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派”的史学思想及其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以雷海宗、林同济、陈铨等为代表的“战国策派”,他们从文化形态史观出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考察,提出了战国时代重演论、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期和国民性改造的思想,其思想实质是宣扬民族主义。他们以《战国策》等刊物为宣传阵地,积极撰文进行学术研究,先后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观点和见解,为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战国策派"民族主义史学在抗战期间的兴衰

抗日战争时期兴起的"战国策派"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学术团体,其主要成员雷海宗、林同济用所谓"历史形态学"来解释中国历史,批评中国柔性主义文化传统,主张恢复战国时期文武并重的文化,以适应激烈的民族竞争,并主张战时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它的历史观是有非理性倾向,它的激进民族主义主张及其可悲命运则具有思想史价值.     

和而不同、殊途同归——沈从文与“战国派”的来龙去脉

依据文献资料,从参与编辑、发表文章、团体活动、文化主张等多方面看,沈从文毫无疑问是《战国策》同人和"战国派"核心成员之一。爱国情怀、忧患意识与公共意识,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战国派"诸人办刊立言的根本动因,其中沈从文对文学本身和文学运动的观念、立场的阐述和批评,及其对五四的个性思想与启蒙精神的宣扬,构成了该派之重要一极,这也表明"战国派"只是以个人立场为原则,以刊物为公共话语空间,以学院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自由作者群体,而并非整齐划一的团体或派别。     

抗战语境下的国共之争：“《野玫瑰》风波”释疑

抗战时期,围绕陈铨《野玫瑰》的上演与获奖,重庆左翼文化界与国民党文化当局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野玫瑰》风波”实质上是在独特的时代语境下上演的一部政治话剧。然而,据现有史料,对《野玫瑰》的批判,并非直接由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发动,组织。时至今日,有必要穿越意识形态的迷障,对《野玫瑰》及这次风波加以重新审视。     

《战国策》折射的尊士主题与社会影响

将《战国策》纳入政治思想史的范畴,分析"尊士"和"尊君"这两个悖论性主题。二者看似冲突,实为和谐,共同与"崇谋"、"尚贤"、"重利"的思想交织在一起。"尊士"构成显性主题,"尊君"则是隐性主题,并且规定了"尊士"的上限。"利"将士和君合而为一,促成中华帝国的形成和士的消失;而这段历史也证明了《战国策》主题思想既冲突又和谐的合理性。     

陈铨的“民族文学运动”

40年代初,陈铨在重庆发表一系列文章,创办《民族文学》杂志,倡导“民族文学运动”。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陈铨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宣扬抗战救国的“民族意识”。陈铨的“民族文学运动”与1930年代国民党官方支持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有着实质的区别。     

“思想界怪杰”:再论斯宾格勒在民国的影响

斯宾格勒学说在民国的传播及其影响,虽然有不少先行研究成果,但仍有不少史实有待发掘.本文所披露的王栻、林同济、罗荣渠以及《生死关头》、《马克斯主义在欧洲》等相关资料,多为首次使用.这些新材料可以说明:《西方的没落》对中国学生群体有一定的影响力;民国学界对斯氏著作颇为关注,不仅《西方的没落》,而且其他作品,中国读者也并不陌生;中国学者如宗白华、雷海宗、林同济等人的积极宣扬,使其在民国学界中的西方资源里占有一个醒目的位置.     

奉阳君任相及相关赵史探析

奉阳君是战国后期赵国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其人其事,《战国策》、《史记》部分篇章中虽有一些记载,然真假相伴、互相矛盾,因而使拳阳君在战国后期一系列重要活动及有关的赵国历史问题扑朔迷离,谬误多出。本文就有关史籍记载,结合七十年代长沙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拟对奉阳君其人其事及有关赵国史事作些初步探索。     

论“文革”初期山东文化领域的批判

"文革"初期山东的文化批判分为两个阶段。1965年11月《大众日报》转载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1966年4月为学术批判阶段。1966年4月到6月为政治批判阶段。第一阶段的批判严格控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具有明显的学术讨论的特征。第二阶段由学术批判转向政治批判,由学术界、教育界扩展到整个社会,并开始对本省人物进行点名批判。山东省级领导人对"文革"的态度与自身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当时的形势密切相关,同时也对整个"文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语》:孔子弟子博弈之成果——兼谈战国后期儒家八派之争及荀卿的态度

