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纳博科夫文学创作中的世界主义倾向与文化立场

从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创作中的文化动因出发,从文学与文化的层面,探讨基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所形成的新的世界主义,可以发现纳博科夫的创作目的在于寻求一种人类理想化的存在空间,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其创作的文化立场和世界主义倾向。多元文化背景使纳博科夫能够结合自身流亡经历,更好地展现后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文化错位问题与身份认同危机,从而具备了世界性的文学视野和民族文化站位中的超然立场。因此,将世界主义视角引入纳博科夫研究,将有助于理解跨民族、跨文化文学交往过程中的“他性”和“差异”。     

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在新时期的发展———以乡村小说创作为例

新时期作家在继承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的基础上,对这一经典叙事进行了深化与拓展。深化与拓展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揭示“贫穷文化”对农民活力的扼杀和对其人格的扭曲,观照国民的驯顺、麻木、保守等精神痼疾。第二个方向是考察农民文化人格在特定政治语境中的畸变与异化,既考察特定的政治文化所致的奴性,又观照主奴根性的“主性”所致的文化人格缺陷。第三个方向是审视传统农民文化人格在现代社会经济中的不适应性,这种审视有两个重点：一是考察小农意识在新型生产关系中显露出来的种种局限,展示小农文化心理导致的文化人格缺陷;二是揭示落后农民对现代经济社会的隔膜,凸显他们在现代生产关系面前的“现代愚昧”,进而否定传统农民文化人格。新的思想资源、新的社会问题和文学自身发展等诸多因素,促成了该领域传统叙事模式的转型。     

从“王抑庵入阁”之争看明人对阁臣标准认识的变化

明朝内阁初创时期,阁臣成分复杂,除解缙、三杨等人外,还有一些次级阁臣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内阁事宜,王直即是其中之一。王直入阁既没有殿阁大学士的头衔,也没有奉明确的“入阁办事”诏谕,因此后世史家往往不将其视为阁臣。万历时人沈德符撰《王抑庵入阁》对此加以考辨。其实,明代内阁及阁臣的身份、地位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后世史家以身处时代之状况推及以前,所以对于特殊时期的一些事例,把握难免有失偏颇。     

类指句的体验哲学基础及认知理据

类指句基于认知主体对客观存在的主观体验,对一类事物的某种属性进行概括性描述。结合体验哲学理论和概念转喻理论,对类指句的体验哲学基础及认知理据进行研究发现：（1）类指思维具有体验性、无意识性和转喻性;（2）类指句的认知推理主要体现在“类”与“例”之间的转喻映射关系,可将类指句分为“类代例”“例代类”“类代例和例代类叠加”三种转喻模型;（3）类指句中反例的存在是转喻思维的结果。从体验哲学及认知语言学视角研究类指句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尝试,意义在于为指称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消费者国货意识形成的自我调控机制及实证研究———基于 “大我 - 小我 - 国货”平衡的视角

由于来源国刻板印象、面子观等社会规范压力的存在,中国消费者国货意识的形成意味着他们在态度上实现了由“国货偏见或淡漠”向“国货偏爱”的转变,必然存在“大我-小我-国货”的态度平衡。本文借鉴相关理论,提出了爱国主义情感与国货意识形成之间的自我调控机制及其研究假设,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家自豪感、民族经济忧患意识以及国家集体自尊对“大我”需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大我”需要又对消费者自我肯定程度以及本土品牌满意感与认同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面子观、攀比和炫耀性消费心理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大我”需要、本土品牌满意感与认同度以及自我肯定共同对国货意识的形成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明代的考语与访单

明代的考语是对被考核人员的鉴定;访单,地方则为揭帖,是在考察时分发相关人员进行咨访的文书。考语在考满之后可以作为铨选给由的依据,在考察时则成为评定称职、平常、不称的证据。在官僚政治下,考语不但趋于华而不实,而且出现黑白颠倒,甚至成为主管官员手中的工具,针对这些弊端而出现揭帖、访单,意在监督官员而与考语互为补充。无论考语,还是揭帖、访单,都是在脱离实政考察的基础上生成的,也难免产生各种弊端,以至于成为明末党争的工具,个中问题是值得深思的。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活水源头———法国黑格尔主义与青年马克思的 “再发现”

