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与年号同称辑论

在我国古代郡县州府的行政区划地名或自然山水地名中,有不少与古代封建王朝的年号同称。其中有些地名是由年号而得名,有些则与年号并无直接关系。这一现象既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内容,也涉及到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范畴。前辈学者虽有所论及,惜未系统爬梳整理。笔者今检得为数不少的与年号同称的地名,分类辑录,并略述因由。     

王夫之“封建、郡县之辨”及其“历史通识”

"封建、郡县之辨"是中国历史理论中的重要议题之一,王夫之的相关论述有其鲜明的特色。王夫之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着眼,比较了"封建"与"郡县"之异同,认为"封建"不可复;然而,其亦反对推行"郡县"后的集权与聚敛。王夫之在探讨"封建、郡县之辨"时,分析了历史发展中"势""时""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展现出其历史认识中的"通识"。     

论西汉政论文的政治适应

政治生态的变化影响政论文.西汉一代,政论文适应着政治需要.反思历史教训,阐说治国方略,是政论散文对汉初政治治理需求的适应;论析经济问题,张目意识形态,是政论散文对西汉中期集权政治的适应;阐说为君之道,劝诫奢侈暴政,是政论文对西汉后期衰败危局的适应.     

论西汉的自杀现象

西汉自杀现象并非波及于社会各阶层,而是主要集中在二千石以上高级官吏和诸侯王等一定范围。他们本对生命有着深深的眷恋,希望永生不死地生活着,然而死亡偏偏如影随形般紧跟着他们。皇帝的一己私意,或怨或怒,便可使围绕在他周围的所有人,包括王侯将相、后妃公主、宗室外戚,统统立死不待。因此汉代人的死,充满了恐惧、哀怨和悲愤,他们的自杀行为没有什么信念支持,而只是浸透着屈辱和无奈。     

重庆地名的历史文化意蕴探究

地名是文化的镜像,是反映社会历史的活化石。重庆地名不仅反映了重庆的自然地理特征。同时也记载了这个城市演变过程中的痕迹。重庆地名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凸显了重庆这个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文化积淀。重庆地名文化与这个城市其他的无形文化一起,构成了这座城市的文脉和灵魂。     

西汉鼎盛的气象

西汉中期呈现出鼎盛气象.汉王朝既改良耕作技术,兴修水利,也实行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政策.武帝采用推恩办法,又建立监察郡国制度,还削弱丞相权力.汉王朝用兵南方,出击匈奴,并派张骞出使西域.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有这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实现了高度的中央集权,也使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一般说来,独尊儒学限制当时学术文化发展.不过,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西汉前期文人的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

本文以详细的史实深入探讨了西汉前期文人的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对今天如何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西汉起始年代考辨——兼论楚汉分界问题并问师中国汉史

关于西汉的起始年代,古有定论,不成问题,但目前国内通行的教科书、工具书一般认为西汉元年即公元前206年。然而上述说法都属错误,汉元年并非西汉元年。楚汉分王是西楚立朝的客观证据。以秦接汉或以汉接秦的做法是错误的。     

论汉语地名的政治思想价值

地名是一种社会现象。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政治文化传统,如重姓氏、尊孔子、讲究宗法、奉行避讳制,这些都有形无形地影响着汉语地名系统,使汉语地名具有浓厚的政治思想价值。     

由屈辞古地名的文献阐释看中国古地名文化

屈辞涉及诸多古地名,后世学者对这些古地名的阐释透露出中国地理文化以及国人地理观的诸种特色,如先秦地理观为基于欧亚大陆板块的世界地理意识,后世基于政治、文化的影响而导致这种地理观念逐渐收缩内倾;包括屈辞在内的先秦文献含有大量外来语词和外来地理概念,其中承载模糊语义者可能为音译外来词;音译词进入中国文化后,随即会有新的相应形声字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由音译而生的形声字义不断汉化而坐实;外来地名中的意译词不好坐实,故文献岐说相对较少;外来地名所具特征与中土地理地貌相似多者歧说则多;地名的外延会随政治视域的开合而呈现时代烙印,但总体趋势为南北宏阔、东西短视等等.这些特征极富中国性.由屈辞古地名的文献阐释,进而探讨中国古地名之文化特征,这对推进阐释屈辞文本以及正确认识中国文化的整体面貌或有积极意义.     

