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久弥新的自我修养方法

儒学重视内心修养,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慎独就是根据这个观点演绎而成的自我修养的一种方法。它渗透着民族意识的汁液,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特产。《礼记·中庸》:"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     

耿天台识仁尽性的为学方法论

耿天台的思想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前期侧重为学工夫,提倡孔孟之学,主体尽头处当下体认,通过戒慎恐惧的为学功夫保持心体安仁,达到常觉常明。后期排斥佛老虚无与任自然的思想,强调天命不容自己,性帅于天,不可＂诡于大中之矩＂。常觉常明在于＂不滞于物＂,而耿天台在强调戒慎恐惧的时候,执着于心体尽头处,反而有＂滞于物,不得入＂的嫌疑。晚明狂禅之风盛行,提倡孔孟之学有积极的作用,但是＂滞于物＂的问题不解决,就难以显示出儒学应有的积极价值。本文主要论述他的前期思想。     

“通而不失于兑”辨析

《庄子·德充符》中有一段话:“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却,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谓才全.”这段话集中体现了庄子对“才全”之人亦即得“道”之人对“知”、“物”关系的看法,是理解、研究庄子哲学与美学的重要文字.     

《左传》杨注商兑(三)

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僖15 P365）杨注：杜注“先君败德非筮数所生”,乃得其意。洪亮吉诂云“及可数乎,犹言数可及乎, 盖倒字法也”,乃得其解。顾炎武《补正》云“解以数为象数之数,恐非。言先君之败德 , 及今言之,岂可悉数乎？”以“及今言之”解及,增字为训,既可商,而解数为计算,于文 义虽可通,但与上文物、象、滋、数之意毫无联系,断为两橛,恐非传旨,至《释文》以“ 先君之败德及”为句,俞 《平议》从而为之辞,谓“韩简之意,谓先君之败德 矣,不可 胜数也”云云,尤不近理。按：诸家解“及”,皆非。徐仁甫《广释…     

孝经补传述礼

孝经者合修齐治平之事。而归之于孝也。故曰孝为德行之全。百行莫先于孝也。后儒或疑孝经偏重于显扬。不知孝经言天子之孝。即由爱敬所推致。则尊亲者其分量之所极。而所以能致尊亲者。不出乎门内之爱敬也。夫百行之美。一有不能致其极。则于孝子立身之道有亏。使夫人刻刻有不可为人不可为子之心。而后立乎天地之中。无一事不敢不自勉。以求克尽乎人道之极。始克尽乎子道。是     

季札评《诗经·郑风》之“细”涵义探微

《左传》所载季札观乐一事历来备受关注，他对《诗经·郑风》之“细”含义的评述，各家对此众说纷纭。检索《左传》所引《郑风》与传世《郑风》在汉、宋时期的接受情况，回到历史语境，运用诗学相关理论，结合音乐学、社会学方法，以发展观念从诗与乐的角度分析季札所评《郑风》“细”的内涵及其影响。从乐评角度看，“细”指音乐的繁杂、精妙；从诗评角度看，“细”指诗词内容多言男女情爱之事，感情表达繁绮细腻。《郑风》在春秋时无论是文本内容还是音乐效果，在审美上都有突破。季札对《郑风》的评论具有文本与音乐的双重指向，深层心理更多体现了对艺术美的恐惧，“是其先亡乎”也是一种戒惧的忧患表述，不能据此质疑季札观乐的可信性。这一心理与思想对孔子以及汉、宋诗评影响颇大。     

“七子之冠冕”的另一面──王粲实用文章价值初探

王粲，向来以“七子之冠冕”见称于后世。后人所赞赏者，主要是其《七哀诗》、《登楼赋》等诗赋作品，至于其议证论理、应制典策之类的实用文章，却鲜有论者。这固然与王莱“文不如诗”有关，①但恐怕与魏晋以后“重文轻笔”的文章观念也不无关系。事实上，在王荣集中，关涉世事时政的应用文所占份量很大，与“建安七子”其他六人相比，仅逊于孔融。鉴于以下几点原因，笔者以为应对王集这类文章给予足够的重视：第一，刘辩说：“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能兼善，辞少暇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②这就告诉我们，王浆“文能兼善”，只…     

论庄子的“无知”“不知”思想

论庄子的“无知”“不知”思想邓联合在庄子看来，人们的知识是分为不同层次的。例如，他说：“小知不及大知”①、“大知闲闲，小知间间”②，这是将知分为大小；又说：“小夫之知，不离苞苴竿牍，敝精神乎蹇浅……彼至人者，归精神乎无始而甘暝乎无何有之乡”③，这是将...     

