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的现代经典诠释 --试析庞朴"中庸"视野中的"儒家辩证法"

中庸之道是儒学一以贯之的思想要义.庞朴先生所建构的"中庸"视野下的儒家辩证法体系是中庸之道现代诠释的经典范例.本文从经典解释的角度出发,在分析了其学术与思想意义之后指出,作为经典解释它还是一种叙事性解读和工具性措辞,它展现了解释者之主体性与经典文本的内在活力之间的圆融契合.     

"罢黜百家"还是"熔炼百家"——论董仲舒思想的"杂家"特征及其历史影响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政治史、思想史上的重大转折,促成这一转折的董仲舒亦因此获得了"儒首"、"儒宗"的地位.但从思想成分看董子并非"纯儒",而是"杂儒",他延续战国后期诸子"百虑一致"的趋势,把百家思想与传统儒学熔于一炉,炼就了迎合帝王政治需要的新儒学.由于这种"官儒"已采百家之长,既适应国情特点又可"通万方之略",这就为"罢黜"与"独尊"提供了条件,为战国秦汉以来的治道探索划上句号,并开创了后世王朝"霸王道杂"的先河.     

儒家外王学体系的现代建构——熊十力《读经示要》"群经治道九义"阐微

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概括出"群经治道九义",借助儒家经学的形式建构起了一个外王学体系.通过阐发"群经治道九义",熊十力确立了内圣开出外王的基本模式,在此基础上详细阐述了儒家礼治的思想内涵及其历史发展,尤其是对儒家礼治的差异精神与近现代平等理念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群经治道九义"是熊十力数十年艰苦探索儒家外王学的结晶,尽管他后来结合时代变化有新的思考,但在总体上都没有实质性的超越."群经治道九义"的提出,标志着一个现代形态的儒家外王学体系的确立,对其加以考察,可以加深我们对儒学思想及其现代命运的理解.     

荀悦《汉纪》史论的学术特征论析

东汉末年的学术思潮,在秦汉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荀悦<汉纪>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编年体史书.其中,<汉纪>的史论以多种形式出现,集中体现了荀悦的学术思想,同时也反映了东汉末年学术思潮的时代特征.即儒学开始衰落;强烈的政治批判思想倾向;易学从重象数向重义理转变;诸子之学兴起.     

濂溪“立人极”的成功尝试及其现代名示——从傅伟勋“生命的十大层面”理论模型说起

儒学是一种生命哲学,在传统中国对治生命问题上超过重要的作用.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生命的各个层面也得已全面展开与落实,内容也更加丰富.濂溪面对佛学之繁荣,通过重述儒家经典,吸纳玄佛宇宙论、本体论思想,重立儒家之人极,开辟出宋明新儒学的新局面,实有值得当代学者借鉴之处.本文试图以傅伟勋教授"生命的十大层面"理论模型作为参照,分析新儒学开山濂溪面对外来佛学而从儒学入手"立人极"的成功尝试及其现代启示,为儒学在现代的创造性转化作一参考.     

儒学在朝鲜半岛的早期传播

至晚在公元前2世纪初,已经有能够讲授儒家经典的中国学者进入朝鲜半岛北部,这是儒学在朝鲜半岛传播之始.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南部的时间相对较晚,但也不会晚于公元5世纪.最早在朝鲜半岛传播的儒学可能与谶纬卜筮关系密切.朝鲜半岛的儒学一直受"北学"影响较深.儒学虽然较早地进入朝鲜半岛,对朝鲜半岛古族风俗的影响却并不十分明显,其真正成为朝鲜半岛内政权的治国思想是在统一新罗以后.     

