精神不仅与政治伦理、社会规范和人格修养密切相关,而且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儒家“孔颜乐处”的精神境界一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追求目标。因此,现代社会需要借鉴儒家的文艺伦理思想和实践手段来建立新的伦理学。     

典范政治与西汉皇权——以父慈子孝政治思维为视角

汉代倡导孝治,作为一国之尊的皇帝皆以保民爱民的"民之父母"身份君临天下,发布诏令。他们同时也是得到天命的"天子",被天下臣民尊奉为"天下家长",成为天下人心目中敬仰、效法及尽孝的君父和典范形象,这在朝臣的上疏进谏中多有体现,由此形成了西汉天人关系架构下父慈子孝的政治思维和皇权政治模式。西汉中后期,随着社会积弊的日益深化,皇帝作为天下君父之典范形象发生动摇。在朝臣上疏谏诤的话语中,深刻体现了父慈子孝政治思维影响下所派生出的以典范与失范为重要评价标准的皇权认同。西汉臣民对皇权尽孝的条件等涉及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的问题也依托父慈子孝的政治思维而建立起来。西汉皇权就在这样的政治思维作用下不断消长沉浮。     

儒家伦理思想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儒家伦理思想博大精深,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和结晶。儒家伦理思想在今天的社会仍具有重要意义,更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结合时代特征和实际情况,探索和挖掘儒家伦理思想的价值内涵,这样可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再论西汉前期诸侯国的历史作用——基于海昏侯国的观察

西汉前期的诸侯国在剪灭吕氏势力及抑制军功阶层,维护汉代政治的平稳运行,以及在文景时期的经济恢复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海昏侯国的观察中,可以看出这种作用不仅表现在诸侯王对王国治理上,而且也通过侯国迁徙,将当时北方先进文明带到南方边地,由此打破该地区文化发展的低水平循环方式。同时,西汉前期诸侯王与地方豪强、游侠的关系亦具有正反两方面作用。     

儒家政治伦理思想架构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政治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主流和"常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儒家政治伦理逐渐形成了以礼仁、民本、中庸、和合、忠孝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伦理架构。在现代社会,随着现代性而出现的政教分离、历史进步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的现代意识,对儒家政治伦理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挑战。因此,只有对现代意识进行解构,重新恢复古典与现代的对话与和解,还儒家政治伦理以本来面目,才能实现儒家政治伦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孔荀正名思想刍议

正名思想是先秦儒家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思想。孔子正名的率先提出,荀子对正名的继承与发展,为正名思想在先秦哲学思想中的价值体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中的＂仁＂、＂礼＂的思想,荀子正名思想中的逻辑制名,都是正名思想的价值内涵。先秦儒家孔荀正名思想不仅在礼崩乐坏、社会秩序严重失衡的春秋战国时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我们当下社会构建名实相符的社会制度也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道家民本思想初探

道家学说中包含着及其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与儒家、法家不同之处在于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并由此提出了自己系统而深刻的政治伦理理论,尤其是自由、民主、平等观念,从而为我们今天如何做到以民为本起到了借鉴意义。     

“文化惯性”与“雅俗冲突”：论元代地方儒学释奠雅乐的重建

元代地方儒学的释奠仪式上曾出现“礼乐坏缺”,“差遣俳优,鼓以俗乐”的“雅俗冲突”现象,这种现象引起了部分地方官员和儒士的不满。延祐五年（1318）在一位江西官员的倡导下,礼部开始诏令全国各地宣圣庙置办雅乐。此诏令并不具有强制性,但对化解“雅俗冲突”、恢复释奠雅乐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也有一些官员和儒士从维护儒家礼乐的完备性出发,自觉开展雅乐重建活动。在元朝官方并未强制推行儒学雅乐的环境下,地方儒学雅乐的星火重建,是儒家礼乐观“文化惯性”的体现,也是儒士自我认同的曲折反映。     

《老残游记》中的政治伦理思想

刘鹗作为太谷学派的重要代表,在其名世之作《老残游记》中,贯彻和表述了太谷学派的基本思想。太谷学派是一个儒家学派。在儒家那里,伦理思想特别是政治伦理思想是其思想的主要方面。作为太谷学派的创始人周太谷,也大谈政治伦理问题。他不仅把端正人伦关系放到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地位,而且大讲君臣关系和君臣之德,以使统治阶级长治久安。他认为,不对民众百姓进行道德教育,就不能统治他们。在人伦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君臣关系,而君臣关系的关键是臣事君。“事君,事之终也。知事君,则近道矣。”周太谷这种重视政治伦理问题的做法,在太谷学派的第三代传人刘鹗那里得到了继承。由于太谷学派的传统,或者说,由于儒家的传统,再加上刘鹗所处之世正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走向没落,政治腐败也达到了顶点,所以,作为揭露时弊的《老残游记》也就必然以政治问题为核心,把抨击败坏了的政治道德作为主要内容。《老残游记》的政治伦理思想主要也就体现在对晚清官僚道德的批判上。     