公孙龙正名实的“唯谓”逻辑思想

名实问题是先秦逻辑争辩中的重要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公孙龙在《名实论》中集中阐发了他的“唯谓”逻辑思想,他说:“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彼彼当乎彼,则唯乎彼,其谓行彼;此此当乎此,则唯乎此,其谓行此.”就是说,“名”(概念)要做到正确使用,就得专一地称谓(“唯乎”“其谓”)彼“实”或此“实”,比如面对“白马”之实,只能用“白马”之名来称谓,不可用“马”之名来称谓.这种思想,一方面确实肯定了概念的确定性,避免相互混淆;另一方面却也否认了概念本身的辩证特点.下面对此作一些分析.     

孔子语“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新探

孔子语“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新探黄武强孔子语“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见于《论语·阳货》。此语的原意究竟是什么？孔子的政治面目究竟是什么？众说纷坛，我有与众说不同的见解。“畏”和“惧”在古代汉语中，除了有共同之义“害怕”之外，还各有别的义。...     

屈原《天问》“伏匿穴处”考释

屈原在他天才的著作《天问》全文要结束的时候写到:“薄暮雷电、归何忧?厥严不奉,帝何求?伏匿穴处,爰何云?” 对“伏匿穴处”历来有多种不同的解释: 王逸云:“君将退于江滨,伏匿穴处耳,当复何言乎?”黄文焕云:“伏匿穴处’,原之自斥,以斥楚也。仇不可复,怨不可申,生在世间有愧天日,逃遁而为穴处之物类,毋比于人类足矣,复何所云乎?”贺宽云:“‘伏匿’云云,盖自叹也。既见废于君,伏处崖穴可矣,何     

严羽“不落言筌”说的美学内涵

宋严羽《沧浪诗话》提出诗歌创作“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这种理论历来备受责难批评,冯班《严氏纠谬》驳他说:“诗者言也,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咏歌之;但其言微,不与常言同耳,安得有不落言筌乎?”何焯也说:“刘后村有云,‘诗人以少陵为祖,其说曰,语不惊人死不休。诗家以达摩为祖,其说曰,不立文字。诗之不可为禅,犹禅之不可为诗。’此论足使羽辈结舌。”(《严氏纠谬评语》)他们都误解不落言筌为不用文字语言。这种看法在文学批评史上殆成定论。     

《庄子》阴阳宇宙观及其美学特征

《庄子》阴阳宇宙观及其美学特征黄毓任《庄子·天下》曾这样概述庄学的特点：“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与当时诸子百家“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判天地之...     

秦乐考辨──兼论秦乐所反映的秦民族精神

“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落乎言，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吕氏春秋·音初》），作为秦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秦乐，无疑是秦民族精神的反响。秦乐在先秦诸文化区中显示着自己的个性，它的发展轨迹与自身特色恰好鲜明地标示着秦人发展的历程与秦民族精神的特质。这里，我们将对秦乐的发展轨迹及其特色作以粗略的考辨、概述，以期管窥秦乐的发展和它所表现出的民族精神。据《吕氏春秋·育初》载：“殷整甲徙宅西河，犹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长公继是音以处西山，秦穆公取风焉，实…     

试析汉语同义语素词产生原因

汉语复音词中,同义语素词如休息、思想、研究等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追溯其历史来源,可上寻到先秦汉语。例如《战国策·齐策》“齐王闻之,君臣恐惧”中的“恐惧”,《论语·学而》“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中的“朋友”,《左传·宣公二年》“不忘恭敬,民之主也”中的“恭敬”等。汉代以后,这种结构的复音词急剧增加。显然,汉语词汇中大量的同义语素词来源于古代汉语中单音同义词的连用,正如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中指出:“汉语大部分的双音词都是经过同义词临时阶段的。”但是,在汉语词汇的历史发展轨迹中,单音词为什么会产生同义连用现象,以及怎…     

