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与权变:群体性事件及其处置中的政府责任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大多是因利益问题引起的,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快速社会转型导致的制度缺失和规则失范使无规则的利益博弈不断挑战社会的利益均衡而引起的.作为转型时期的政府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面临着管理模式的转变,同样存在制度缺失和规则失范的窘境,同时由于作为利益主体参加利益博弈,行为也易变得无序和权变.这种情况使政府不能很好地处理当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从而成为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根本措施在于进行制度建设以减少无序、失范和权变情况的发生.     

利益表达型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探析及对策研究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冲击和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已进入社会结构重组、利益结构分化、社会矛盾迭出的转型期。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阶层结构断裂、利益表达机制缺位、政府管理能力滞后、社会群体心态失衡等原因致使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而其中绝大多数又以利益表达型的群体性事件最为突出,接连不断的群体性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影响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症结。面对群体性事件的诸多负功能,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对群体性事件加以防范和治理。     

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心理机制及其防治--基于社会工作组织参与的视角

随着我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积累和环境污染的加剧，当前环境群体性事件呈现高发态势，并对公共秩序、公私财产安全及人身安全产生了巨大危害。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演化遵循着典型邻避情结及情绪感染的个体社会心理机制和群体心理动员方式。构筑专业社会工作组织嵌入参与的治理机制有助于缓解邻避心理压力、防治环境群体性事件，即在公民环境抗争中将“身体的感受性”这种基于身体或心理焦虑的主观判断让位于专家型的专业参与，让社会工作组织在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充当消解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支撑力量，并确保在公共决策前开放民意沟通渠道，构建保障社会工作组织有效参与决策的政治吸纳机制。     

完善网络舆情应对机制 提高群体性事件化解能力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日益普及,网络舆情空前高涨,群体性事件的网络特征日渐凸显,对党和政府的舆情应对能力带来很大的挑战。因此,建立完善网络舆情的预警、监控、引导和回应机制,提高群体性事件的情绪疏导和矛盾化解能力,成为做好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的重要环节。     

网络新技术、新应用与电子商务生态化治理

云计算、大数据等网络新技术挑战了以有限资源为基础的物权和知识产权制度。CtoB模式的出现,对产品责任制度提出了挑战。网络新技术与新应用提出的挑战使电子商务进入到生态化治理时代。政府治理是电子商务生态化治理的重要一环,为适应电子商务生态化治理的需要,政府应改变现行的监管思路和方式,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积极开展消费者教育。     

社会工作介入环境群体性事件预防的机制与路径--基于大数据视角

预防因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当前社会治理的难题。利用大数据，改进传统个案、小组、社区工作的方法来应对邻避效应，帮助社区居民缓解对环境污染的抗争情绪，建立预防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工作介入机制与路径。社会工作扎根于社区，搭建社区线下数据平台和网络线上数据平台，收集、分析、预判社区居民对环境污染事件的态度、行为反应，挖掘社区舆情信息，捕捉居民心理状态，为服务对象开展点对点的情绪疏导、困难帮扶、社区反馈、微治理、网络社会工作等专业服务，制定精准关顾策略，达到预防目标。     

防治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研究

传统的政府单一管治模式在防治高频率、多地域、社区性、诉求合理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方面显得难以见效。防治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是指政府将经济项目决策中的环境风险与社会风险评估、利益协调、情绪疏导、行为矫正、社区关系调制等服务,交给专业社会工作机构来完成,并支付相关费用,由此形成一种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政府提供、社会工作组织生产、民众消费＂多元服务方式。传统购买模式的有效性,关键是以＂环境经济项目＂为顶点,政府、社会工作组织为两大治理主体,以购买、考核为两大核心要素,构筑＂政府、社会工作组织、公众、传媒＂四位一体、相互监督制约的平衡机制。     

防范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思路与对策——以北京市为例

针对当前维权抗争、群体性纠纷、集体泄愤以及网络炒作四类突出事件,北京市防范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思路与对策应包括四个方面,即构建"大信访"避免从维权到抗争,开展"大调解"化解群体性纠纷,打造"大综治"预防集体泄愤事件,实行"大网管"掌控群体性事件新区域。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与应对

随着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时期,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逐渐增多。其中一些地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纠纷,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新诱因。分析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存在问题,探讨有效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思路,是当前摆在各级政府及广大环保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网络环境下高校群体性事件的防控策略分析

