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诅楚文》释要——兼论《九歌》的写作年代

一、《诅楚文》刻石的历史背景 《诅楚文》就是公元前312年(楚怀王十七年、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的秋天,秦楚大战于兰田(今陕西兰田县),秦惠文王诅咒楚怀王的文字。因为文章的目的是诅咒楚国,是希望神灵降祸于楚师,所以世人通称它为《诅楚文》。     

秦诅楚文考释——兼释亚驼、大沈久湫两辞

上篇释文诅阻豫切,御韵。又音阻,语韵。字亦作謯,咒诅也。《小雅·何人斯》:“以诅尔斯”,《释文》:“以祸福之言相要曰诅”。《书·无逸》:“否则厥口诅祝”,《疏》:“诅祝谓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谓诅祝,请神加殃谓之诅。《周礼》春官之属掌盟诅之祝号”。古者出师,必底敌人之罪于神,如武王伐纣,底纣之罪于皇天上帝。诅楚者,(?)人以祸福之言,相要于楚、齐、诸侯三晋诸神,令加以诛讨,以咒楚齐之盟,求胜之也。诅楚文或题曰秦祀巫咸文(《集古录》),或曰秦誓文(《西溪丛话》),或曰巫咸碑(方勺《泊宅篇》),而题诅楚文者为最多。其文凡三篇,题曰《诅楚》,分题三篇曰湫     

《左传》成书下限最晚在公元前392年考证

《左传》成书下限在田氏代齐即公元前386年之前,是目前学术界多数人认可的结论。本文进一步结合《左传》中“秦之不复东征”的预言,考察了大量史料,认为发此预言的作者所见到的,不应当仅仅是秦处于不东征时期,更应当是就国内外情势看秦正处于将来也不能东征的衰弱时期。即作者决不能面对一个虽暂时未有东征行动、但业已强大的秦国下此等断言。而这一时期,恰是公元前五世纪中叶至公元前392年间秦国的形势,此时秦内有易君篡弑之乱,外与邻国作战屡屡失利,国势衰微。而自公元前391年到田齐为诸侯的公元前386年秦连续的顺利“东征”,又排除了《左传》成书于这一时期的可能。因此,《左传》成书时间下限最晚只能在公元前392年了。     

中国古代的占卜与地域性

以九店《日书》抄录的各条占辞为主,与除睡虎地和放马滩以外再加上秦统一后的周家台秦简和西汉景帝期的孔家坡汉简等各篇《日书》进行比较分析,研讨楚、秦两地使用占卜的关系、占卜与地域性的问题等。认为：(1)九店《日书》全十三篇之中确实流传到西汉时代的占卜只有“往亡”一篇而已。　(2)九店“裁衣”前一半（简94）部分继承到睡虎地“衣”篇而没流传到西汉时代,但后一半的忌日（简95）流传情况不一样。(3)九店“占出入盗疾”是由在战国楚单独流行的四种占辞组成的占卜,秦统一后同一系统占卜或部分占辞仍然在楚故地流传一时。     

论韩愈《鳄鱼文》的文体及其渊源

韩愈《鳄鱼文》文体的认定历来有多种说法。有的将它看作是游戏文字,有的看作是祭文,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篇用来驱除鳄鱼的檄文。其在修辞手法上,与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中所收的檄文,如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非常相似。而其直接灵感来源,很有可能是南朝竺道爽的《檄太山文》。该文收于《弘明集》,与《鳄鱼文》一样,其所讨伐的对象与一般檄文不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敌方,而是自然界的神灵。韩愈虽然排佛,其实佛教对其文学创作影响很大,已有论者指出,《弘明集》是他所喜爱的一本案头佛教读物。     

中华书局姚刊三韵本《类篇·石部》校读劄记

今通行本《类篇》有中华书局的姚刊三韵本影印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上海图书馆藏汲古阁影宋钞本影印的本子。但中华书局姚刊三韵本讹误甚多,使用前需对其进行校勘。以中华书局本（1984年12月第1版）为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本（1988年2月第1版）为参校本,对《类篇.石部》进行校勘,可以发现：姚刊三韵本《类篇.石部》存在释义和读音方面的一些错误,如＂碑＂下所引郑康成之说＂官＂当作＂宫＂、＂空＂作＂窆＂,＂砠＂所引《说文》＂石戴土＂当为＂土戴石＂,《说文》＂■＂之释义＂石也恶也＂的前一个＂也＂字乃＂地＂之偏旁讹夺,等等。同时,《说文》、《集韵》也有若干失误。这些讹误主要是由形近而讹、偏旁讹夺、倒文等原因造成的。     

