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林外史》胡屠户形象

胡屠户是《儒林外史》中身处社会底层身份卑贱的小商人,是作者刻画得较为生动鲜活的形象之一,作者通过对他的描写、形象地反映了科举制度对人的价值观的扭曲,深刻揭示出促使儒林士人在科举道路上苦苦攀登、至死不悔的社会根源。     

透视《儒林外史》看吴敬梓的意识人生

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精神的产物,作为一种为人而存在的创作物,是人类对自身生命体验的产物,也是人类参照自身体验文学化、对象化的表现,作家借用作品中的人物和场景来展示自己的人生阅历与审美价值。《儒林外史》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一部全景式反映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人生经历的作品,是作者吴敬梓倾注了大量心血,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提炼和升华出来的结果。     

《儒林外史》文体渊源试探

《儒林外史》不仅仅是直接从白话通俗小说发展而来,其文体渊源可追溯到《世说新语》,在不重纪事而追求人物神韵、文人性、真人轶事性、谐趣性以及适应于创作宗旨的分类结构等诸多方面,《儒林外史》都受到了《世说新语》的影响,吴敬梓在汲取《世说新语》所表现的文化精神之同时,把《世说新语》的文体因素融化到白话小说的创作中,使《儒林外史》的小说文体呈现出独特的风貌。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论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不只是表现手法 ,而是总体构思和具体描写中有反思明史、总结明亡历史教训的用心 ,委婉曲折地表达了怀念明朝的民族主义思想感情。这在清初至清中叶汉族士人创作的小说中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语义场与科举词汇翻译策略研究——以《儒林外史》为例

科举制度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儒林外史》中以相互依存的科举词汇的形式体现出来。这些词汇围绕科举考试制度体系形成了一个整体语义场,这一总语义场又由若干个具有顺序、同义、部分等不同场型特点的子语义场构成。基于对科举词汇总语义场的科学认知,针对不同子语义场的构成特点选择相应的文化词汇翻译策略。科举词汇因其对于该著作的相关度和重现度都很高,也不宜使用透明化的翻译方法,译者应该更倾向于采用抵抗式翻译,并以科举词汇语义场为整体框架,通过异化翻译让读者了解到中国文化的相异之处,以实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如音译加注释的异化翻译策略可使这一类词汇的翻译更加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科举词汇翻译信息缺省的影响。     

20世纪《儒林外史》研究的回顾

本文简要回顾了２０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儒林外史》思想内容、艺术表现、创作方法以及人物等各方面的系统研究。     

《儒林外史》中的饮食与世情

小说中常以饮食来刻画人物。透过《儒林外史》中丰富的饮食描写,读者不但可以对饮食之人有直观生动的了解,更可由诸多个人所组成的群体,进一步觇见清初儒林之世情。书中对于世情的描摹、人性的表现,能令读者——尤其是身处今日之＂儒林＂者在读此书时,皆能依稀看到镜子中的自己。     

《金瓶梅》与《儒林外史》审丑特质刍议

《金瓶梅》和《儒林外史》在审丑特质上,即审丑主体、审丑客体、对待美丑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差异性,这种审丑特质上的差异性正是《儒林外史》对《金瓶梅》反拨与拒绝的重要体现。分析前者对后者在审丑层面的反拨的具体体现,有助于准确认识小说自身的存在价值及文学史意义,有利于全面地发掘出两部作品之间的动态变迁,避免了拘囿于单向度的研究层面,从而使得研究呈现出一种双向的维度,令小说的独特存在价值得到更好的凸显。     

《儒林外史》明喻翻译策略

根据明喻的定义,找出了《儒林外史》中的所有明喻,并根据对应的翻译策略将这些明喻进行分类和统计,最后得出在明喻翻译中直译是主要的翻译策略,其次是解释和转义。根据这些统计的结果分析译者使用这些翻译策略的原因,期望能给以后的明喻翻译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儒林外史》英译中的省略与抽象

根据大中华文库《儒林外史》汉英对照本,结合实例,探讨了宪益、戴乃迭英译本中的省略和抽象现象,分析了略和抽象翻译的原因及其对译文忠实性,文化的交流及读者接受的影响。     

试论清代科举中的考差制度

考差是清代对各省乡试正副主考官的选拔考试。肇始于顺治年间,至雍正形成考差制度,乾隆、嘉庆诸朝不断调整、完善,使其成为清代科举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无论从制度的建设去评价,还是从实践的效果去衡量,清代考差制度都有其积极的意义。     

