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明清徽州家谱编修的特点

素有"东南邹鲁"、"文献之邦"之称的徽州地区宗族制度繁盛,族人为了团结族人,联宗、睦族,开始大量地编修谱牒,家谱数量达到历史之最,本文以明清时期徽州家谱善本这一宝贵的原始资料为基础,通过广泛收集、分析,研究徽州族人在编修家谱时所呈现出的一些显著性特点,为后世族人更好地认识徽州宗族、徽州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清代徽州家谱编修特色探究——以《绩溪城西周氏宗谱》为中心

徽州家谱作为记载徽州宗族主要历史的著作,有着自己的一套编纂理论与方法。通过探索编修者在家谱编纂过程中对编修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可以看出清代徽州家谱在体例继承与创新、编修材料考证与甄选、体裁多样的文献辑录、家谱功能宣扬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绩溪城西周氏宗谱》的编修秉承了前代的编修理论与方法,并有所发展。深入探究清代徽州家谱的编修特色与具体内容,对研究清代徽州基层乡土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有重要意义。     

徽州家谱编修特点与价值研究——以《馆田李氏宗谱》为例

徽州家谱作为记载徽州宗族主要历史的文献资料,有较系统的编纂理论与方法。在清代徽州家谱的编修过程中,编修者十分注重家谱编修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具体表现在重视家谱体例继承与发展、重视家族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重视家谱的教化和激励功能。《馆田李氏宗谱》的编修秉承了上述特点,袭用了前代的编修理论与方法,并有所发展。深入探究该家谱的编修特色与具体内容,对研究清代徽州乡村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有重要的意义。     

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徽州瓷商

明清时期,景德镇是徽商麋集的一大据点。徽商的活动,对这座以手工业生产为主体的工商业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本文拟就徽州瓷商在景德镇的活动略陈管见,限于史料和水平,舛谬之处,敬请同志们教正。景德镇地处徽州西南面。它得名于宋,历元至明清,由一个业陶都会而上升为全国的     

由“徽商”了解徽州文化——推介《徽商品谭》

我校徽州文化研究所方利山副所长的徽州学新著《徽商品谭》一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书是作者十几年来对徽州文化中的“徽商”课题努力求索的一个结集，共有“历史上的徽商”、“好儒的徽商”、“徽商与徽州文化”、“徽商与现代社会”、“徽商古今谈”等五个部分31篇文章。《徽商品谭》通过对各类史志、家谱族谱及民间文献的追寻勾辑，列举了多种类型的徽商人物事迹。     

明清时期徽州商人文化素质探析

徽州文化涵盖了自远古以来属徽州地域的所有人文事象,而古徽州商人是徽州文化辐射的载体,特别是在明清徽商身上充分体现了厚重的文化因素。探求徽商成功的原因,我们不能忽视对徽商本身方面的研究。文章拟从文化的深层结构——精神层面入手,力图剖析徽商的内心世界与外部环境、历史、文化氛围的相互关系,以求更真切而全面地认识徽商在明清时期辉煌的真正原因。     

明清徽州宗族匡正不良风气的举措——以族规家法为考察中心

明清时期由于徽商的成功,加之当地地痞无赖的引诱,一些不良的社会风尚逐渐盛行。徽州是典型的宗族社会,民间赌博活动猖獗、争讼之俗愈演愈烈、资产雄厚的徽商及其子弟生活奢靡等社会问题都不利于徽州社会宗族内部的稳定,因此,为了维持族内秩序的长久稳定和发展,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积极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来匡正治理宗族内部的不良风气,遏制社会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和发展。     

明清时期徽商集团拓展壮大原因探析

本文从徽商的商帮结构、文化底蕴、经营方式三方面入手 ,探析徽商集团拓展壮大的原因。认为“贾儒相通”观念的确立是徽州人现实地走向商旅之途的关键环节 ,明清社会商品经济的发育及其产生的需求“拉力”为徽商打开了发展空间 ,而徽州和徽商所具有的深厚文化底蕴 ,是徽州商帮迅速扩张壮大的根本原因。     

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光辉

徽州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它以徽州地缘为纽带,以程朱理学为核心,以徽商经济为基础,崛起于两宋,鼎盛于明清,影响遍及全国。其内容涉及徽州土地制度、徽商贸易、徽州宗族、徽州历史、徽州教育、徽州科技、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医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州篆刻、     

明清时期南京的徽商

明清时期是徽州商人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活动范围“几遍禹内”,尤其在江南各地,更有“无徽不成镇”之谚。南京地处吴头楚尾,作为江南一大都会,更是徽商经常出入之地。本文试就明清时期徽商在南京的商业活动作一简要考察。     

