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经典，怎样存在？ ——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经典存在方式的新特点及其反思

在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经典存在方式由神圣高雅走向交互通俗。这为文学经典在当代的传播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也导致了文学经典去经典化与被边缘化的隐忧。文学经典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出现交互化、影像化、碎片化特点,进一步导致了文学经典的泛审美化。这呼唤着我们明确文学经典的标准,坚持正确的文学审美原则,并充分利用电子媒介的力量,为文学经典的存在与发展带来新的可能性与阐释空间。     

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本土化译介概略

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和改编对于改革中国传统戏剧、丰富中国戏剧题材以及文学创作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文分析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莎剧本土化的表现特点,阐述了莎剧翻译文学在我国文化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作用,指出本土化是西方经典文学在中国文化发展建设中发挥作用的有效机制.     

元代道教与神仙道化剧的艺术特色及其形成

文章论述了元代道教在五个方面对元代神仙道化剧及其艺术特色的影响：道教的主 张 影响神仙道化剧形成了悲凉的基调：道教尊奉老庄，崇尚自然，形成了神仙道化剧典雅的语 言风格；道教的道术影响神仙道化剧多用道术表现生活；道教度人法影响神仙道化剧形成了 程式化的结构；道教影响神仙道化剧采用了虚拟化的表演手法。     

透视当前关于文学经典的理论研究

当前文学经典研究热的兴起是20世纪思想、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文学经典的理论研究中,有关经典性、经典化机制、经典化与文学史的关系、后经典等理论阐释方面成果丰硕。文学经典的建构性及其恒定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经典化过程中的建构主体——读者审美心理及其历史变化,文学经典内部、外部、内外之间的矛盾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有待深化。     

世界文学视域下《文星》版梁译莎剧中圣经典故注释研究

世界文学概念近年来持续受到关注,文章从莎剧中的圣经典故翻译切入,论述莎剧翻译在世界文学作品的流通过程中的跨文化价值。莎剧作为世界文学经典,不断被翻译、改编、上演,形成具有活力的复数“世界文学”,兼具权威性与经典性。圣经典故注释作为梁实秋莎剧汉译本中独特的副文本因子,是联系作者、译者、读者的重要枢纽,在跨文化的翻译研究中不容忽视。文章从世界文学的视角,对《文星丛刊》版中的圣经典故注释所体现出的功能价值进行了分析探讨,指出梁译莎剧通过对圣经典故注释这种跨文化阐释的策略,对莎剧进行世界文学经典的重构。     

"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经典化与非经典化

围绕着如何评价"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已形成了经典化与非经典化这两种不同观点.前者完全认同"红色经典"这一命名,并进而把"文革文学"中的样板戏与<艳阳天>、<金光大道>等经典化,表现出将历史泛革命化和极端化的革命拜物教;后者不认同"红色经典"这一命名,认为文学经典应该是历代作家的最优秀的作品,是民族和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前人智慧与创造的积累,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经典的判断标准只能是全人类共通的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独立和自由,是全人类共通的人的真善美."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表现出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和革命的原教旨化,艺术上唯革命标准是从,充满了宣扬仇恨的语言暴力,叙事模式化,故不能成为文学经典.本文认同后一种观点,并把此文的写作,看做是一种自我精神与自我意识的疗救过程.     

论“五四”社会问题剧

社会问题剧在“五四”剧坛的流行,是“五四”时代精神与“易卜生主义”契合的产物。其个性解放与社会改造的主题内涵,推进了中国戏剧题材与主题的现代化变革;然而抓住“问题”而忘掉“戏剧”,问题剧在艺术表现和戏剧的自觉方面却少有现代化;问题剧的直面现实使中国戏剧靠拢现实主义,然而其政治化、观念化和理想化,同时又留下阻碍中国戏剧现实主义发展的路障     

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杨苡译《呼啸山庄》在中国的经典化研究

翻译文学的经典化在基于其原作的价值的基础上受到译作、读者、译语国文化语境等多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需要对作品及其历史背景进行考查。文章拟分析杨苡译《呼啸山庄》与原作和译语国读者的对话与互动,并运用多元系统论描述其在权力因素操纵下的经典化历程,指出该译本本身的艺术魅力和张力是其永葆经典风彩的根本动力,对其进行研究,对于翻译文学经典建构的复杂性的梳理具有借鉴意义。     

文学中的区域文化及其表现--莫怀戚的《经典关系》与重庆文化

近年来区域文学的崛起已成一种蓬勃之势.重庆本土作家莫怀戚的长篇小说<经典关系>为此提供了一个新的例证.<经典关系>的重庆文化特色既表现在对题材的选择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表现在小说的艺术创造等方面,为小说中区域文化的构成及其表现带来诸多启示.     