法国人在黑格尔逝世一个世纪之后接受黑格尔, 这成了20世纪法国思想史上一个“决定性事件”; 而法国知识界几乎同时接受和发现黑格尔、青年马克思与存在主义, 这是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与兴盛一时的“活水源头”。其中科耶夫的“主奴辩证法”、伊波利特的“苦恼意识”以及国内学界罕有人知的阿希洛斯的“关于马克思的提纲”三个经典片断, 展示了他们对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存在主义化解读是如何开启了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探险之旅的。     

“现在”有多长:空时距知觉的分段性研究

人们体验到的“现在”的限度并非一成不变,与时间知觉具有相同的内涵。为探讨人们对空时距形式呈现的“现在”的限度,本研究采用脑电图(EEG)技术,以theta(4-8 Hz)和alpha波(8-12 Hz)功率为指标,考察在工作记忆的保持阶段,1~4 s空时距知觉的分段性,结果发现：不同时距条件在theta波波幅上无显著差异,而2s、3s和4s时距条件的alpha波波幅却显著低于1s条件,表现出分段性,且分界线为1s,说明人们对空时距形式呈现的“现在”的限度约为1s,短于实时距(2s)。本研究首次从神经表征的层面对空时距进行了探讨,并发现时距类型是影响“现在”的限度的因素之一。     

大学生学习动机与学习行为的关系———基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实证研究

部分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表现出较低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学习效果不甚理想。心理学认为,学习动机是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是推动学习行为最重要的因素。本研究采用Biggs(1987) 编制的学习过程问卷和NSSE-CHINA量表,通过两阶段抽样(分层抽样、方便抽样)对首都7所高校的70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探究不同类型的学习动机与学习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表层型学习动机与思政教育学习行为呈负向的因果关系,深层型和成就型学习动机与之呈正向因果关系;在三种学习动机中,深层型学习动机对思政教育学习行为的影响最大。     

技术性·兴趣性·政治性：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三个面向

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并不仅仅局限在技术性层面,在“三才”理论与“重农”思想的影响,许多非技术性的内容也包含在传统农学之中。通过对古农书与古典书目的反思,可以发现传统农学存在技术、兴趣、政治三个不同的面向,而在这三个面向中,主体分别是农民、士人与官府。通过构筑以上这种农学体系,一方面有助于跳出“技术史”框架,而从整体把握古代农学知识;另一方面则可以挖掘农学知识的多重含义,由此揭示知识在不同文本、不同语境中的不同意义。     

历史”的逃逸、“自然”仿像性与 “景观”的自我殖民———新世纪武侠电影的另类迷失与出路选择

在新世纪武侠电影十几年的实践中,历史意识的缺失已经成为“武侠”丧失内功的主要症结。这种缺失,一方面导致武侠电影只能在征调自然景观、历史景观的装饰性上努力,通过“自然”的仿像性实现对“历史”的改装和消费;另一方面,历史深度意义的丧失和景观造成的大众价值观的自我殖民,也进而为各种意识形态在武侠文本中的肆意畅行进行美学护航。以《聂隐娘》《师父》为代表的“作者化”转型,能否成为武侠电影的出路选择,同样值得商榷。     

我国省际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测度与比较

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中职发展现状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设计了由5个二级指标和12个三级指标构成的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指数。根据该指数对我国大陆31个省份2014年的中职发展水平进行了统计测算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近十年省域之间在中职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趋于缩小,但区域差距仍然存在,并呈现出明显的“东高中西低”的态势;省域之间在中职经费供给上呈现“中部塌陷”的困局,中央财政应适度向中部倾斜;中职基本办学条件整体羸弱,且省域之间差距较大,中西部省份亟待实现“底线达标”;中职发展基础、经济发展水平与中职发展规模密切影响中职发展水平,但对各省的作用方式不一;要促进省域中职均衡发展,需要在精准认识的基础上精准治理。     

顺天 富民 乐居——— 《管子》的环境美学思想

《管子》的环境美学思想主要体现为两个和谐：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人与天地(自然)关系的处理上,《管子》一方面提出人与自然相分,自然是客观的,人必须尊重它,依顺它,而不能违背它;另一方面,它又强调人与自然相合,人要善于用好自然规律,让自然为人类提供财富。二是人与人的和谐,它提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居处相乐”的重要思想。《管子》关于环境的认识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更多地从农业生产的角度谈环境。《管子》同时也很重视环境与富民强国的关系,将善待环境看作是富民强国之道。《管子》的环境美学思想,体现出鲜明的农业文明色彩与家国情怀。     