"国学"不宜用于命名一级学科

当下学界最出格的"国学热"莫过于欲将"国学"推上一级学科位置的盲动."国学"一词原本有特定的指称对象,即"邦国库序".汉唐以来,国学主要指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及其附属的等级地位最高的国立学校,而崇尚儒教为"天子之学"的一般特征.正是由于儒学即国学、国学即儒学的涵义根深蒂固,一些学者所谓的"国学观"之争主要是儒学观之争,而儒学观之争的焦点又是儒学现代价值之争.独尊儒术的"国学"不适用于现代;区隔中西的"国学"存在重大偏弊;涵义混乱的"国学"无法界定学科;夸大功能的"国学"不能使之太热.如果将"国学"列入一级学科名录,就会对中国现代学术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戴震关于儒学治学旨归的辨析

圣贤以后的儒家学问,就是通过儒学经典的研习以揭明圣人之道且身体力行,这是孔孟以后儒家学者的共识。但是,经典所明之道究竟是不是圣人之道,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戴震提出判定所明之道是否为圣人之道的双重标准：以训诂考据手段揭明经典义理,通过学以致用去实现和确证儒学真理。戴震通过确立治经明道的双重标准以诠释儒学治学旨归,对于全面、完整、准确理解和把握儒学思想特质和儒学思想的实现方式,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本相存在与角色存在看"舜之封象"、"子为父隐"

黄裕生先生从“本相存在与角色存在”的方法原则出发,认为“舜之封象”、“子为父隐”是违背公正原则的。其实,即使从这一方法原则出发,也不能得出上述观点。“舜之封象”、“子为父隐”不仅没有违背公正原则,反而正是本相法则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运用。在运用西方思想分析中国儒学的经典时,一定要注意对经典的理解,否则我们的分析就无法触及中国儒学的核心。     

论"王权主义"的理论价值与儒学现代性

"王权主义"是对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及其思想文化的整体概括,这一论断具有明显的理论价值.鉴于这一观点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深刻批判性,本文认为应该从合理性与现代性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传统政治思想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某些政治哲学认识和政策性论断方面.不过,思想的合理性并不等于现代性.从政治价值的视角来看,传统政治思想的主体价值结构与现代化理念是相悖的,先秦儒学与汉代儒学在价值准则上也是一脉相承的,因而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思想并不具有现代性.     

论《淮南子》中的儒学批判

《淮南子》是以道家思想为主调,杂取儒、法、兵、墨等诸家言论,故而此书既反儒,又拥儒,还有中和儒、道两家的主张,显得比较复杂。就其反儒言论来看,《淮南子》批判儒学的力度还是很大的。刘安和他的宾客们认为儒学是大道沦丧之物,为衰世所造;儒学是一曲之学,并非治道之本;儒学背离人的性命之情,是舍本逐末;儒学顽固守旧,不能与推移。《淮南子》批儒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显示了学术独立的可贵,同时也宣告了一个学术时代的终结。     

"哲学vs.科学"与"哲学vs.宗教"——兼论儒学在现代中国的身份之争

要重探"儒学"在新时代的定位问题,在我看来,要再度考察"儒学"与"哲学"、"宗教"、"政治"这三维的关系问题.首先,作为"中国哲学"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学"的近代化问题,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命题息息相关.其次,"儒学"究竟是"哲学"还是"宗教"？新的"现代化"的"儒学",应该往哲学的路上走？还是往"宗教"的路上走？再次,"儒学"如何介入"政治领域"并成为中国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本文拟回到"现代中国哲学"之建立／发展的萌生阶段,重审现代学人／哲人对重建新儒学／现代中国哲学的努力,以此思考"儒学"之重展活力的可能.     

汉代"独尊儒术"的理论先声——再论《新语》之于"独尊儒术"的重要性

其实汉初儒学并非在野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已与王权结盟,武帝时其独尊地位只不过是这种结盟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陆贾的<新语>起了重要作用:它在汉代率先尝试以儒学统一思想,以巩固大一统封建王权;率先尝试儒学信仰化,以使之成为王权政治合法性的宇宙论终极依据;率先尝试儒学儒术化,以使之成为王权政治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率先尝试儒学制度化,以使之与王权结盟并以制度化的形式稳定下来.董仲舒正是沿着<新语>的路子,使"独尊儒术"得以完成,故<新语>实是汉代"独尊儒术"的理论先声.     