元代科举与程朱理学关系探析

元朝建立之后,蒙古贵族长时间停开科举,士子通过读书应试博取科举功名入仕的通道被彻底阻断,士子们读书、研究的功利目的因此减少了,这为元朝科举以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作为考试标准奠定了学术基础。与此同时,士子们学习儒学、程朱理学的热情显著下降,导致读书人的数量明显减少。理学家不仅是元仁宗恢复科举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内容的设计者。科举恢复以后,程朱理学的官方思想地位得到稳固,这对程朱理学的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然而,士子们为获取科举功名而学习程朱理学,与真正潜心研习程朱理学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尤其是部分士子将程朱理学视为谋取利禄的手段,使程朱理学失去了发展的内在动力。     

唐进士科考试时间探析

唐代进士科考试时间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明确的问题.本文在对唐代进士科举子申送和省试时间进行考证的基础上,得出了进士科举子在每年的十月份申送,尚书省考试是在十一月至来年三月之间进行的结论.     

清代河西地区的科举家族探析

清代科举家族是指那些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其中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在全国或地方产生重要影响的家族。清代河西地区科举家族的出现是多重因素共致的结果,诸如政局稳定、教育机构创建、科举政策调适以及科举家族内部教育环境等。科举家族一般是地方社会的望族,在地方社会的公共领域,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科场整肃与晚清吏治

清末吏治败坏,科举考试更是弊窦丛生,考官收受贿赂、阅卷马虎草率、判文不按规定、大员子弟舞弊、学政出题割裂。清政府曾进行大力整顿,甚至不惜严刑峻法,对一些违法官员处以极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场腐败,维护了科举考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在社会上起到了震慑作用。     

清代科举考试中的"贱民"冒考问题

清代的贱民等级,包括奴仆类贱民、隶卒类贱民、倡优以及乐户等.其应举资格受到严格的限制,无法直接以合法的身份进入科场.由于雍正时期的"除豁令"以及其他相关规定,贱民等级的应试权益前后呈现为一种由"基本缺失"到"有限改良"的特点,但总体而言,贱民身份者仍无法在短期内顺利获得应举资格.在科名的强大诱惑下,不同类别的贱民通过各种途径冒考科举的现象在清代并不鲜见.科举考试将贱民等级排除在外,其根源不在于科举制度本身,而在于"清流品而重名器"的社会传统.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科举制仍堪称极具开放性与公平性的选才制度.     

晚清科举制废除以后新教育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

晚清科举制废除以后,束缚新教育发展的枷锁打破了,新教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中国教育开始了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变。但是,废科举在给新教育开路的同时,也使新教育面临许多新的时代难题,体现了作为社会改革一个重要方面的教育改革的复杂与艰难。     

清代钦差大臣存在原因探析

钦差大臣是我国明清时期出现的一种适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社会特点的特殊官职 ,在当时的各种社会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清代钦差大臣派遣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清代专制集权统治下监察制度的不完善、清代吏治的腐败与高级官吏经济犯罪增加、清朝政府加强对地方管理等因素造成的。清朝经常派遣钦差大臣处理各类重要事件     

明清陕西关中书院与科举制度

关中书院是明清两代陕西地方最高学府,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都享有盛誉。明神宗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由陕西著名学者冯从吾创办,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书院改为师范学堂。数百年间,关中书院秉承宋元书院之遗风,先后有冯从吾、孙景烈、李颙等大理学家于此教授,他们以昌明关学为己任,以讲求性理为宗旨,主张＂明体适用＂。同时,科举成就斐然。关中之乡试、府试的考举之士,多为此书院之生员,并培养出清代陕西惟一的状元王杰。此外,西北奇才于右任、关中大儒牛兆濂、教育家刘古愚等也曾就学于关中书院。关中书院为陕西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御制耕织图的版本和刊刻探究

耕织图是清代御制文献中的一个农业主题,清代宫廷曾出现过大量帝王御制的以耕织图为主题的书画作品,清宫所藏甚多,记载于各类目录学著作当中.清代帝王的御制耕织图,有绘本、拓本、刻本等多种形式,它们之间在创作上存在传承、模拟和复制的关系.耕织图的创作最初由帝王命宫廷画师作画,再由帝王亲自题写诗文,装裱成为完整的书画作品后择其优者刊刻印行,刻立石碑,形成形态各异的耕织图文献,或深藏清宫、或赏赐王公、或立碑长存、或流布民间、或广传海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