在《论语》形成过程中,孔子不同弟子及后学发挥了不同作用,围绕儒家领导权和《论语》阐释权,孔子弟子及后学在战国末期发生过激烈斗争。美国学者Bruce Brooks和Teako Btooks认为《论语》不是一次性短期成书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层累地形成的。在《论语》中,有孔子弟子及后学的篡改和删削的痕迹,也有弟子之间相互倾轧的某些信息。本文在此基础上对孔门四科十哲与曾参和儒家八派的关系做了清理,对荀卿敌视子思孟轲派和子张子夏子游三派的原因做了分析。最后批评了对待《论语》的三种不负责任的看法,提倡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兼论梁启超《新史学》的局限性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等著述,高呼"史界革命",随即兴起"新史学"思潮,推动中国史学向近代化转型,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新史学"思潮形成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以历史进化论为思想基础,以批判传统史学而破旧立新,不可避免地带有理念上的局限性,对传统旧史学的批判也有偏激的一面,但不应据此加以全盘否定,更不能因此一味攻击《新史学》的理论基础——历史进化论,从而否定近代新史学取得的超越古代的进步成就。评析梁启超及其《新史学》,是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学的大问题,应当引起学界关注。     

1920年代“文化泰戈尔”在中国接受中的“两歧”现象

1924年,"文化使者"泰戈尔访华并进行一系列演讲,在中国人文思想界掀起了不小波澜,因而出现"欢迎"与"不欢迎"两种迥异的文化现象。欢迎者之"欢迎",是因为泰氏对于西方"物质文化"的批判、对中西文化"调和"的见解等,迎合了中国人文主义者的"阅读期待";不欢迎者的"不欢迎",则出于多种原因,有反对其抽象之爱的,有反对其发售"玄学"的,更有不认同其对西方文化的非科学定位和对东方文化盲目乐观的。"文化泰戈尔"在1920年代中国接受中的"两歧"现象,反映了当时思想界关于"中国文化出路"两种叙述模式的碰撞。这种碰撞有利于将中西文化关系的讨论引向深入。     

战国策学派文化形态学理论述评——以雷海宗、林同济思想为主的分析

20世纪30-4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受欧洲的文化形态学说的启发,雷海宗、林同济等人力图建立一整套独立的对世界及中国文化基本特征及规律的认知体系,他们把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文化形态进行分类研究,同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进行了清理,雷海宗由此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文化独具“两周”的理论。雷、林还认为,20世纪30-40年代的世界正处于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战国时代”,只有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保持民族文化的个性,坚定抗战信心,才能拯救中国文化于覆亡;雷海宗甚至预言:中国文化将进入第三个发展周期。这些主要的思想观点,被视为“战国策派”文化形态学理论的核心理念。     

一个义仕派知识分子的淑世情怀

一、义仕派以孟子为代表 关于公元前372年,也就是孟子出生的那一年,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①有着这样的记载:"……赵以大戊午为相,攻魏,取乡邑七十三.魏败赵于北蔺."公元前289年,也就是孟子去世的那一年,该书有着这样的记载:"……秦大良造白起、客卿错伐魏至轵,取六十一城."杨宽先生《战国史》②书后附录的《战国大事年表》记录得还要详细些,仿佛攻城掠地、血流漂杵就是那时的家常便饭一样.不是有本刘向校录过、高诱注疏过的书叫《战国策》吗?今天也打仗,明天也战争,难怪孟子生活的那个时代在历史上被称之为战国时期.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两个问题

王明回忆录《中共50年》认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是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和"九一九宣言"两个文件提出来的,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国防文学"口号是周扬在"八一宣言"发表之前提出来的,而中共中央1931年9月19日并没有发表过《九一九宣言》,"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冯雪峰根据相关的中央文件与鲁迅、胡风协商后提出来的。历史上的"两个口号"论争表面上是"周扬派"与"鲁迅派"之间的论争,实际上应该是"周扬派""鲁迅派""托派"三方面之间的论争。"托派"的加入改变了"两个口号"论争的性质,从而在政治上使论争上升到了敌对状态。只有将"托派"置于论争的整体格局中,才能理解"两个口号"论争在政治上的严肃性和复杂性,也才能理解鲁迅为什么会下定决心与周扬等人决裂。     

