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上的重环纹源流探析

重环纹是商周青铜器纹饰中的一种.它出现在西周中期,大量流行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是该阶段重要的抽象化纹饰之一.重环纹应起源于商代晚期的鳞瓣纹,表达的是动物躯体的涵义.春秋早期以后至战国晚期为其流变阶段,它作为装饰纹样仍然存在并使用具有深刻的原因和背景.     

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下)

三、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的第二次破坏周人用鼎制度的第二次大破坏,大致发生在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主要表现为: 一、周初的诸侯,至战国初已兼并成十几个。他们都远比周王室强大,这自然导致所有诸侯统统僭用天子鼎制。原有的五等爵的鼎制,已荡然无存。     

楚纪南城起始时间述论

纪南城是楚国都城的典型代表,对于纪南城起始时间,学术界有三种典型的观点：春秋早期说,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说及战国中期至晚期说。结合纪南城考古发掘、墓葬年代及人口数量,对楚纪南城定都年代进行探讨。     

中原墓葬出土商代及西周青铜斧的类型与分期

青铜斧是中原地区青铜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器物之一。其器身呈扁平长条形,双面弧形刃或直刃,銎口多呈长方形或六边形;器型差异主要表现在有无铜箍和附耳上。铜箍数量多者出现的时间较晚。器身施有"十"字形凸线纹或兽面纹的青铜斧多属商晚期,西周少见。目前所见中原出土青铜斧的墓葬最早属二里岗上层时期,为初步发展阶段,数量较少。之后青铜斧数量不断增多,至西周早期达到繁盛期,西周中期呈现衰落之势。随葬青铜斧的墓葬有明显的等级差异,商代主要集中于高等级墓葬中,西周开始向稍低等级的墓葬蔓延。     

晚期巴文化李家坝类型初论

运用三峡库区地下文物抢救工作中发掘出来的最新考古资料进行研究,提出在晚期巴文化中还存在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即"李家坝类型".这种文化类型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的三峡地区,年代主要为西周晚期春秋早期至西汉早期.该类型是在继承早期巴文化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许多新的文化因素,并在东边楚文化的影响下所形成.因此,其主要特征是由早期巴文化因素、新的晚期巴文化因素、楚文化因素等这三组文化因素所共同构成.     

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与文明化进程研究

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是从大溪文化时期开始的,历经屈家岭—石家河时期在一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内独立进行。同史前时期其它区域相比,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稻作农业的长足发展、聚落的分化与大型城址的出现,均表现出颇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一定的先进性。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该地区的史前文化不知去向,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突然中断。至迟在西周中期,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已出现了早期方国,基本具备城市、青铜器铸造、礼乐制度、文字等文明的要素,开始步入文明时代。扬越和三苗族是洞庭湖流域青铜文明的主要创造者,中原地区的商周文明都曾对洞庭湖流域的文明化进程和文化面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西周中期以后,当地文化获得空前发展,并逐步将商周文化的影响排斥在外。西周晚期以后直到春秋中期楚文化进入湘江流域之前,湘江下游地区宁乡、望城一带,是否发生了早期国家解体抑或政治中心转移,有必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从春秋中期起,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的青铜文明完全纳入楚系青铜文化圈,从而构成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的源头。     

春秋时代用亲用贤考

春秋时代的政治制度是西周政治制度的延续,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宗法政治伦理观念仍是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权力世袭也仍然是获得政治权力的主要方式。但春秋时代是社会变革的时代,在春秋早中期已有用贤使能的现象与观念出现,其中以晋国最为典型。弃亲用羁是用贤使能的早期表现形式,是贵族政治与贤能政治的混合体,体现了用亲与用贤的尖锐矛盾。至春秋晚期,用贤使能的政治伦理观念已能为社会普遍接受了。     

