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听作为取证手段的法律问题

监听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同时监听也是一把双刃剑,如对监听不加任何限制的采用又会严重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因此,各国大都对监听的采用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防止侦查机关滥用监听。我国虽然在侦查实践中对监听措施经常采用,但在刑事诉讼立法上对监听缺乏明确规定。规范监听立法及在证据效力上对其正确定位业已成为改革与完善侦查措施以及刑事证据制度的当务之急。     

论刑事司法中的秘密侦查措施

秘密侦查措施是我国侦查实践中应用较为普遍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 ,但我国立法对与公民权利保护关系重大的秘密侦查措施不作任何规定 ,导致大量“法外立法”、“法外执法”等背离程序法制要求的违法现象的产生 ,这与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背道而驰。秘密侦查措施的存在和被限制集中体现了自由和安全价值之间的冲突和平衡。克服我国秘密侦查措施因其神秘化倾向而造成的消极影响的主要途径就是对其进行“法制化”改革     

职务犯罪侦查措施探析——以查询存款、汇款相关问题为视角

查询存款、汇款作为一种侦查措施,是检察机关获取犯罪线索、证实犯罪、追缴赃款的主要手段,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由于现行立法对于查询的规定尚不完善,加之查询工作的机制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应从立法、查询工作机制等方面加以规范与完善,尤其应建立符合中国侦查现状的银行账户查询制度,这对于检察机关开展各项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法治视野下的监听立法展望——美国监听法律规制的解读与借鉴价值

监听是一项技术侦查措施,在侦查实践中已被广泛应用.但迄今为止,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对监听作出明确规定,这必然导致侦查权的滥用及侵犯公民权利现象的发生,对其予以立法规制显得尤为紧迫.在我国应当设立专门的<监听法>,对监听的程序、条件、适用范围、监听的期限、监听措施的监督、监听材料的效力、非法监听引发的救济等问题明确加以规定,增强其实施的规范性和透明度,以此防止侦查权的滥用和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也有利于监听作用的充分发挥.     

论我国职务犯罪诱惑侦查制度的完善

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诱惑侦查对职务犯罪侦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用。新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了诱惑侦查,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但是在职务犯罪诱惑侦查的具体适用方面,特别是在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职务犯罪诱惑侦查的权力主体、证据的可采性、诱惑侦查的内部批准程序及其规范化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在依法严惩职务犯罪的同时,应当在立法层面和司法实践操作层面进一步完善职务犯罪诱惑侦查的相关配套制度,明确采用诱惑侦查方式侦办职务犯罪的正当程序,建立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违法诱惑侦查取得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以规范职务犯罪诱惑侦查的权力运行,更好地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     

完善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思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定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地位,不仅符合时代变迁的客观需要,而且契合社会发展对刑事司法的必然要求。但由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容易造成理论上的争议和实践中的混乱。立法要尽快细化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主体及适用程序等,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侦查机关技术侦查措施的相关制度,增强技术侦查措施的可操作性。     

简论侦查公正

侦查是刑事诉讼的重要阶段,侦查公正对刑事司法公正有重要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从立法上对侦查公正予以保障,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享有的权利,如知情权、辩护权、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权等.但还需进一步完善加强律师协助权;消除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违法搜查等不公正的现象.为保证侦查公正,建议赋予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辩护权、律师有讯问在场权;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司法审查制度.     

技术措施保护的国际条约义务研究--兼论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自1995年以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两个因特网条约以及《反假冒贸易协定》均设立专章对技术措施保护进行专门规定。因特网条约首次在国际法层面上要求各成员对于技术措施提供适当的法律保护和有效的法律救济方式,但因特网条约仅提供了一个保护技术措施的基本框架,各成员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决定如何履行其国际法义务。反假冒贸易协定将原来因特网条约中留给各国国内法自行解决的问题进行明确,例如界定技术措施、明确禁止规避行为和规避工具。反假冒贸易协定在履行因特网条约义务的同时要求各成员对技术措施提供更高的保护标准,提供更为有效的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在现行立法的基础上对技术措施提供了更为详尽合理的规定,兼具因特网条约和反假冒贸易协定的立法特色。     

论测谎结论的证据法地位

测谎技术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已被广泛运用,并且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我国法律未对测谎结论的使用作出明确的规定,实践中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面对司法实践的超前和立法的滞后,亟待加强测谎结论证据法律地位的研究,以期为刑事诉讼立法添砖加瓦。     

论强制侦查的法律控制--以刑事不立案的标准为视角

强制侦查措施的行使大都与公民的基本权相关，若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措施，强制侦查权就可能被滥用而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当前，我国全凭侦查机关自行掌握强制侦查权的方式存在重大缺陷，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少弊端。有必要借鉴一些国家强制侦查控制制度良性运作的做法，并对当前我国法律上规定的强制侦查控制机制是否具有内在的正当性进行系统的考察，从而对我国强制侦查制度的法律控制机制建构做一宏观上的设计，以规制我国强制侦查权的行使，保护被追诉人的权益。     

