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诗学再思考——以《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为导引

余虹教授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一书意在借助现象学还原的基础上区分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这两个概念,并指出二者的不可通约性。他的研究为澄清这两个重要的学术概念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看法。也为后学跳出西方文艺理论话语范畴,重新发现中国文论的真意提供了可能的进路。本文有意对余虹教授的这一著作进行一个有关思想史脉络的梳理,进而提出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古典诗学存在一种先天共有的关怀。由此构成了二者在对人的教育问题上可以进行比较的空间。     

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的早期实践

中国现代比较诗学的早期实践开始于“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早期的中西比较诗学实践顺应中西文化交流的时代潮流,在推动新文学运动发展的同时,也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上留下了很深的印痕。但中国现代早期的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实践在表现形态上还很不纯粹,也很不完善,远远没有达到比较诗学学科阶段所具有的规模和水平。     

百年中西比较诗学概论

一百年来的中西比较诗学由三大板块构成。第一，以王国维、鲁迅、吴宓、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王元化、刘小枫、曹顺庆等一大批学者为代表的中国大陆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它具有“两头厚重、中间薄弱”、“从自发到自觉，由实践到理论”、“从中西二元比较到中外多元比较”以及“充满思辨色彩”等几个基本特征；第二，以刘若愚、叶维廉、黄维樑等为代表的海外华人与港台学者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一定程度地弥补了大陆研究的空白时间段；第三，以厄尔·迈纳、米列娜、宇文所安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在突破西方中心论和促进中西诗学     

中西比较诗学中的诗与史

“六经皆史”,史、诗相混的观念在中国古代一直很有影响;西方诗学则更强调诗与史的不同,诗与史相混的观念几乎没什么地位。中西方诗学的这种差异,根源于历史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对诗和诗学的影响及关系不同。对诗与史的关系,中西方诗学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都认为二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诗与史的联系不仅表现于发生学,还表现在诗人与批评家不可或缺的历史观念和诗与史互补互动等方面。二者区别不仅在于所描写的对象、所表现的内容、所塑造的人物,所使用的语言等方面,更在于其主体性、真实性等等的不同。     

中西比较诗学的对话危机及诗学话语转型

寻求对话是当代中西比较诗学的一个热门话题和主张。究其根源,一方面是中国传统诗学在西方诗学冲击下凸现出的＂现代转型＂使然,另一方面是西方比较诗学界对于包括中国传统诗学在内的东方文化视野的吸纳所致。当代中西比较诗学对话的危机,不仅体现对于片面地将＂对话＂解释为＂理解与沟通＂的理论解读层面,而且存在于机械地套用西方诗学话语＂阐发＂中国诗学话语的具体实践层面。而破除中西诗学对话危机的出路在于突出对中西诗学话语的语言性分析,通过对中西诗学话语的分野、融合和转换的揭示、归纳和总结,为中西诗学深层次的理论对话的展开创造必要的条件。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将不可避免地告别惯常的文化或哲学比较模式,围绕着中西诗学话语的分野、融合和转换这一主轴,坚定地走向中西诗学的语言阐释之途。     

叶维廉中西诗学研究论析

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对中西诗学提出了寻求跨中西文化共同文学规律的口号,他努力从东西方传统诗学的比较中寻找共同的"模子",以此探讨其中存在的汇通与歧异,并对中西诗歌作了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辨析,有利于对中国传统诗歌的总体把握,值得中国学者参考借鉴.     

跨文化比较研究中的相对主义——兼论厄尔·迈纳《比较诗学》

相对主义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的运用尚处在这样一种阶段:作为打破各种中心主义和独断论、唯我论的一种必须采用的暂时性策略.但相对主义又必须超越,因为相对主义事实上可以导出种种变体,以至重新回到之前的研究轨道上,或走到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上来.因此,在比较研究中如何超越相对主义应当提上日程.而厄尔·迈纳提出的"总体诗学"即是对超越相对主义的一种有力尝试.     

刘勰与亚里斯多德的功用诗学观比较研究——《文心雕龙》与《诗学》比读

从文艺的本源和发展、文艺的社会功用、文艺作品的内容标准等三个方面对刘勰与亚里斯多德的功用诗学观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其理论上的共同之处和各自历史文化传统造成的差异,将各自的优势和局限进行互补和整合,对发展世界文论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西诗学本体论比较研究

中西文化由于最初的思维方式不同,因而产生了不同取向的文化现象.西方以知识论为主流,而中国则侧重以道德形而上学为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诗学是以道德本体论为主的诗学体系,即"诗言志",与西方以认识论为主体的诗学,即"摹仿说"有着极大的不同,由此而展现出的不同的诗学方向正是中西诗学体系不同的关键所在.     