《陌上桑》复式二重性及与采桑母题演变之关系

以文化学与文学整体流变角度来审视《陌上桑》,发现其存在思想文化上的矛盾二重性背景,由此使作品的主题、人物形象、艺术表现等方面呈现出俗、雅交织的多组二重性特质。这既让作品成为文学经典,又使《陌上桑》本文奠定了采桑母题的基本形态,使这一题材的写法趋于定型并向雅化转型。后世文人只能以它为范式进行反复模拟和仿作并寻求自我空间,并且在对其程式化的模拟中也消耗了整个采桑母题的生命力。     

20世纪视野中的文学典律构建

文章在20世纪儒家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文化背景上，从多个方面展开了20世纪华文文学典律构建的思路，考察了20世纪华文文学经典的累积形成过程及其价值尺度，并以此作为构建20世纪华文文学史的重要基石。     

文学史秩序&#183;经典&#183;权力

经典是文学史的骨架,经典化是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重要职能;经典的形成受政治权力和知识权力的监控与规引;经典作品的释义是文学史书写的关系中轴.     

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受众意识——以德庇时英译《好逑传》为例

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能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理解。但因缺乏受众意识,中国文学典籍“走出去”步履维艰。从本质上看,文学典籍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的信息传播,受众是影响传播过程的要素之一。译者只有具备受众意识,仔细分析受众类型与受众接受动机,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       

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

确立“文学经典”是建构文学体系和选择文学话语方式的必然途径.二十世纪后半叶,当代中国针对“文学经典”问题有过多次论争,并屡次尝试以全新的标准确立新的“文学经典”体系.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通过“古为今用”重评古代“文学经典”,一方面通过“洋为中用”评价外国文学经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当代文学“新经典”的建构.这种政治实用主义视野下的“文学经典”体系建构,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影视改编与文学经典传播途径的革新

从传统文学的立场出发,早期的电影不被看作是一种叙事的艺术。但与此相对照的是,新生的电影对传统文学的改编,从它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未停止过。电影及后来的电视对文学经典改编,一方面帮助电影度过最初的危机,促进了整个20世纪影视艺术的长期繁荣,另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文学作品的传播,甚至对文学作品的内在创作规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一部分当代经典作品具有了明确的"影视化"特征。影视改编一般可分为"忠实的改编"和"自由的改编"。     

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

文章借用西方文学的"正典"(canon)研究为视点,讨论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通过对经典的形成、经典的品质、经典的类型、经典的影响等几个中心问题的梳理,该文尝试呈现古代文学经典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实践及其在古代文学与文学批评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从更宽广的现代学的语境与问题出发,把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为平衡传统与现代之间张力的古典资源之一.     

经学视域下中国文论关键词之词根性考察

经学视域下中国文论关键词之词根性考察可分为三大步骤:一是依据传世的五经文本并参照出土的卜辞金文,辨析并厘定关键词之原初释义;二是检阅后经典时代以汉学诂训和宋学章句为代表的经义疏证,梳理并勘订关键词之经学解诠;三是勾连从经部到集部的文献通道,识鉴关键词之经义根性在集部之诗文评中的诗性绽放。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的经学视域,对于关键词理论谱系之建构和关键词诠解路径及方法之新创,均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启迪意义。     

在“目的论”观照下中国古典名著书名的翻译策略

中国古典名著是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文学经典,承载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文明;而其书名又是整部作品的灵魂,因此,书名的翻译尤其重要,好的书名翻译能有效地促进作品的传播。目的论是德国功能主义理论的核心,强调翻译目的与译文预期读者的作用,能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文章从翻译目的论的角度出发,指出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影下,在全球汉语热、中国热的热潮下,英译中国古典名著书名时应采取音译为主,后加夹注的翻译策略。     

中日古典文学作品中无常思想的差异

感叹人生无常是中日两国古典文学中常见的主题。无常意味着灾难,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生离死别。中日两国古典文学对于“灾难”的起因和“生死”的看法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者用儒家思想来解释“灾难”的原因,即无常是社会的各种弊端造成的,而后者则用佛教思想来解释“灾难”的原因,即灾难是无常世界本身造成的。对于“生死”,中国古代文人“忧生”,日本古代文人“崇死”。     

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初创反思其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只有目录学的意义,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科门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产生得益于西方科学思想和20世纪初期的“整理国故”运动,它是中西文化濡涵的结果,因此,学科必须坚持中西两个维度。中国古代文论衍生于中国大文化的土壤,郭绍虞等学科奠基者从繁浩的经、史、文中梳理文论的脉络,而尔后的大学学科建制使得这门学科研究日益封闭于纯文学领域。要想实现转换,我们有必要恢复“大文论”的传统,从文史哲的整体中进行研究,还原学科的真实面目,避免古代文论与传统文化的脱节。中国古代文论体现了民族的思维方式,在治学方法上,郭绍虞等人“各照隅隙”的治学方法在当代仍然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