明清时代南京的徽商及其经营文化

本文利用明清文集、笔记及徽州文书提供的徽商史料,研究徽商在南京的活动及其经营文化,进而讨论徽商的“贾道”与“游道”。文章认为:徽商的“贾道”与“游道”相辅相承。其中,特别是园林与徽商经营的关系,尤其耐人寻味。与通常所认为的不同,徽商构建园林,并不完全是追求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或日附庸风雅的文化表达方式）,而是与其经营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明清徽州灾害初探

本文利用方志、明清实录、徽州文书以及家谱中的有关史料对明清徽州社会的灾害概况进行了梳理,对当地所见的十余种灾害从危害形式、易发季节、灾害原因、当地的应对措施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以期能为徽学研究的其他方面提供一个相关背景的注脚。     

徽商印人胡谨斋的《舫居存印》

“贾而好儒”是古代徽商的一大特色。明清以降，在浓厚的儒学氛围中，有许多徽商亦商亦儒或是“儒、仕、商”三位一体，他们在书画、金石篆刻、医学等诸多领域都建树颇多，成为古代徽州文化的一大特色。而徽州商人与徽州文化的关系，也成了当今徽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徽州商人与芜湖

明清时期，长江流域是徽州商人在商业上称雄的地区，当时往来于大江之上，转贾于吴楚之间的富商大贾主要就是徽商。清人梁启让说：“安徽沿江南岸六县，皆舟舣停泊之所，而芜湖尤当其冲。”芜湖地处“皖南门户”。自然成了徽商成云际会之所。徽商经常往返于芜湖和徽州之间，也有相当多的人移居落籍芜湖。他们在芜湖的活动，不仅反映了明     

贺信

黄山市昔称徽州，从北宋至现代有800多年，保持“一府六县”的建制基本上未变，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人口逐渐增至150万左右。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出现了博大精深的徽文化，孕育、造就了在明清之际称雄了300余年的徽商，从而使徽州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风光旖旎、富庶文明之区。世世代代的徽州人，莫不以此为荣。     

《唐土门簿》与《海洋来往活套》──佚存日本的苏州徽商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

明清时代徽商在海外的活动,国内以往的研究集中在明代中叶（特别是“海禁”和“倭寇”的问题上）。本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学者藤井宏先生曾认为：明清时代徽商的海外贸易活动以王直的活动为其顶点,明末以后走向衰落,到清朝则主要倾其全力经营国内商业①。1984年,松浦章先生发表《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贸易》一文,利用海事资料（主要是汪姓铜商的史料）,首次揭示了清代徽商利用沿海来扩大其商业范围,并以巨额资本进行海外贸易的事实。这是专门研究清代中日贸易中徽州史迹的主要论文②。此外,管见所及,零星涉及于此的学者还有山胁梯二郎…     

徽州与景德镇瓷业的繁荣

徽州与景德镇相毗邻，两地历来联系密切。百姓交往频繁。徽州与景德镇一地的商业贸易历史悠久，远在唐代即开始了茶叶、瓷土贸易。明清时期，由于徽商的崛起，流寓景德镇的徽州人更多了。并在这里建立了会馆．他们的活动不仅促进了该地商业的繁华，也为景德镇瓷器业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明清徽商与书画艺术的联动

明清时期,具有儒者气质的徽商与书画艺术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开始研究翰墨、收藏书画、刊刻书画等方面。徽商之所以热衷书画艺术,其原因主要有徽州的文化氛围、徽商“贾而好儒”的文化品格、明清时期愈演愈烈的收藏风尚及其徽商雄厚的财力支持。反过来,书画艺术也对徽商产生了深远影响：书画艺术促进了徽商的文化修养;徽商以书画为媒介,便于其在经商中左右逢源,从中获利;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一批珍贵的书画作品;为书画家艺术创作制造了良好的条件。徽商与书画艺术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关系。     

明清徽商的新村建设及其启示

明清时期崛起的徽商把大量资金回流徽州大地,进行轰轰烈烈的新村建设活动,在创造徽州古村落天人合一的人居环境的同时,文化教育也独树一帜。徽州古村落蕴含着几千年中国农业文明积淀下来的生态学思想、生存智慧与崇文重教风尚,对于今天的城镇化及新农村建设仍具有突出的指导意义。     

浙商精神给黄山人带来的反思

一、古“徽商”与新“浙商”的区别及共同点 “徽商”是旧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活动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清时代徽商达到鼎盛时期，“无徽不成商”传遍天下。在明嘉靖以降至清末民初，渐趋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