网络的广泛应用在给大学生学习生活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为高校群体事件的防控带来了挑战。网络环境学生群体性事件呈现突发性强、局部放大效应明显、网上网下联动、不可预见性强等特征。高校应从占领阵地、建立体系、构筑平台和提高网络道德和法制观念等四方面进行防控和应对。     

农村群体性事件中的舆论传播及其引导

近年随着农村社会矛盾的激化,很多地方相继爆发了一些影响重大的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是群体舆论的行为表达,是广大农民通过肢体语言宣泄来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由于少数地方政府没有认识到现代农民公民意识的觉醒,依然用强制手段来处理基层社会矛盾,致使基层干群关系紧张,群体性事件的矛头越来越向基层政府集中。群体舆论的传播有其固有的规律,基层政府只有尊重和服从客观规律,把握农民的社会心理,才能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有效的舆论引导。     

针对地方政府的群体性事件之特点、趋势及治理——政治信任的视角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个别地方政府面临的信任危机日益突出,一个突出表现是各种形式的针对地方政府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这类事件具有非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对抗性不断增强、互联网推波助澜、可控性弱和代价沉重等特点,并且呈现出从心理能量到社会行动、从旁观者到参与者、从单一个案到连锁反应、从具体直接诉求到抽象间接诉求、从政府信任危机到政治危机等趋势.要想从根本上防止和治理这类群体性事件,必须以政府的转型促进政治信任关系的转型,以制度信任的重建保障和带动特征信任和过程信任的重建.     

探索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

化解社会矛盾是深化改革、维护社会稳定、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当前社会矛盾呈现出主体改变、群体性事件频发且燃点降低、诉求表达方式多元和非直接利益者参与度高的特点。探索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要正视矛盾、疏导民意、尝试运用新的组织架构,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完善诉求表达机制。     

略论妥善处置和积极预防群体性事件的辩证法智慧

群体性事件频发,是当前的一个现实现象。妥善处理和预防群体性事件,事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认真研究高发的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与规律,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妥善处置和积极预防群体性事件,离不开科学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宁波PX事件对地方政府应对相关群体性事件的启示

2012年宁波部分市民游行反对PX项目,时隔两年后的2014年4月广东茂名再次因市民反对PX项目导致群体性事件。本文指出宁波在处理群体性事件存在的问题,认为应该深刻反思政府具体处置的方式方法,得出PX事件的启示,并就国务院与地方政府今后上PX项目提出建议。     

六十年来我党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探索与启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很重要任务,就是要科学对待和处理群体性事件,保持社会稳定。从历史的角度,重新梳理我们党六十年来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历程,总结经验教训,无疑对我们党当前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社会治理中的舆情偏向与法理公正

在利益格局调整的转型期中国,客观矛盾激化,各种群体性事件频发。客观矛盾在新媒体环境下带来网络舆情的空前活跃。不可否认,网络舆情在社会治理方面能起到监督公权力、下情上达等作用,然而舆情的民粹主义偏向也使社会治理面临更加棘手的舆论压力。如何借助法理公正来纠正舆情偏向,是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     

治理视域下电子政府构建中的的责任结构问题研究

信息时代对政府责任的的强化,虚拟公共领域的安全性对政府治理提出的挑战和多元主体格局的有序性对责任智力的需求凸显了电子政府构建中的责任结构问题研究的紧迫性。当前,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存在的问题桎梏了电子政府的继续纵深发展,需要通过加强信息基础设施,提升电子政府治理能力和制度建设几个方面加以厘清。     

群体性事件处理机制的法理检省与重建

依意识形态观念去看待并处理群体性事件,会基于对参与者忠诚性的排斥而将群体性事件定位于先在的恶,并试图在实践中消除群体性的权益诉求方式。现代多元社会中群体性事件的出现乃社会常态,应在政治文明建设目标的指引下和法治国家的框架内,实现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态度和处理方式的转换。主体间性是群体性事件处理的思维进路,坚持处理者与参与者平等原则,重在改进政府工作并深化与公众的理性沟通。群体性利益诉求乃群体性事件处理的核心,应通过认真对待权利及回应型处理具体事件等化解和保障群体性利益诉求,以达发挥群体性事件外部正效应之目标,并促进法治秩序的实现。     

西方政策与民意采集结果的一致性分析

政策与民意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个令人好奇与值得探讨的现象,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主题。西方学者对政策与民意的相关性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分析表明,西方政策与民意采集结果的一致性以多种形态呈现出来,表现为政府政策对民意采集结果的响应,政府通过引导使民意与政策趋向一致,不同政治领域与事件中表现的一致性关系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