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辛亥革命的成功

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是极其独特而无可替代的。虽然他不是革命派,甚或一度处于对立面,但作为中国最精锐的北洋新军的军事首领和中国南北方最大的实力派,他的态度至关重要,其一举一动无不左右着中国政局。因此,不仅帝国主义、清王朝、立宪派倚重他,即使是像黄兴、黎元洪这样的革命党人,其时也对他寄予厚望,称其为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能够担     

袁世凯与辛亥革命的失败

辛亥革命的成功虽是由合力推动的,但袁世凯功不可没;而辛亥革命走向失败,则主要是袁世凯一手导演的。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达成诸多共识,革命党人藉此对清朝体制进行西方式的改革与建构,初期取得了一些革命性的成果: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创立中华民     

唯物史观视野下袁世凯的人才方略

清末民初,袁世凯权倾内外,呼风唤雨。有些研究者往往把这种袁世凯现象,归结为权谋、狡诈的结果。其实,对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仅从变动着的思想、观念中去寻找,就会陷入研究的怪圈。因此,我们不能不认真而严肃地用唯物史观研究袁世凯的人才方略,不能不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中国的早期现代化

袁世凯是中国清末民初社会政治舞台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多方面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把袁世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全面地、客观地进行考察,可以看到,袁氏一生在许多方面顺应了当时时代发展的潮流,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了许多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情,特别是对于清末民初的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     

袁世凯在阳夏战役中的作用及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试图借敌自重,反对扼杀武汉民军于萌芽之中,力主缓攻;汉口战役期间的大火灾,是在袁世凯的允准之下发生的,结果导致不利于清政府的舆论导向;汉阳战役之后,袁世凯下令停止进攻武昌,开始和谈,从而使武昌民军化险为夷.至于袁世凯当时的计划:借助南方反清集团与清廷的对垒渔翁得利,客观上有助于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出任大总统,开创北洋政府,并非学界所谓的侥幸"窃取".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势力与革命势力这两大不同角色所形成的合力博弈,成就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功勋.     

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革命——以李提摩太、庄士敦为代表的观察

一般来说,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存在着两种党派史学的叙述模式,即:革命史观和基于"社会发展阶段论"的线性革命史观,这些都是为维护各自政权的合法性、正义性和正当性服务的叙述模式。本文侧重从李提摩太、庄士敦等传教士的立场出发去观察辛亥革命的主要代表人物孙中山、袁世凯等,不但展现传教士以他者身份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前途的思考,更显示了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     

袁世凯窃国新论

辛亥革命已过百年,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学术盛宴中,史学研究领域迎来了又一次考证和品评辛亥革命人与事的新热潮,其中争论最多的便是民国五年被定性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但是,窃国之罪是否真如世人所言;何者为“窃”,是否为“窃”,可否言“窃”。矫枉过正不是正确的评价方式,重新客观审视过去所做的历史结论,对今天的历史研究依然有借鉴作用。     

再论辛亥革命中清、袁、孙妥协的原因

辛亥革命中清、袁、孙之间的妥协,要从整体上把握武昌起义后中国政局演变的内在理路,才能更准确地理解这段历史。清、袁、孙之间的妥协不是以哪一派政治势力的意志而转移的,而是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各方理性认识时局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妥协,是因为妥协既有现实的基础,又有主观条件,还有积极促成的内外因素。     

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改造与转型

从社会改造与转型的角度来讲,辛亥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是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法制等政治原则对封建专制的否定;全面改造和整顿旧的封建官僚机构,建立有别于封建专制社会的资产阶级社会道德新风尚;反对旧式教育,提倡发展资产阶级新型教育;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彻底改造封建的经济结构,力图建立资产阶级的经济秩序。辛亥革命促使中国社会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为中华民族展现了灿烂的发展前景。     

论孙中山对袁世凯再度妥协之原因

孙中山在解职临时大总统后至“宋教仁案”发生前，对袁世凯的再度妥协并非是落入袁世凯的圈套而上当受骗。孙中山对袁世凯再度妥协的原因，在于客观上为当时的形势所迫，主观上则存在着促使他再度妥协的思想基础。     

武昌起义后清、袁、孙妥协原因述论

武昌起义后,清、袁与孙处于敌对地位,势不两立,但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他们由对立到妥协,这颇值得思考。关于辛亥革命中清、袁、孙之间的妥协,相关著述十分丰富,但也并非因此而无研究的价值,其中仍然有很多细微的历史末节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清、袁、孙之间的妥协并非以哪一派政治势力的意志而转移,而是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各方理性认识时局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妥协,是因为妥协既有现实的基础、又有主观条件,还有积极促成的内外因素。     

略论梁启超从拥袁到反袁的转变

本文叙述了梁启超拥袁和反袁的相关史实,简要分析了他拥袁的目的和反袁的原因,指出在拥袁的过程中已隐含了反袁的因素。     

袁世凯与近代教育改革

袁世凯与张之洞最后上奏废除了科举制度,但是虽然科举制度被废除,新的教育制度仍然要继续发展下去。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大力发展教育,聘用严修主持教育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就。直隶的兴学观念与具体的做法和西方、日本的经验更为接近,以开民智为主要目标,大力推广国民教育。直隶从兴学伊始就注重发展基层普及教育,强调蒙学、小学、中学、女学的均衡发展,并成为当时全国的直隶模式,与张之洞的湖北模式相并立,并在全国得到广泛推广,成为近代教育改革的典范模式。     

袁世凯与京张铁路

袁世凯在洋人觊觎、国内诸商争办的情势下,精心筹划建筑了中国铁路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的京张铁路。其贡献有二,一是多方筹集资金,如提拨关内外铁路余利、奏报京张铁路沿线矿产归京张路局等;二是用心挑选人才,詹天佑是最为突出的代表,此外,袁世凯还陆续调来大批技术人员,并委派得力干将为铁路会办。袁世凯的举动不仅唤起了大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开创了中国独立发展铁路事业的先河,并培养出詹天佑等杰出铁路技术人才。     

袁世凯与清末教育的近代化

袁世凯是近代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在清末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倡导新式学校教育,建立了地方教育体制,凭其社会地位为清末教育脱离旧的轨道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清末教育的近代化。     

论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崇拜"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一词恐怕是中国青年最为流行的话语。作为一种改造中国社会的手段,革命尤其受到激进知识分子的顶礼膜拜。这种“革命崇拜”排斥一切渐进的改良立宪活动,幻想中国一举而成为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国,但实际上对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害大利小。民国初年的强人暴政使得革命倡导者孙中山也从崇拜革命转回到清末渐进改良的旧道。     

袁世凯获选临时大总统历史原因新论

辛亥革命中,在清廷和革命派之间,袁世凯最终成为历史的主宰者。袁氏之所以能够胜出,实力是关键因素。其中,审时度势、处乱不惊是其成功的前提;善于利用各种资源是其成功的重要条件;把握民意、顺从民意是其成功的根本原因。     

仪式与“罪证”:1914年袁世凯的祭天典礼

1914年12月,北京天坛上演了袁世凯主祭的祭天典礼.这一典礼极力模仿传统帝王祭天的礼仪与服饰,其虽一度得到了孔教会、清朝遗老的支持,却在社会上激发了以“民主”为旗帜的广泛的质疑与批判,进而被坐实为袁氏预谋复辟帝制的“罪证”.事实上,该典礼是袁世凯重塑权威的仪式表演,也是“袁家班”和各种旧势力合谋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意图体现,但并不是袁氏复辟帝制的预设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