《易经》成书年代新证

《易经》究竟成书于何时，是关系到正确认识、研先、评价《易经》的重要问题。本立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认为《易经》最后成书当在春秋早期。文章着力于内证，在六十四卦中远出益卦、旅卦、鼎卦三个具有代变性的卦，作为考察对象，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分别从《易经》所反映的重大历史事件、商业和日常生活用具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其结论是：益卦六四艾“为依迁国”是指西周末年郑国东迁之事；诱卦所触及的远地行商具备西周末年，尤其是春秋早期，远地行商刚刚起步、正待风行的时代特征；鼎卦中的鼎，究其形状和铸造方式，显然属于春秋早期，而它能作为一般的煮食之器出现在依神而存的《易经》里，更是春秋早期礼制遭到破坏的结果。     

安徽省枞阳县杨市村出土青铜器研究

1987年安徽省安庆市枞阳县杨市村出土的三件青铜器从形制和纹饰上判断,年代为春秋中期,带有明显的春秋中期江淮之间区域文化特色,为青铜鼎和青铜匜在安徽江淮之间发展的一个阶段。同时,这三件铜器也蕴含了中原、吴越文化因素,反映了多种文化在江淮之间的交融。     

古申国历史与地理论考

作为伯夷后裔的姜姓申国,从夏、商以来作为方国而存在于陕西境内,史称西申;西周中期,为了防御不断强大的楚人,宣王改封申伯于今河南南阳市区东北的独山附近,又称南申,而原在陕西米脂的西申之国却逐步走向衰落,东迁至山西中西部的介休县一带,与这里的吕部族会合;根据史书记载,南申国故城应在今南阳市市区的东北部,申城为其都邑,而谢城为其另一大城邑。南申于春秋前期被楚文王所灭,申地成为楚的一个县,迁原申国至今河南信阳市,学术界或称之为东申;东申在楚灵王时曾迁入楚地,楚平王复其国,大概亡于春秋晚期。从夏代至春秋晚期,申国延续了约1600年。     

从礼器到日常用器--论两汉时期青铜容器的变化

汉代是中国古代铜器发展史的重要时期,其间青铜容器完成了从礼器到日常用器、从周制转变为汉制的过程.主要体现在:器类方面,传统礼器逐渐消亡,日常用器种类增多;纹饰内容方面,从以神仙世界的灵异纹饰为主逐渐过渡到以人间的吉祥图案为主;铭文的内涵也由物勒工名转变为吉祥语言.从总体上看,西汉早期青铜容器还处在周制阶段,西汉晚期汉制才得到确立,西汉中期为过渡阶段.     

甘肃灵台姚家河墓地与古乖国

考古资料表明,甘肃灵台一带是西周时期一个重要的聚落中心,而1972年发现的姚家河西周墓地则为长期未决的乖国地望提供了重要线索.古乖国可能座落在今泾河上游,其支流达溪河两岸,从先周开始就是周人的同盟军,曾协助周人克商.与乖国有关的青铜器铭文则反映了周王朝与边境小国之间复杂而多变的政治关系,是研究周与西北边境文化群体之间关系的重要信息.     

西周周王铜器论列

目前已出土的西周时期周王为宗庙、祖先及其他人所作铜器大致有19件,从它们的形制、纹饰、铭文等方面的特点,可推测出陕西岐山周王庙西周贵族墓葬群的发现,将对西周铜器的组合形成与分期断代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并揭示西周社会历史的诸多奥秘.     