论顾炎武的经学道统观

顾炎武以"考据学"为手段,在浩繁的著述中以"求真务实"的特点展现着自己思想的魅力.他把儒学之精髓概括为"经世之经学",对儒学的道统作出了独特的经学化的分析和诠释.在对宋明理学的反思中,顾炎武旗帜鲜明地反对陆王心学,批判陆王心学的空疏无用,尊崇经学意义上的程朱儒学,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口号,他以经典考据为治学之方法,以经世致用为治学之目的,建构了通经致用的经学道统观.     

儒学与“六经”的文化同源与相互生成

儒学与"六经"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六经"孕育了儒学?还是儒学推动了"六经"的形成?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儒家学者源于三代王官之职的"司徒"、"师儒",儒家经典则源于三代王官之学及相关文献典藏。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儒家学派具有华夏文化的自觉意识,积极继承三代文献典藏中的政治智慧、伦理价值、礼乐文化,从三代文献典藏中收集、整理"六经"文本,并作出创造性诠释。从文化渊源的角度来考察"六经"与儒学,可以说它们均是三代文明的产物;而从文化建构的角度考察"六经"与儒学,则应该将它们看作一种相互生成的关系,"六经"原典的思想文化孕育、滋养了儒学,儒学推动了"六经"体系的建构。     

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与"儒学道德"

在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儒学道德"由明治时代开始时的被冷落、被排斥到"儒学道德"的复活;又从"儒学道德"的复活到"儒学道德"的被改造利用,直至明治政府颁布以"儒学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方针及国民道德方针,"儒学道德"在与"西方道德"的较量过程中显示出优势,甚至达到了至上的地位.明治时代后期日本对"儒学道德"思想歪曲恶用,二战后日本对"儒学道德"的利用又恢复到常态.在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无论是排斥、否定"儒学道德",或者崇尚"儒学道德",或者恶用"儒学道德",都无法将日本的道德思想与"儒学道德"剥离,"儒学道德"一直与明治时期的"道德运动"密切关联.纵观明治时代日本的"道德运动","儒学道德"是日本明治时代"道德运动"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一直是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言意之辨"与宋明理学

以"言意之辨"的方法,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建构"性与天道合一"的本体论的形而上学体系,弘扬儒学精神,是宋明理学家之所以能够实现综合创新的深层原因,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得意忘言"经典解释方法;二是"圣人体无"的本体直觉方法;三是"辨名析理"的逻辑建构方法.     

新儒学"成己"旨趣与易学诠释

传统中的新儒学(即宋明理学、亦称道学),内在的含有"成己"旨趣,即从当下的自我做起经由学、行工夫,证到个体本有的灵明道体,前者称为工夫论,后者称为本体论.在新儒学思想中,这种最终证成的境界即其所追求的内圣外王的圣人境界.与此相应,<易传>中"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一思想表述,与新儒学这一境界的追求是一致的.基于此,<易传>这一主题表述为新儒学初创阶段的儒者在阐发新儒学时所倚重,尤其是新儒学在阐释其形上道体时,更多的通过对易道的阐发而展开.本文通过分析指出,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诠释理路上看,易学诠释与新儒学的"成己"旨趣是一致的.     

论墨子的"强力"思想及影响

处于战乱频仍时代的墨子,认为天下之治和兴万民之利乃是大"叉",必须强力而为.在这种"强力"思想的指导下,他敢于担当,刚健有为.提出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教育主张.他摩顶放踵,穷且弥坚.艰苦践行着自己的主张.使得墨家学派迅速成长,一时与儒学并为显学.然而,这种贵力尚强的哲学也成为墨家迅速衰微的关键原因之一.     

从治道视角论王符天人合一思想

本文由治道视角入手,从天人合一于阴阳、天人合一于人、天人合一于宜三个方面,论述了王符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并相应论证了治道之行为合法性、治道之价值论与方法论等治道的形而上依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