《楚居》的性质、作者及写作年代

在《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竹简(壹)》中,《楚居》是一篇很另类的文献。共14支简,原无篇题。主要叙述自季连开始到楚悼王共23位楚公楚王的居处迁徙,内容与《世本》之《居篇》很相类,故定名为《楚居》。应该说,这个定名是有一定依据的。《世本》15篇,著录于《汉书.艺文志》春秋类,是先秦时期重要史籍之一。陈梦家先生据《世本》述及赵王迁事,并称为今王迁,认为是战国末赵人所作;成书于秦始皇十三年至十九年(公元前     

《说文》古文研究

《说文》古文保留了大量战国文字资料。通过将《说文》古文和楚简文字相比对,可以发现很多《说文》古文具有楚系文字的特点。《说文》古文主要来源于古文经写本,但这并不是唯一来源,可能还有鼎彝等其他古文字资料。     

《诗论》通假字的语音现象分析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有一篇讨论《诗经》的文字,被题为《孔子诗论》。《孔子诗论》中有大量的通假字。文中对《孔子诗论》中的通假字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分析,指出了这些通假字在声、韵、调三方面所反映出的上古汉语语音的特点;同时也指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这篇讨论《诗经》的文字,在没有弄清它的真正作者之前,题为《诗论》最为确切。     

秦“书同文”传统与中国早期书体嬗变考论

"书同文"传统作为政治因素对中国早期书体嬗变的影响常常被忽视。秦文字书体嬗变时常伴随"书同文"传统的影响。"书同文"传统主导了以秦文字为代表的周秦一脉文字书体的嬗变,确保了秦文字书体的演变始终位于中国文字书体发展的主线之上。西周末年《史籀篇》的整理引导秦文大篆进行规范性重塑:正体大篆进一步向规范、整饬化方向发展;俗书简牍写本向解散篆构方向发展,引发秦文隶变。秦国兼并战争期间的"书同文"更是以完整的体系,渗透到官私文书中,加速了秦文隶变。秦始皇"书同文字",颁行标准小篆,实际上是以规范至极的篆书终结了古文篆书时代,将秦隶推至历史的前台。     

论《国殇》为秦人所作及其相关问题

《九歌·国殇》一篇之作者、作时及创作主旨,传统认为乃屈原为纪念楚国历年战争中为国牺牲之将士所作。但从《国殇》与《九歌》它篇风格之迥异及其语词绝不类于屈原所作《楚辞》它篇来看,《国殇》不仅非屈原之所作且也非《楚辞》之所属。而从《国殇》与《诗经.秦风.无衣》风格及《汉书》等文献所述秦人风尚之比较来看,《国殇》之风最近秦人。而考之《史记》等相关文献,《国殇》最有可能为秦人纪念在长平之战中死去的国中少年所作,其时间当是长平之战后即公元前260年后这一时间段。     

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

战国中后期,秦楚尖锐对立,楚怀王成了被欺诈、被侮辱的悲剧形象,楚人蒙羞,啣恨百年,不忘报仇雪耻。此乃《招魂》、《大招》和以“存君兴国”为主旋律的屈原作品得以传播的社会基础。 '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世相教传 ',汉代人的记叙必有事实依托,但具体细节莫可踪迹。在楚辞文本传承、解说衍生、诵读不辍诸方面,贾谊、刘安、司马迁、刘向、王逸、郭璞、刘杳、刘勰、萧统、智(道)、公孙罗、李善、五臣、王勉、大江匡衡(日本)诸先贤在楚辞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     

秦汉之际楚政权封君赐爵制度初探

秦汉之际的制度是秦制、楚制、汉制的嬗变。楚政权的封君赐爵制度包括封君、封侯及其他爵位,主要为虚封,不食邑;楚政权的赐爵制度以战国时代的楚国爵制和秦爵制为主,兼采其他诸国爵位又有所变化,对西汉爵制起着深远影响。     

楚国饮食文化三论

先秦时期的楚国地处南方江汉平原,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俗风习,形成了楚人具有个性特色的饮食文化。楚人饭稻羹鱼、五味调和、桂酒琼浆,既显出有别于中原的饮食习尚,又具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     

《秦子簋盖铭文》及其相关问题考释

在辨析前贤观点的基础上,联系<秦武公钟铭文>与<史记>的相关记载,推断<秦子簋盖铭文>中的秦子应该是出子.铭文中的"姬"姓女子与<秦武公钟铭文>中的"王姬"系同一人,她是宪公的正夫人、出子的生母.出子被称做子,既不属于子爵称子,也不属于"公侯在丧日子",而是秦国特定政治环境下的产物.由这件簋盖铭文可以推断其他几件秦子器亦为出子时作.     