浅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活动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介入刑事诉讼,并规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活动,但规定过粗,难以操作。同时,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身份,并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活动进行了种种限制,难以发挥律师在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的帮助作用。     

商业秘密保护立法刍议

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完善是我国经济立法活动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从立法上讲,应该明确商业秘密构成要件在"采取保密措施"上的最低标准,在明确界定商业秘密与国家秘密、私人隐私的前提下扩大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并在侵犯商业秘密权的刑事救济上,进一步细化侵犯商业秘密罪名,规定具体的法定刑,对故意和过失两种主观形态加以区分,规定造成"重大损失"及"特别严重后果"的具体标准。     

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规制

将科学技术手段运用于刑事案件的侦查,是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与进步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反映,也是实现刑事程序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的客观需要。我国现有的技术侦查立法及其制度存在重大的结构性缺陷,这是技术侦查在实践运作中弊端丛生的根源所在,我国应加快对技术侦查的立法规制,将其真正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完善取保候审制度之管见

正确适用取保候审,对于顺利进行刑事诉讼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立法上和司法实践中,取保候审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从明确标准、建立审查制约机制、规范期限和保证金数额、强化监控等方面予以完善。目前我国还不宜全盘移植西方的保释制度。     

数字时代侦查措施的体系建构及程序控制

进入数字时代，信息技术与侦查工作的融合发展促使侦查措施向数字化转型，在实践中新兴的大数据侦查措施的广泛运用与基于物理场域的传统刑事诉讼理论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现行法律规范在侦查措施的法律属性定性、具体种类规定、监督制约方式方面均存在相应的程序问题与司法风险，从而导致对侦查权力控制的乏力与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冲击。为此，应从侦查措施界分标准之明确、遵循原则之确定、规定种类之细化等三个角度，建构符合数字时代刑事司法运行生态的侦查措施体系。在对该体系进行程序控制规则设计时，应以侦查程序的诉讼化改革为前提，以建立侦查措施的分级控制机制为重点，并通过权利赋予的方式增强对辩方的数据权利保障，实现数字时代侦查权与公民权利的良性互动。     

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侦查协助义务

在网络犯罪案件的侦查过程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协助对于侦查机关侦查工作的顺利完成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立法层面来看,我国已初步建立起旨在确立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侦查协助的制度框架;从操作层面来看,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具备了提供侦查协助的现实基础。但在司法实践中,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侦查协助的积极性普遍较低。究其原因,主要有侦查协助范围不明确、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信息保密义务冲突、缺乏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补偿和救济几个方面。当前可通过区别案件类型、明确协助范围、强化监督制约、构建救济与补偿机制四个方面入手,破解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侦查协助困境。     

侦查到案措施:一个初步的制度解析

到案措施是一种侦查权力,具有命令性和强制性特点.我国历代官府都以强制到案措施的使用为主,"捕"或"逮捕"构成传统强制到案措施体系之核心.从功能角度,当代主要法治国家的立法无一例外地规定了多种到案措施.我国现行到案措施制度不仅体现了对传统的继承,也有所发展,这种发展源于对西方制度的借鉴,包括传唤制度与附带期限制度.传唤制度在强制措施之外为侦查机关提供了柔性的手段选择;附带期限制度直接限制侦查权力运作的时界,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的自由保障.两种制度的基点均是更好地保障人权,形成了既具有传统的行政化倾向,又具有西方式人权保障色彩的侦查到案措施制度.     

析探望权法律制度的价值及完善

《婚姻法》第38条对探望权法律制度的规定,是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一大进步。该规定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父或母探望子女提供了法律保障,也强调了对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的保护,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监护制度;同时为我国司法实践中正确处理和解决离婚纠纷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对家庭的安宁、社会和谐、稳定和进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及深远的影响。但是该规定在立法上仍有一些瑕疵,使得探望权的性质、权利主体的范围、未成年人的法律地位、探望权中止的事由、法院如何强制执行等规定的不够明确,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困惑,削弱了其法律价值及社会功能的发挥。     

两大法系法官侦查监督权之比较

综观两大法系刑事诉讼立法及司法实践,都赋予了法官侦查监督权,即法官以第三者的身份介入侦查阶段,对侦查机关实施的侦查行为依法进行司法监督。但由于对刑事诉讼目的、价值的认识差异,以及法律渊源、历史传统的不同,两大法系国家对法官侦查监督权的立法规定也有所区别。本文就这一问题作了一些探讨。     

强化检察机关对刑事侦查活动监督效能的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制度设计上对法律监督原则体现得不够充分,没有建立完善的程序实施机制。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侦查行为的同步监督缺失,对程序性违法侦查行为制裁不力,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监督失灵。为强化检察机关对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规范侦查权的运行,有必要通过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及时介入并引导侦查活动的职权及对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和强制侦查手段的审查权,强化检察机关对违法侦查行为的程序性、实体性处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