论西汉易学天人之道的建构及其文化意义

《周易》在西汉经学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其原因是它为西汉思想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贡献,满足了当时社会重建秩序和价值的理论诉求,此贡献通过天人之道的建构体现出来。西汉易学天人之道的建构思路是,先将易道理论阴阳五行化,通过以卦象为媒介的宇宙图式表达新的天道观;再依据天人同气、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的理论模式,为人道提供来自天道的权威依据。这一天人之道的理论系统,因其整体性、孕育性、延伸性特征,催生出其他新的学说,对汉代以及后来中国民间社会产生了全方位的深远影响,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座独特的高峰。     

略论西汉与匈奴的和亲政策

"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通用的一种处理少数民族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特殊手段,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很长时间.而西汉王朝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和亲创始王朝,其和亲政策更能反映出最初的和亲政策对一个王朝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两个民族之间关系的影响,这对我们研究整个中国的和亲史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就西汉王朝与匈奴之间和亲的三个阶段来进行简单梳理.     

试析西汉易学的政治化特征

西汉时期,一大批易学家用自己的“易学”知识论人道、定人伦、明王道,冀图以《周易》为工具实施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在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实践中,这些易学家不断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易学”思想,建构了自己独特的“易学”理论体系。本文以贾谊、董仲舒、京房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分析西汉易学产生和发展的内、外因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西汉长安居民的生存空间

有关西汉长安居民户口的数量,《汉书.地理志上》提供的数据是“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有学者以为户均3口的数字偏低,若每户以5口计算,当在40万以上,再把皇族、士兵、僮仆等计算在内,全城人口当在50万左右。或说“西汉长安城在鼎盛期的实际人口数可能远远不止五十万。”有的学者根据关东漕运至长安的粮食数量,估算可以养活46万人。有的学者则就其计算方式提出异议。论者认为,“汉代城市中有不少农民。大城市中农民比较少,但也不是没有。”以为长安城中居民有在城外耕作的农民的说法,尚需提出充分的论据。以考古数据与文献记载相结合,我们可以较为真切地认识西汉长安居民的生存状况。元康四年“诏复家”时居于关中的“亡国”“列侯”家族成员,有长安40例。分析相关现象,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西汉长安居民人口控制的政策。西汉长安城内有限的平民居地集中“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以当时的居住习惯判断,生存空间十分狭小。然而通过“乡”的设置,推想有部分长安户籍资料统计的民众居住在城外的可能。而长安大都市功能的实现,又因诸陵邑的作用而有以补充。     

试论西汉的经济转型

西汉是中国传统经济制度的形成时期.自战国起,传统经济制度的基本要素开始孕育.至西汉中期,各种经济转型相继完成,包括以"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为特征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以"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为内容的租佃制成为最主要的土地经营方式;以"上林三官钱"为法币的五铢钱开始由中央政府统一铸造并发展成为最重要的货币形制;盐铁官营、酒榷、均输以及平准等成为最主要的工商经营方式.西汉经济转型之完成,标志着中国传统经济制度的正式确立.     

跨越"鸿沟":西汉官员迁转途径探论

官员迁转是战国以后职官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汉时期,为巩固君主专制制度,统治者以对官员升降迁调为手段,实现对官员的赏功励能和奖优罚劣.根据对传世文献以及部分出土汉简材料的分析,西汉官员的迁转途径,除传统的察举、考核之途外,官员的自荐、他荐乃至检举告发他人之奸匿行为亦是西汉时期官员迁转的重要途径.受制于君主权威的西汉官员迁转管理,虽然在提高行政效率、巩固君主专制制度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也有自身的消极影响.     

西汉的行政权力与民间文化

本文就汉武帝设立乐府的职责意义,哀帝省乐府的方略,及其所反映出的垄断的、一元的西汉行政权力对民间文化的控制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意识形态霸权等问题作了探讨。     

越南地名中的古代遗痕

带有先秦至五代初地名遗痕的越南地名,全部分布于今越南顺化以北,而以红河流域为主,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汉唐帝国的南至以及在越南实行管理的中心地域;反映了汉唐行政制度影响的持久,同时也反映汉唐行政文化在近代越南的淡出;此类地名中存在无意识或有意识指射情况,甚至还出现位置互倒现象;此类地名古今发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今越南语言演变趋势;此类地名除了沿用古代政区名称外,就是取自英雄人物姓名,自然物地名流传至今者较少,比较单调,且英雄人物多处重复命名,从而降低了特定地点的纪念意义。     

“五城”地名由来浅探

华夏古文明，徽州算一宗。浩瀚徽州文化，地名算一宗。展开古徽州的版图，那星星点点的村落名，无不映射出古老徽州的自然、人文景观特色，蕴藏着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安徽省休宁县的五城就是一个久破未开的地名谜，更是一个玩味不透、开掘不尽的千年古镇。五城地处县南26公里，处古徽州府通往所属婺源县的驿道上，如今依然为黄山市府屯溪或休宁县城通往江西省婺源县要道上。五城有三件宝，棕绷、米酒、豆腐干，享誉遐迩。五城，好气派的地名，望文生义即为五座城。缘乎此，自古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