《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不可信

司马迁依据《秦记》及诸侯史记,兼采“战国之权变”,记载苏秦、张仪事迹多有精确纪年;刘向校定《战国策》,亲见《苏子》、《张子》及诸子百家之书。《史记》、《国策》载苏秦合纵在前、张仪连横在后,无可怀疑。《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则为后人假托,并不可信。苏氏三兄弟都主张合纵抗秦,其活动范围与对待燕、齐诸国的立场惊人相似。加上此类资料相关背景不清,多无主名,在流传过程中屡经窜改,为后人冒名假托提供了方便。司马迁、刘向都见到过类似材料,而且经过甄别毫不含糊地作出了否定的判断。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又一次证实了司马迁“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的论断。     

战国后期秦国统治蜀之政策研究

战国后期 ,秦国抓住有利时机吞并了蜀、巴 ,图谋与楚对抗 ,以求统一天下。为了实现蜀地的直接统治 ,秦在统一蜀地之初 ,在蜀地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封蜀侯 ,置蜀守、蜀相 ;移民、筑城 ;开发蜀土地、山林资源。秦国在蜀地的统治政策可以说是后代羁縻政策乃至土司制度的渊源。     

汉代越地楚歌诗及越文化的走向——以《吴越春秋》为中心

楚歌诗是汉代的主流艺术形式。《吴越春秋》中的楚歌诗并非先秦成诗,而是汉代越地文人赵晔的自创,或自出机杼,或改写史料,是汉代越地楚歌诗的代表。这些楚歌诗既继承了楚歌诗以＂悲＂为主的情感特征,同时也表现出越文化特色,在情感表达上更加强烈、复杂,篇幅增加,语言更为丰富细腻,有明显的文人案头创作痕迹。汉代越地楚歌诗的出现是在汉代大一统社会背景下楚文化风尚及地域文化转向的产物,它反映出越文化在汉代与主流文化逐渐趋同、融合的走向。     

《天问》写作年代和地点推测

《天问》的写作年代和地点问题,历来存在异说.如果结合屈原的经历、楚国当时的历史背景及《天问》的内容和形式等各方面作综合考察,可知屈原自被楚怀王疏远之后,即被贬为"三闾大夫"."三闾"乃邑名,在汉北;其间因汉北在秦、楚大战中为秦所占,屈原曾一度返回郢都并出使齐国.从齐国归国后屈原又回到汉北,由于受到稷下思想及《诗经》传统的影响,屈原便于楚怀王二十年(公元前310年),在汉北"三闾邑""书壁而问"创作了《天问》一诗.     

牂牁并夜郎国都及宋元置贵州政权在古代思南考

一、寻踪公元前1046年,在二千余里今名乌江古名牂牁江流域中段的古代思南,以牂牁江名建立牂牁国的七百多年后,当秦国夺取巴蜀两国而用兵牂牁国时,牂牁国易名为夜郎国投诚了秦国。接后当秦于公元前280年夺辰沅流域楚黔中时,便引起楚于公元前279年攻牂牁江流域的秦夜郎。秦统一中国后在古代思南设置夜郎郡吏。汉武帝赐夜郎王印,并在思南设立牂牁郡。二、揭示末代夜郎王兴反叛汉朝被牂牁太守陈立率部消灭后,当夜郎遗土历经唐宋两朝演变为五十个各自为政的羁縻州时,宋徽宗置"黔南路取牂牁夜郎地"战略,以合(和)而贵,集大而贵一统五十个一盘散沙的羁縻州形成"贵州"区划法定名称时,宋代在古代思南建立贵州防御使、贵州团练使、贵州经略安抚使、贵州刺史,以及元在思南设立宣慰司一统贵州版图。到了明朝,明成祖于公元1413年,以五万军队剿思南"撤司建府",将六百年以前贵州政权在思南的七部历史志书全部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