比较意象诗学

本文重点讨论的问题是 :意象的渊源与形成 ,超越时空的意象差异 ,意象的组合和形式 ,以及意象作为文艺作品生命的细胞 ,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的作用。     

张隆溪与刘若愚诗学之比较

在海外华裔学者中,尤其是比较学界,刘若愚和张隆溪都是很有影响的学者,他们的著作在大陆也很受欢迎。但是他们的研究路向有所不同,对二者比较研究,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比较诗学的研究方向,也有助于了解作为华裔学者在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心态和中国情结。     

走向比较诗学视野的《文心雕龙》研究

对诗学体系理论文本的阐释不应仅从其自身的理论资源出发,还应参照其他文化体系的理论资源,从多种角度、多个层面进行全方位的阐释.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还原真义、校注、译介的层面,还应当在当代语境中运用世界性视野去把握其价值和意义.     

“诗”之“言”——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诗学视域中“不学诗,无以言”,从“诗”之意义视域的转换、“学诗”与“学礼”的对应、“诗”之“言”的价值依据,推动了孔子诗学“哲学的突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味着孔子诗学的道德取向、语辞与语气的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执礼”与“仁”的相通。我们既不能仅以现代汉语的修辞方式,也不能以古希腊哲学传统的诗性语言,来评判孔子诗学视域中“诗”之“言”与“雅言”的思想价值,唯其如此,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才能得到更合理的安顿与理解。     

跨文化比较研究中的相对主义——兼论厄尔·迈纳《比较诗学》

相对主义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的运用尚处在这样一种阶段:作为打破各种中心主义和独断论、唯我论的一种必须采用的暂时性策略。但相对主义又必须超越,因为相对主义事实上可以导出种种变体,以至重新回到之前的研究轨道上,或走到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上来。因此,在比较研究中如何超越相对主义应当提上日程。而厄尔.迈纳提出的“总体诗学”即是对超越相对主义的一种有力尝试。     

东方与西方:中西比较诗学的新拓展

比较诗学的研究就是要在研究中贯穿历史的探寻和美学的沉思,将研究结论提高到跨文化的、具有普遍概括性的理论高度。如果说比较文学史的研究意在揭示人类文学的纵向联系,那么比较诗学的研究则旨在揭示人类文学在精神上的相通性和差异性。既然如此,比较诗学研究的范围就不宜限于某些国家或地区之间诗学的比较,而应扩展其研究的视野。我国比较诗学兴起近20年来,基本上局限于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研究,比较和对话仅限于中西之间,对东方文论的研究较为薄弱。然而在古代,中国、印度、希腊均是世界文学大国,各自创造了独具一格的文论,是世界文论的三大源头,而这三大源头中东方就有两个。遗憾的是我国学者对本国以外的东方国家的文论的研究一直较为冷淡,哪怕是对作为源头之一的印度文论的研究也较为薄弱。     

比较诗学的知识类型和典型问题

比较诗学是和共同诗学、总体诗学以及后现代诗学等三种诗学样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辨明几种诗学的区别和联系,是比较诗学得以合法进行的必要条件。比较诗学最基本的任务就是诗学体系比较。诗学体系比较面对的根本性问题就是文化体系或文化模式的差异性问题。正视古典诗学与现代诗学之间的继承与革新,本土诗学和外来诗学之间的拒斥与接受问题,是正确进行比较诗学研究的前提。     

跨文化的眼光和视野——厄尔·迈纳的《比较诗学》

比较诗学理所当然是一门内容广博的学科。对这门学科研究的任何努力都免不了要求研究者能够对众多方面作出高深的阐释。本文评论的是比较诗学所阐释的两点：即作者对令人满意的概念和实实在在的比较与以建立在详实史料基础上的诗学（ 文学理论） 。文章所遵循的先后次序,是根据三种文类从概念上和历史发展上可以推导出的结论     

德里达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之比较

本文通过解读雅克·德里达 (JacquesDerrida)的《何谓诗》一文 ,阐述了德里达的诗学 ,并指出了德里达的诗学同中国传统诗学的一些相似之处。德里达不落西方传统诗学的窠臼 ,用两个词回答了何谓诗这个问题。这两个词就是“记忆”和“心灵”。     

论中西学术语境下对"poetics"与"诗学"产生误读的诸种原因

无论是在印欧语境下,还是在汉语语境下,“poetics”和“诗学”都存在着从字面上被误读的可能性。在英语语境下存在着欧美学界对“诗学”概念产生误读的三种可能性,在汉语语境下存在着中国学界对“诗学”概念赋予的四个层面意义及其误读的可能性。为了使“诗学”这个概念不再引起误读,笔者主张:诗学就是指涉文艺理论而不是“关于诗的研究”,而比较诗学就是指涉中外文艺理论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中的汇通性比较研究。     

中西爱情诗之诗学差异及成因

中西爱情诗诗学虽有颇多相同之处,但由于文化、民族、哲学、美学观念的不同,中西爱情诗诗学存在不少差异。本文通过例证分析了中西诗学差异,并探究了这些差异形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