龙文化·义利观·现代化

龙文化·义利观·现代化张子琳世界上并不存在的龙成为华夏民族的图腾、象征。这是因为龙集中体现了华夏民族一种理想。龙是天德。《易·乾》：“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见龙在田，德施普也”；“群龙无首”，“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云从龙”，“龙德而隐者”……...     

大哉尧之为君章

今天的讲题是论语上孔子所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能无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那一章书为什么要讲这个题呢因为尧舜时代是中国政治的黄金时代为后世所不能及后人徒知景仰尧舜而不知效法尧舜所以政治不得清明其实也不是后人不效法尧舜实在因为不知道仿效的方法中国之乱到现在已达极点而一般谈政治的人非理想空洞难成事实即专在组织上订计画忘却大体结果理论与方法愈多而祸乱愈亟一般民众日在乱离之中不得安居乐业遂以为尧舜的盛世是在天上而不在     

“民可使由之”说所见儒家人道精神

郭店简《尊德义》等相关文献为我们理解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的本真内涵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方向.近年的相关研究,略偏重和纠结于“知”与“强”的对应关系,多从单纯治术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古汉语中为一典型的兼语句式.这两个使令动词后加兼语、加谓词性词组构成的兼语句子所表示出的,乃是两种不同的教化方式.“知”与“强”二字亦并非一种简单对应的关系.“民可使由之”之“之”,既非指“民”,亦非指“王”,而是指“王教”、礼乐或“道”.此道、礼乐,是统治者和天下百姓所应遵循的最高原则,而王与民当共由之.旧注理解“民可使由之”的“王教”论域,更接近于问题的本真.《尊德义》通过“道”的本体义与随从、引导诸义间的内在意义关联性,揭示出了其德教原则的形上学根据.“使由之”或“使道之”这种为政、教化的方式,其精神本质就是要把“民”先天所本有的“道”在民自身中实现出来,而其实现的途径,则是“德教”.儒家反对使民“知之”,此“知”应读如字;其所拒斥的正是人主以强力推行其政令那种愚民的暴政.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绝非一种单纯为人君谋的统治之术.其将人先天固有之道“还”给人自身,导民由乎自己以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政治理念,体现出了一种高远的政治理想和切实的人道精神.     

“民贵君轻”说的盲点及其他——兼与“以人为本”比较

“民贵君轻”不是一个命题而只是一个话题，是孟轲由此出发来肯定其核心观点“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由头。这种“得乎……而为……”句式，潜藏着以民为工具而以天子为本的奥秘。它与“养民”说、“诛一夫”说，与“王道”“仁政”和“与民同忧同乐”主张相表里，贯穿了《孟子》全书。作为口头禅的“民贵君轻”，就是“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盲点。它遮蔽了此话题所有关于“以天子为本”的实质内容。为深入考察，本文分析了孟轲的教育背景、游说对象和心理动机，也追溯了孟轲之前“民为邦本”说、“民为君本”说和所谓的“以民为本”说之源头．指出了其间一脉相承的联系。与此同时，还将具有宗法性和皇权主义特征的“民贵君轻”说与具有现代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的“以人为本”施政理念做了比较，并说明了根本差异。     

《金瓶梅》价值的货币文化解读

从货币观念的视角审视货币所引起的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不失为文化史和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金瓶梅》中人物的货币观念、消费观念、价值观与审美观已超出了传统的农耕文化体系,《金瓶梅》因而成为一种具有近代货币——文化本质内涵的商业文学,即由以稳定性和道德至上为其精神特征的“发乎情,至乎礼义”、重义轻利的农耕文学,演变为以“寻新求变”和金钱至上为其精神特质的“发乎情,至乎利益,披乎礼义”的重利轻义的商业文学。这种变化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