秦汉时期刺客叙事的变迁——由《史记·刺客列传》到“汉武梁祠画像”中的“要离刺庆忌”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收录了五位历史人物,而出现于东汉桓灵间武梁祠画像石上的属于"刺客群组"的则有六位,与前者相比,后者所多出的为刺客要离。由《战国策》、《吕氏春秋》至《史记》、《说苑》、《汉书》,再至武梁祠画像石"要离叙事"的变化,可见"要离"未进入《史记.刺客列传》,是司马迁经过考虑而选人入传的结果。在司马迁身后,汉人对其所书写型构的"刺客世界"并未终止,刘向《说苑》中出现了将此五位刺客义士打散后重编的思维与叙事新编。在从《史记》文本叙事到武梁祠画壁画像叙事之间,"要离"重新被型塑并经历了由"刺客之外"到"刺客之内"的角色转变历程。     

启蒙话语中的“无讼”景观

通过引入"无讼"这一法律文化概念,可发掘出一类独特的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无讼"。启蒙话语中的"无讼"内涵着三种叙事模式。"无讼"叙事隐含着现代作家对国民性以及传统礼俗文化的双重批判向度。"无讼"叙事与启蒙意识形态支配下创作主体的批判性创作动机有着内在关联。这决定了"无讼"文学文本对"无讼"复杂思想内涵的揭示总体上只具有片面的深刻:侧重表现"无讼"是传统礼俗文化塑造的结果,是国民意识保守的产物,而无意于探索其客观根源、深厚的人性基础和作为一种个人选择的独特个体性。但严肃现实主义的客观写实精神毕竟能够把"无讼"的复杂内涵客观地涵融进去,这就为我们阐释"无讼"文本的客观性和人性内涵留下了批评空间。因此,要深入阐释"无讼"文本,研究者须超越启蒙意识形态的支配,具备符合"无讼"文本本身特点的"法"的批评眼光。     

多元价值审视中的现代新儒学

本文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予现代新儒学 (现代新儒家 )批判以公允的评述。本评述涉及自由主义立场、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非自由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现代新儒家批判。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新儒家的批判 ,可以视为自由主义西化派、马克思主义派在当代继续与文化保守主义派抗衡。而诸多非自由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现代新儒家批判 ,可以从视角上区分为情感上同情不同情、学理上认同不认同四类。就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无法舍弃现代新儒学来谈这个意义上讲 ,如此客观地分析不同价值审视下的现代新儒学批判 ,将成为当前中国哲学现代化研究中的前沿课题。     

孟子与“疑经”时代

孟子是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们通常以为,孟子与其他儒家学者一样,相信《诗经》、《尚书》等经典,并通过传播经典,弘扬儒家思想。然而,从文献和思想史的双重角度来看,与其说孟子"传经",不如说孟子"疑经"。面对《诗经》,孟子提出"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针对《尚书》,孟子主张"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对待《礼》,他认为也不必恪守于字字句句。这反映了孟子对待经典的反思、质疑与怀疑的态度和意识。这种态度与意识是孟子哲学尤其是其语言哲学的必然结果。同时,《庄子》、荀子等对经典的批判也表明:此一时期的经学已经进入到一个需要反思、怀疑和批判的时代——"疑经"时代。孟子所倡导的"疑经"时代,为后来经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周作人的“十字街头的塔”与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

1925年2月周作人发表《十字街头的塔》,反映了他对学院文化、革命文化的双重不满。"十字街头的塔"的选择,在客观上滥觞了"十字街头"与"象牙之塔"截然对立的话语方式,是1928年革命文学倡导,1930年代不同政治、思想文化倾向的文学,几乎相一致运用这一话语方式的根源之一;同时这也为学院知识分子不敢正视或逃避严酷的社会现实斗争提供了思想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