感春之意:从 “诗人在场”谈唐代物候诗学的建构

直接从诗歌文本爬梳物候诗学,从“诗人在场”的角度切入,诗人纵情置身于春天物色中,意识到“众生”的同在与精彩,使物与我成为可以相互转换者,从而揭示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从陶渊明《停云》诗中的春天谈起,唐诗人的徜徉春光,更忙着与自然对话,有李白细听“春风语流莺”,杜甫要“传语风光共流转”,要“嫩蕊商量细细开”而撩动“报答春光”的诚意,而韩愈面对中唐极端气候,先后以《感春》为题创作三组诗,回归晚春,开拓出春天物候的另一个面向。可见可闻的“物色”与“事情”结合,使“义意”因物色形象而具体化,是建构物候诗学的一个重要进程。     

西汉长安的都城美学与物态哲学

在古代中国,都城作为文明的容器,也是政治理想和哲学观念的物态呈现。西汉的政治与哲学均自有特色,这种特色烙印于长安。首先,长安随着政治理念和政治路线的变化,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都城意象的转变。前期以宣示权威为主,追求“壮丽以重威”的美学风格;后期则通过一系列的礼制化改造,将一个世俗而物欲的都城转型为一个更体现礼制原则的都城。第二,西汉哲学虽短于思辨,但长于想象,融入阴阳五行的儒学和神仙方术、谶纬学说等一起提供了“鬼神术数”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下,长安成为天命的暗示和能通阴阳消息的神圣都城。总之,长安作为西汉政治与哲学的物态呈现,从根本上讲都是在为其政权提供不同向度的合法性证明。     

文人之侠的崛起对中晚明文学的影响

中晚明是文人之侠日渐崛起的关键时期。无论是文人尚侠的数量与规模,还是文人交往中对“侠”精神的认同,都显示了较之以往更为集中和典型的态势。“侠”成为文人一种颇有影响力与认可度的品质,进入文人的精神内核。中晚明文人之侠的崛起,推进了明代求“真”尚“情”文学思想的演进,成为多元思想并存中重要的一极。     

“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职业教育内涵建设的思考

“中国制造2025”对我国现有的职业教育体系提出了巨大挑战,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必须以对职业教育范畴的重新界定和学科地位的重新定位为基础才能有所突破。以职业教育的内涵、范畴及地位为切入点,分析我国目前职业教育发展的尴尬处境,及其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不适配的现状,提出新时期对学科地位转型升级的建议,助力升级“中国制造”为“优质制造”。     

历史与合法性:柏克因袭学说考

历史能在多大程度上赋予统治以合法性,这一普遍问题在柏克“因袭”学说中有精妙回答。其精妙性有赖于“因袭”在普通法上的双重含义和英国法政传统的两种因袭主义所提供的空间。柏克之说是对二元因素的糅合。结合语境和文本,大致可识别出他为克服张力所采用的修辞手法。由此,他树立历史的权威,却否认历史可被用作否定当下的外在标尺;确认当下的权威,却否认当下可与历史决裂。其目的在于平衡道统与今王、自由与权威、革命与反革命。其根本教益是用时间的调和性驯化政治主体及其诉求的绝对性,使政治变得有弹性,使张力变得有意义。     

松井石根的南京之行及其责任

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两次到南京。但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境中,对于这段史实,却有不同的表述。挥兵占领“敌国首都”南京时,松井洋洋自得,对已经发生的南京大屠杀,态度是“在所难免”,故作姿态而实际并未严明军纪。而当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追究其作为甲级战犯的战争责任时,松井声明自己并不知情,反复声明自己已经尽责,企图与南京脱离干系,但在起诉方的质证下全面“失守”,渎职之责暴露无遗。松井的南京之行,需要面对“他者”的印证,兼为上海派遣军参谋长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告方证人的饭沼守的观察和陈述,生动地体现了场境转换的影响。对松井石根南京之行三个方面不同的描述,反映了南京大屠杀丰富的历史之维,也体现了历史记述和书写的复杂性。     

明代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考论

宗室在明代社会中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为满足和适应其文化教育的需要,明政府注重对宗室的文化教育。明代宗室所建的文化教育设施不仅仅专为宗室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所使用,而且惠及儒士、王府护卫子弟及贫民。通过考察其文化教育设施的修建,可剖析明代宗室群体人生价值追求的多元取向,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政府对宗室社会的治理理念。