西周青铜铭文射礼研究

射礼是西周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五礼中属于嘉礼。射由技术到礼制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射由实用性演变为政治性的历史过程。《三礼》中关于射礼的记载很多。西周时期青铜铭文所记射礼,有大射礼、宾射礼和燕射礼;有射礼进行比赛和教化的专门场所——射宫;足见射礼在西周社会的重要政治地位。西周射礼与《仪礼·大射仪》在参射人员的等级上、具体注重的射事内容和射礼的作用功能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从西周早期的大射礼、宾射礼向晚期燕射礼的转变,从青铜铭文中的射礼注重“礼”到《仪礼·大射仪》注重“仪”的转变,暗涵着西周礼制的逐渐松弛、礼乐文化下移的历史趋势。     

论秦汉铜器的一体化

秦汉铜器的一体化可划分为秦至汉初、西汉中期至晚期前段、西汉晚期后段至东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一体化主要体现在打破了先秦族群铜器文化独立发展的格局,与秦汉帝国的统一和建立有关。第二阶段主要为铜礼器的一体化,与汉武帝的铜政即工官专控有关。第三阶段主要为实用器具的一体化,与铜器制作的放开、私家作坊的涌现所导致的产品商业化有关。不同阶段的铜器一体化程度不同：秦至汉初处于雏形阶段,西汉中期至晚期前段进程加速,西汉晚期后段至东汉得到进一步加强。     

西周金文与召公身世之考证

召公奭是商末周初著名历史人物之一,然而关于他的身世,却是自汉以降二千多年来学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召公奭是周文王的儿子,而另一种观点却认为召公奭仅是“周之支族”,与周王室的血缘关系较远。本文通过对相关古典文献资料的梳理、分析,特别是通过对西周燕召铜器铭文中“日名之制”的分析,认为召公奭并非如某些文献所言为周文王子,困为“日名之制’是殷人使用的制度,周王室是不采用的,召公氏族虽与姬周同姓却是“周之支族”,此族本与姬周本支同居西土,后从本支分离出来迁居于东方“召”地,“召”随后演变为此姬周别支之氏族名、国名。     

三星金沙铜人圈手考

三星堆、金沙遗址皆出土铜人圈手形象,而且尺寸夸张。其文化内涵,主要显示沟通天人的思想。而铜人也从世俗的大巫,转化为天使或神龙的化身。在宝鸡茹家庄西周墓中,也发现此类圈手铜人,表明与三星、金沙有亲族关系。由于广汉、成都、宝鸡构成时间序列,其文化溯源又与长江有关,因而显示出这支蜀人的迁徙路线,应从长江中下游到成都平原,又沿嘉陵江北越秦岭,而至渭水南岸。     

唐代以前广西冶铜铸铜成就简述

早在战国时期,广西就有骆越人铸造青铜器的石范;著名的铜石岭遗址说明汉代广西有了大规模炼铜业,罗泊湾汉墓出土的大量铜器,一方面说明广西与中原文化有着广泛的联系,另一方面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铜器,也反映了当时南越国冶铜、铸铜的精湛技术;三国到隋代,广西俚人、僚人大量铸造硕大的铜鼓,使青铜铸造技术达到一个高峰,并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大量史实说明,唐代以前骆越人、乌浒人、俚人、僚人在开采铜矿、冶炼铜、铸造铜器方面都为中华民族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柞伯簋形制看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互动

柞伯簋的形制一般认为西周早期中原地区青铜簋Ⅰ型3式——双耳圈足簋,而圈足下独特的喇叭形支座则被简单认定为增高器物的目的而未予深入探究。柞(胙)伯簋的喇叭形支座与青铜鍑形制之间的联系可读解出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在商周时期的文化互动关系。柞(胙)伯簋为西周时期物质生活史的文化表征之一。     

论《诗经·周颂》的时代特征

《周颂》是西周特定时代之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诗篇,具有突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周颂》中的周初诗篇强调继承文德、保守天命,体现了周初统治者突出的敬业意识;而西周中、晚期《颂》诗则只强调求福禄于神祖,这反映了周代统治者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周颂》宗教色彩、神灵意识淡薄,抒情、描写多针对现实,具有突出的理性特征。这种理性特征是西周思想文化背景的反映,它与《尚书》等史籍中所反映的西周统治者的理性思想是相符的。《周颂》在艺术形式上显示出中国诗歌在形成之初的诸多原始性特征,这与《鲁颂》《商颂》形成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