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的关系、行为及其过程判断

作为一种完整的价值形态,儒家政治设计思想对维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表现为积极与消极、时效与缺陷、理想与困境的两面效用,可以说整个封建统治政治秩序的发展、解体过程就是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的落实、崩溃过程,而这与儒家在政治设计中关于政治关系、政治行为和运行过程合理性考虑的欠缺是分不开的。     

儒家荣辱观在市场经济中的传承与发展

荣辱观是儒家伦理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项基本规范.在以往的社会生活中,儒家的荣辱观对于提高个人道德修养,改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尤其是因利益的驱动人们对荣辱价值判断出现混乱的情况下,我们应充分发掘儒家的荣辱思想,使它与时代精神、现实的需要相结合,积极传承与发展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荣辱价值观.     

尹湾六号汉墓墓主师饶思想探析

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发现的六号汉墓墓主师饶是西汉成帝时期的东海郡太守府属吏。其墓中随葬的简牍文书、遗物反映了师饶生前的工作活动与经历,从中折射出墓主的思想倾向和政治主张。物疏木牍所载书籍说明墓主较深刻地接受了西汉时期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时也掺杂了不少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灾异思想;墓主个人生前的活动经历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他本人维护西汉统治的阶级立场、忠君的政治观点与孝亲事君的道德信念。这些都与西汉元成时期的重儒是分不开的,墓主当受到西汉晚期儒家思想文化的强烈影响。     

从孔子到王莽——儒家外王理论在汉末的失败

本文以儒士群体在西汉追求理想政治的过程作视角,认为王莽所代表的是西汉士人的利益,就个人人格的发展和治国措施而言,王莽及其改制恰恰符合儒家的“内圣”和“外王”两个理论层次,由于儒学理论自身的痼疾,改制最终失败。改制的失败不仅是王莽个人的悲剧,也是西汉士人群体的共同悲剧。从孔子到王莽反映了儒学的提出、渐入世道到“全盘儒化”的历史进程。     

儒家伦理与政治文明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 ,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在不断总结治国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 ,提炼与概括出丰富的管理社会、治理国家的智慧。其中以德治国、德法兼用、立国为民、以德治吏和以德化民等思想 ,不仅揭示了儒家伦理思想与政治文明的内在联系 ,也展示了中国历代政治文化的精髓。它对于理解和建设当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会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试探儒家以仁义为本的荣辱观

仁义是儒家荣辱观的核心、灵魂,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上以仁义为本的儒家荣辱观既是以修身为本的伦理道德思想的起点,也是儒家以德治国伦理政治思想的基点.儒家荣辱观以追求成仁取义为价值取向,是以群体为本位,强调国家民族利益的至上性.儒家以仁义为本的荣辱观还体现在其以义取利的经济伦理思想中.弘扬儒家仁义为本的荣辱思想精华,引导人们注重政治、经济、各种社会生活的道德意识,对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有现实积极意义.     

由“罪己诏”论西汉道统与政统之关系

西汉“罪己诏”的产生,既是禹、汤以来君王罪己传统的延续,也是西汉国家建构中道统和政统博弈的结果。儒家学说地位的隆升,使得圣王、圣人之说成为评判政治的理论依据以及衡量政治行为的标准。在决策政治事务时,西汉皇帝的个人看法常与儒生相绌,此时多用“罪己诏”来调和彼此的矛盾,正体现出道统与政统的相互适应和不断调整。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价值和出场路径

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呼唤全球性的生态文明建设和不同生态文明之间的对话,以及具有深厚历史积淀和独特生态智慧的儒家生态伦理学思想的出场。而如果说儒家生态伦理学思想作为儒家在理解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有机统一,是以"仁"为核心,以"亲亲"为基础,以"爱物"为指向,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为思想进路和关系原理的生态伦理学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的话,那么,从生态危机和生态文明建设及其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来看,其核心价值则主要体现为"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方式、以"仁"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和"人文化成"的和谐共生之道等三个方面。要使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真正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并作出应有的贡献,在当前,首先,必须切实加强对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资料的全面整理和系统研究,努力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出场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必须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深度研究与全面贯彻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相结合,努力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出场提供更为现实化的科学路径;再次,必须切实加强与其他生态伦理思想的对话、交流和交锋,努力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出场开拓出更为广阔的理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